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学的概念

所谓法学，就是研究法律现象的知识体系，是以特定的概念、原理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也可以说，法学是一门实践知识、实践学问，即通过"实践之思"获取的知识。按照古老的知识分类，实践知识(拉丁文为prudentia)，包括宗教知识、伦理知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等。

从历史上看，作为实践知识的法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得以产生。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所谓"刑名法术之学"，其后有专事注释法律的"律学"兴盛。总体上看，中国传统的律学是与成文法同时产生并同步发展的，它作为成文法的附属物，与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分不开，它研究具体的法律原则，阐述法律的宗旨、名词术语，解决法条对具体案件的适用等问题。具体而言，律学探讨律(法典)与例(判例)之间的关系，条文与法意的内在联系，以及立法与用法、定罪与量刑、司法与社会、法律与道德、释法与遵法、执法与吏治、法源与流变等各个方面。

在注释和研究方法上，律学具有如下特点:

()重视逻辑归纳，较为轻视逻辑演绎。中国传统的思维偏于形象思维，强调直观感悟，所以在注释法律时也注重归纳，即从个别对象具有某种属性的知识而推导出一般的结论。而演绎则强调从一般性的知识推导出个别对象的属性。

()重视考据，轻视理性论证。律学偏于引经据典、罗列材料，而较缺乏分析性的、论辩性的结论。

()重视实用技巧，较为轻视学理阐释。律学的知识大多是古代的官吏或私家注律者在法律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所以一直体现着"务实"的性质，更多地表现为司法官的办案技巧，因而理论色彩较淡。

()重视刑事法律，轻视民事法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较为注重刑事法律，民事法律不甚发达。所以，律学的主要任务是对刑事法典条文内容进行注释。

西方"法学"的兴起也离不开立法和司法的发展，并且与"职业法律家阶层"的出现相关联。至少在古罗马，从公元前世纪起，就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专业性的法律家群体，传授职业性的法律实践知识，并且产生了不同的法学派别。与中国律学相比，西方法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的发展离不开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西方法学除了实用知识、技巧方面内容外，还有大量的内容涉及法律哲理、法律原理的思考。所以，西方法学理论的形成，除了有法学家们的思考外，西方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逻辑学家均对此做出过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法学的知识范式是由西方的学者确立的，它构成了一种知识的标准，被引介至其他国家和地区。世纪末，西方法学的概念经由日本引入中国，对中国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学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如今的中国法学(特别是法学理论、应用法学)在理论框架、基本概念和方法等方面大体上来自于西方。

二、法学的性质

实践性构成了法学的学问性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法学的制度关联性

法学的研究总是指向法律现象或法律问题的。故此，法学的兴衰注定是与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相关联的:法制兴则法学繁荣;法制衰则法学不振。而其他学问的发展，并不一定以法制和秩序的存在为条件。例如，在一个没有法制和秩序的国度里，可能会生成有创造力的文学或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往往并不是出现在国家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稳定的时期，而是在政治动荡甚或战乱时期(如先秦时期)，但是律学的鼎盛则一定是在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稳定的时期。

(二)法学具有务实性

法学并非"纯思"，它的理论兴趣不在于寻求"纯粹的知识"或"纯粹的真理"。法学必须关注和面向社会的世俗生活，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困惑、矛盾和冲突(例如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人们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之承担)寻找切实的法律解决方案，确立基本的原则，或为法律的决定作出合理且有说服力的论证。法学实践活动的所有方面都是围绕着这个领域展开的。

(三)法学的经验理性

法学是反映人的经验理性的学问，是人的法律经验、知识、智慧和理性的综合体现。在法学中，逻辑分析是必要的，但经验的审慎判断更为重要。法学的论证除了概念和原理的推导外，现实的事例证明和针对案件所进行的利益衡量也非常必要。因为在法律实践领域，法学家们所面对的是大量千差万别有待处理的案件、情事和问题，这些案件、情事和问题没有所谓的"一般规律"可寻。所以从总体上说，对待这些事物，法学的判断和分析有时更需要经验的积累。

(四)法学的职业性

法学是职业性知识体系，它所使用的语言是冷静的、刚硬的、简洁的、合乎逻辑的，是经过法学家们提炼、加工和创造出来的专业语言，与人们的日常语言存在一定的差别。在许多场合，法学的语言对外行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如"无因管理""不可抗力"等。

(五)法学的价值取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