绪论

尽管有民德的存在，但我相信，最幸运的地理环境和的法律并不能维持一种政体，而民德却能让最不利的条件和最糟糕的法律产生良好的效果。民德很重要，这是一条普遍真理，学习和经验不断地将我们带回到它那儿。我发现，民德在我的思想中占有核心地位：我所有的理念最终均回归于此。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有助于，或非常有助于实现其成员的全部潜能，这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的结论，也是其明确的前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是这种不言而喻的真理的主要受益者，犹太教徒和任何有幸生于儒教社会的人同样也是受益者。

——约翰 伯明翰，《那位澳大利亚人》

文化很重要。如果世人需要被提醒有这条真理的存在，那么小布什在伊拉克的行动应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服务的。伊拉克是个阿拉伯国家，虽然没有民主经验，还有两个容易发生冲突的伊斯兰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一个民族语言群体：库尔德人，但它寻求自治。尽管有“阿拉伯剧变”，但是这个国家巩固民主的机会有多大呢？—不仅是选举，还有多方位的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是指所有这一切，阿拉伯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实现了民主的稳定性。

伊拉克战争和在阿富汗的一次与之类似的、令人沮丧的事件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会让世界上致力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很多国家感到难堪。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认为，所有的文化虽然不同，但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如果受到了伊斯兰及其不同流派巨大影响的文化价值观阻碍了伊拉克和阿富汗实现民主的稳定性、社会公正和繁荣—这是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的目标—不是粉碎了多元文化的理念吗？

此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其他文化的价值观、信仰和态度，其中最著名的是犹太教、儒教和新教文化，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我把它们这样排序是出于时间的原因：犹太文化—价值观、信仰和态度—大约有4000年的历史2，儒教文化2500年，新教文化500年)这些和其他几个宗教或民族群体，例如：伊斯玛仪派穆斯林、巴斯克天主教徒、锡克教徒和摩门教徒，享有一整套“普遍进步文化”价值观的成果，例如：关注未来、教育、成就、才能、节俭和伦理道德行为。在瑞典、中国香港和美国不同的地理环境下，这套价值观产生了最成功的社会，他们均受益于其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为早前提出的“资本”概念又增加了一个维度：

金融/资源/财产资本(亚当 斯密和卡尔 马克思)

人力资本—劳动力的质量(加里 贝克尔)

社会资本—社会鼓励其成员交往的倾向性(格伦 劳里、詹姆斯 科尔曼、罗伯特 帕特南和弗朗西斯 福山)

本书的及时章谈到的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密切的关系；它可被视为两者重要的推动力。人力资本在重视成就和教育的社会中比较常见；社会资本则在强调伦理道德行为和信任的社会中比较丰裕。

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日益成为西方政界和学界的主要关注点，特别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因为在这两个社会中，移民极大地改变了其民族和宗教构成。值得注意并与之相关的是，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的评估，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和加拿大的信任水平大大降低。3最近，美国学者罗伯特 帕特南认为，移民是导致信任降低的主要原因：“同我们相异的人生活在一起所导致的短期效应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不确定性—是不是要放低姿态，是不是要缩手缩脚，是不是会对每个人都感到怀疑。我们缩手缩脚，就像一只海龟遇到了一些令它感到惧怕的威胁。”

多元文化主义也变成了国际发展领域的一种主导力量。例如，在世界银行，经济史学家戴维 兰德斯在2000年的一次世界银行会议中提出，一些文化对发展来说是“有毒的”，这一言论让很多观众感到震惊。5小布什政府的理念强烈地暗示了多元文化主义：“这些自由的价值观对每个人、每个社会都是正确的、真实的。”

但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文化相对主义却是非常脆弱的，该理念认为没有文化比其他更好或更坏—只是不同而已。日本文化类型研究的著作《菊与刀》的作者、人类学家露丝 贝内迪克特写道，所有文化“‘都是共存的，是同样有效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从存在的原材料中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她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自足的、自治的、独立的但同时又是平等的。每一种文化都在自己的背景下才有意义，你所要做的只是了解它的背景，然后弄明白人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么做。”

毫无疑问，这是给从事种族志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者们的金玉良言。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理解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体系，民族优越感会严重扭曲这种探索与得出的结论。但如果目标是评估一种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朝着民主治理、社会公正的方向前进，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消除贫困—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提出的目标，情况又会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相对主义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绊脚石，因为评估的先决条件是：一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更能促进进步，而且评估也挑战着文化相对主义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