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落花一瞬，带着美去死。

于日常坐卧中，决死而生，自然是在那一瞬死的决意。

不过，正是此刻，为了死的决意涌出，平素就应视死如生。

平日尤应留心，武士不能自辱其死。人很脆弱，随时都可能死，但不要被别人暗中骂死，更不能稀里糊涂地去死，好使生活趋美，带着美去死。

常朝说：为了容貌适宜，"好不断地照镜子"，作为武士的教养，"胭脂之粉，还是经常装入怀里的比较好。倘若遭遇万一，于醉醒或睡醒之时，脸色有时一塌糊涂"。作为武士，不能肮脏难看地死，死如落花一瞬，平素就要留意。

他说，生活在五六十年前的武士，他们每天早晨一起来，立即沐浴，然后剃净月代，梳理好发型，往头发上喷香，修剪手足指甲，用浮石打磨平滑，为了使它艳丽光鲜，再用"金色草"涂抹，时刻谨慎自己的起居坐卧举止。

如果是很邋遢的样子战死，那么这武士平素的觉悟就值得怀疑，甚至被敌人鄙贱。所以，老人也好，年轻人也好，身体的教养要好自为之。

他自己为此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因为"武士的工作，就是些这样的事"。

五六十年前的佐贺藩的武士，那是连毛毯如何使用都不知道的乡下武士，在时尚面前，他们土头土脑，缩手缩脚，与上方风的流仪迥异其趣。

可是，我们都知道，木村长门守重成，当其率先上阵，攻陷大阪时，他穿的盔甲是用香熏透了的。还有，我们在《平家物语》中曾读到：

梶原源太景季在一之谷的战役中，将一枝梅花插在铠甲之背上出战。

他们是名人，当然与那些不知名的乡下武士不同。但是，他们作为武士活着的生存方式，却绝不是另类。把死这一严肃的事实，就摆在眼前。

在日常生活中，美着，活着，那一瞬一瞬的美的累叠，就是一首诗。

将日常之美，日日经营，并付诸实施，可称其为行动的美学。这样的美学理想，在武士身上，大概就表现为用美来装饰甲胄，以刀枪为艺术品吧。

把他们的武器与欧洲骑士的武器拿来比较，简直有云泥之别。

欧洲骑士们的武备，说到底也就是实用，想方设法，不过防卫自身。可日本武士使用的武器，已然超越了战斗中的血腥，与其说是制敌，还不如说是敌人使他发现了瞬间之美，他要穿透这一瞬间，去把握美的存在。美丽的甲胄和刀枪之属，展示了武士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

武士的爱情，是"忍恋"，常朝说："恋的，就是忍恋。"

然而，常朝说的"恋"，不是指男女之恋，在常朝看来，男女关系，没有真正的爱情问题，那不过是家和家之间的关系，维持子孙的关系。

而真正的爱情，必须建立在那种物质性的关系不能进入的地方。

"死恋之后的烟中，才知道他，只剩下虚无中的思念了。"

这是一首常朝经常引用的和歌，从这首和歌里，我们能理解他说的"忍恋"了，那是一种至死不已的"恋"，是对象已经消失了的虚无之"恋"。

说到底，也就是"恋"的本身之"恋"——被时间考验的思念。

战国武士的世界，是"狂"的世界，那是以"狂"而美的生活，"恋"而"忍"的爱情开场的。这是儒教所没有的东西，但在《叶隐》中可以看到。

常朝眼里的世界，与本居宣长相似，各自从战国武士和古人的心中，读取了美的感情和日本式的缘由，而有了常朝的"无情"和宣长的"多情"。

宣长批评儒教：应该高兴的事，也并非那么高兴；值得悲哀的事，没有那么悲哀；应该震惊的事，并不大惊小怪，从来没有激情的演出。

人之事，应当由神裁夺，而非据理来主宰，虽显而易见，可它归根到底，还是神之事的外表，人之事如演出的木偶戏，而神之事，则深藏在幕后。

而儒教伦理，喜欢一一拷问人之事，却忽略了神之事，宣长认为，这会使人过于窘迫，也不太符合神的意思，反而使人心萎缩，坏事变得多起来。

死，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姿态来探望我们，谁也不知道。

非情的世界，偶遇残酷的命运，要平静地接受它，不动如山。

常朝举例：堀江三右卫门，是一个从藩仓库里盗取金银走脱的罪犯，抓到以后，被课以极刑。先是将他身体中所有的毛，用火烧光，他不动。

随后，剥下指甲，切断全部筋脉，他还是不动；又插锥子，他依然不动。，纵向割裂开后脊背，将煮热的酱油灌进去时，才把身体弄弯死了。

抛开罪行不谈，这从容受死的"不动"之美，令常朝赞叹不已。

人皆有死，可有几人，能死得如此从容，如此有尊严呢？在神的眼里，人之事，如落花一瞬，所有是非、善恶，都可以忽略不计，唯有美，被神关注。

贰.日本人认为花有神性

世阿弥在《风姿花传》中，谈到了日本的花。

年轻人，有年轻的花；老年人，有老年的花。

灿烂的花，枯萎的花、幽玄的花、开在岩边的花、能之花……

这些花，处境不同、形态各异，各有其活泼而忧郁的生命。无论兴或衰，各有其美的存在。美是花的神性，也是日本人精神的底色。

花因其美，而呈现神性，日本人看万物皆如花，万物皆趋于美。

木、石、竹、草，都变成了花，而有神性。日本人从花里体认神性，而有花道，审美意识和宗教感结合，给日本人的知、情、意，打下神性的底色。

在日本，以花命名的物事很多，诸如人生之花道、男之花、花相扑等。

人生的花道、男之花，是指人的力量，于巅峰时，所显现的自由，那是神性。从那里登场、退场，就是花道。人生经由花道，走向神性，而有神道。

用自然之花，染织衣裳，叫"穿花"。日本人被称为是"穿花"的民族，那些感受花之灵力的战国武士们，在头盔上插一枝菖蒲，那也是"穿花"。

"穿花"也有神性，表现在武家的纹饰和家徽上。各国都有徽章，唯独日本的家纹特殊。日本的家纹，几乎都用花，用樱、菊、梅、藤等。

人生的花道、男之花，还表现在一种染布工艺——"花染"上。

"花染"是用露草汁描下绘，在下绘之上再完成本绘，那淡淡的青色，经清水的洗涤，幻化为彩带，热气蒸煮，升腾为云妖，随之，便消失无影。

留下了手绘，显示底色，那露草汁，何等重要，可使命一完成，便立刻云散，留下素晴一片，所谓人生的花，就是这样的花。

走过了花之流年，人生如花盛开时，便臻于极限。这花之流年的存在，犹如"花染"，一瞬间，了无踪痕。如花吹雪，美丽迁徙，落英缤纷，灿烂地散尽。生命的行色，载入"花染"流程。

露草一闪，落花一瞬，留下"花染"。元禄时代，有"花染"绘，被叫作"幽禅"或"幽仙"。日本人对手工活儿，认知独特，多以审美之眼。草木之花，开放在山野，会因人生的聚散之缘而美丽。

而人生之花，于弥留之际，也会留下善恶的余味。世阿弥把花的种子，撒在舞台上，开出了"能"之花，演出本身，就是人生的"花染"。

叁.观花"要感哀地眺望"

人是什么？这个答案是不能写的。

花也同样，所以非常有趣，观花之眼十人十色。

多情善感、毫不留情、哀、残酷，这些都是感哀。

感哀过了，难免残酷，残酷之美，是日本文化的特色。日本人观花，情色皆美，然而内心焦虑，常常以"禅之花"定之，独缺"悠然"，无如陶令公之"悠然见南山"者。

日本民族，内心紧张，即使面对花，也不能释放。

日本，四面环海，茫无际涯，岛国像落花一样，漂浮在海面，被大地遗弃。生长于斯的民族，也好像先天的，就被大陆流放了。

文化的骨子里，那宿命的浪人情结，感发了凄美的物哀之心。浪人寻求归宿，目标是大陆，日本民族"感哀地眺望"，眷恋深深，眺望的情结，融入风土。

同样是海洋民族，希腊民族因其与大陆相连，而有足够的自信，去引领文明的风骚；日本民族则因其孤悬海外，处于文明的边缘，而难免自卑。

自卑，带来了正反两面，正面是归依，反面是征服。

派遣唐使，当然是归依，可是抢占朝鲜，觊觎满洲，那就是要征服啦。

从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人，有归依，也有征服。期间，打了两仗，跟唐朝打，跟明朝也打，结果，都像落花一样，败了。

"记纪"时代，日本有古树崇拜，"万叶"时代，发生爱花思想。

于是，"感哀"之眼初开，向大陆"感哀地眺望"时，发现了花。

先是从唐诗里，"感哀地眺望"那想象的梅花，思想和信仰，因此由神圣而不朽的古树，转向易逝的鲜花，从伟大的永恒，转向瞬间的美感。

花与人心对话，有预示功能，花开表示神意，樱花可以卜吉凶。日本人忌花殒，花之飘零时，有镇花祭，祈祷落花安息。不仅感哀花的姿与色，而且与花交心，于是花道初现，使花再生。

单就"花"这一词汇，它的周围，就浮游了多少浪漫气息？凭吊、叹息、悲泣，当然，还有激动和欣喜，优美的心灵，与花同栖、共语。

在"绘画的世界"里，花亦被"感哀地眺望"着。奈良时代的绘画，还没有花和草，到了平安时代，应时而开的花草，便在和绘里出现，从镰仓末期到室町时代，受汉画影响，而有"花鸟画"。

日本人对于自然的艺术的眼光，是被宋元水墨画开了天目的，安土桃山时代的绘画，从花鸟画到花木图，都出现了花的飨宴和美色乱舞的绚烂世界。

日本一位植物学者说，没有文化的地方，不会培育花。喜马拉雅原住民，就讨厌家畜不吃的花草，那是实用而不是审美。而养花的文化中心，世界上只有两个，西方从希腊到罗马乃至西欧，东方是中国和日本。

肆.唯美的信仰之花

对于日本人来说，茶道是化了妆的宗教。

一提到茶道，首先呈现给想象的一定是茶的唯美精神，当你从茶之汤的美好沉醉中醒转来时，却发现它所传递的是一套关于伦理和宗教的人生观，唯美开出了信仰之花。

作为美的信仰，日本人的教堂是茶室。但日本茶室截然不同于西方教堂，也不具有建筑学意义，它只适合日本人关于茶之唯美的理念。

人们常说，希腊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从不依赖过去。日本草庵茶室也一样，它，既不依赖过去，也不再模仿唐物，每一间茶室都是茶师独特趣味的展示和唯美思想的竞放。

这便是"数寄屋"的由来，"数寄"是"好"，是爱好，喜好，是趣味，茶室因趣味而建造，是一种"空空"的趣味，空间的空寂味儿。洁净简朴中见自在，自然原始中现本色。空如家徒四壁，不用任何多余的装饰，散发着黄土清香的泥壁，几根天然曲致的圆木是泥壁的筋骨，支撑着草庵屋顶。仅在床之间上插一只小花，空间便足以生动起来，给出唯美的信仰启示。

茅草屋顶，暗示着短暂易逝；纤细弯曲的支柱，透露出脆弱的本性。因此，永恒只能在唯美的信仰世界中去寻找。茶室如若徒重外表，对艺术便是一种戕害；在有限的形式里认识无限，投下你惊鸿一瞥——一个认识的姿态。

艺术与宗教相似，会使人在短暂中崇高起来。因此，武士来到茶室，必须放下刀剑，躬身屈膝进入，谨慎恭敬屈膝。阳光把美感投射进来，武士在谦冲居下中，灵魂获得了美的奖赏。茶室光线的明暗，如同画作的明暗，空寂中弥漫着人生艺术情绪的悲伤或快乐，带给武士卓然出世的和平感悟。

这样的"教堂"，能帮我们感知并界定万物彼此间的分际，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套修身养性的方圆规矩，同时显现了茶道中的东方真谛，不论高低贵贱，只要你是茶道信徒，就是品味上的贵族。

茶汤是茶室的主角。只要你手擎一盏茶汤，无论谁都可以聆听到孔子沉默寡言的甘甜，欣赏到老子转折机锋的奇趣，以及回味着释迦牟尼本人出世的芬芳，这，便是茶汤里的宗教情感。而这种东方式的宗教体悟，连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在茶汤中也深得其中三昧，他写道："就我所知，不欲人知之善，却不经意为人所知，乃是较大的喜悦。"

只有在唯美的信仰中，在品味茶汤丰富的层次中，才能够体会到那种隐而未显的含蓄美感，体会到不擅张扬的善，此乃茶德之本，茶道之旨，只有日本茶道才有这种技艺，茶汤传递给人一个唯美的记忆，它一定是一种高贵的手法。

泡一碗好茶，就是一款瞬间消失的艺术作品。茶是瞬间的艺术行为，就像"快闪"，在抓住闪电般的体验中，主客已经来到高山流水的峰顶了。

因此，艺术家的一双巧手，要完成一碗绝顶好茶，一定是带有自己对茶的个体体验，思想的升华。茶中也有提香，艺术就是"艺术家"自己的叙事风格。真正的美，必是恒在自身之中，这是艺术与生命的法则，既简单又根本，茶道正因如此，才能开出唯美的信仰之花。

据说，《诗经》中就有茶了，可直到唐代，茶才摆脱它的原始单纯，获得茶人心灵上的眷顾，幸得他们在精益求精中，酿成形而上的精神饮料。陆羽是茶中的王者，他在茶中发现了遍存于万物之中的和谐与秩序，他制定茶律，为茶立宪，泡一碗好茶，胜过求一个功名。

茶，在融于水的同时融化了物我之间的隔阂，人在唇齿间欣赏自然，自然在物尽其用后回馈人类以热烈的拥抱。而人与茶相互碰撞的激情，为人过日子这件事儿给予了新的趣味。从此，茶不仅为诗情画意增添乐趣，更为重要的是促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方法，正如有人吟诵道："沃心同直谏，苦口类嘉言"，茶对于人格有了塑造意义，才上升为唯美的信仰，成为日本茶道的终极关怀。

茶之细节，也可以说一种冲泡的艺术风格，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这在中国尤为明显，唐朝煎煮茶饼，宋朝拂击抹茶，明朝冲泡茶叶，分别出不同时代人们对茶的情感悸动。冈仓天心为此感动，尽管在他看来已经是相当浮滥的美学术语，但他还是给三个不同时代，分别挂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流派之名。

对于茶的不同泡法，标志那个时代盛行的精神思想，生命本身的呈现和表达，不经意的举动，反而泄露出自我内心最深处的生命状态。

满清以后，茶粗鄙起来，冈仓无不惋惜道：对于晚近中国人来说，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与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无关联。国家长久以来的苦难，已经夺走了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热情。中国人喝茶，已失去了唐宋的幽思情怀，茶碗里看不见茶汤的浪漫了，变得苍老而实际。

那让诗人与古人永保青春活力的童真，再也不是中国人托付心灵之所在。手上的茶杯虽然依旧美妙，散发出花香，然而杯中再也不见唐时的浪漫，或宋时的礼仪了。幸好这些反而在日本茶道中保留下来了，抹茶还是日本的茶中茶。

的确，也许日本因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需要隐藏起来，才会在细枝末节上尽情展现自我。哲学和诗歌的成就纵然高尚，但是日常生活中不足为道的小事，同样堪为民族理念的注释。其实，西方人除了宏大的宇宙哲学外，也有生活之偏好哪一款红酒的追逐。

但茶是日本人的美的宗教，一如红酒之于西方人的信仰。

对于日本来说，如果说武士道是关于死的艺术，那么茶道就是关于生的艺术。冈苍天心在《茶之书》中说，"西方世界近来对日本的兴趣，也只是针对`武士道`――这项让日本军士对自我牺牲如痴如狂的`死的艺术`，却很少注意到深深代表`生的艺术`的茶道。"

一般来说，生死观属于人的信仰层面，日本民族的樱花是他们对生死的豁解之花，茶将这花吹落在唯美的信仰之上，无论生死都会通向唯美的彼岸，而渡船就是茶道，从美丽的活，通往美丽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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