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中国"认同

我发现，历史文献在使用"中国"这个词的时候，其所指往往有不止一种含义。您能先给我们列举一下它究竟有过哪些含义吗？

姚大力：在现存文字材料里，"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铸成于西周前期的著名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内。在其中，周成王追溯他父亲武王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且让我安顿在中国这个地方)。成王口中的"中国"，原指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它与古时候的华夏人群把今登封、洛阳一带视为"土中"(即天下中心)的观念有关。这说明至少是在西周初，用"中国"来称呼今河南的核心地区，已经很流行了。

"中国"的第二层涵义是指关东，即函谷关或者后来潼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荀子》说：战国之秦，"威动海内，彊殆中国"(秦之强能危殆中国)；《韩非子》说："夫越虽国富兵彊，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颜师古在注释《汉书》记载刘邦左股有黑子之事时写道："今中国通呼为魇子；吴楚俗谓之誌，誌者记也。"你看，照这些说法，秦、越、吴、楚都不在"中国"的范围内。可见这个中国，仅指关东而言。

它的第三层涵义则把关中也包括进去了。《史记》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华山位于关中。是知司马迁所说的中国，已经把北部中国的核心地区全都包含其中。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也有了第四层涵义，即用它来指称以华北核心地区作为其统治基础，再后来甚至也用指立国于南部中国的诸多中央王朝所控制的全部国家版图。在"中国"被用来命名这样一个疆域范围时，它当然就经常会远远超出汉地社会和汉文化所达到的边界。秦、汉版图已先后到达今广东、云南，但直到那时为止，淮河、汉水以南广大地区的土著，都还不是汉语人群。

"中国"的第五层涵义是随着汉语人群向华北以外地区的大规模迁徙流动而产生的。它指的是在国家版图内不断向外扩展其生存空间的那个主体人群及其文化，也就是汉语人群和汉文化。万斯同主编的《明史》稿本在讲述西南各土司的辖区时概括说："大抵诸夷风俗，与中国大异。"很清楚，此处的"中国"，是指汉族和汉文化而言。

关于"中国"的那两层涵义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语中的Chinese才会既指"中国的"，又指"汉族的"。这并不是外国人的误读。它确实反映出如下事实，即"中国"这个词曾经长时期地拥有两个互相联系、但又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这么看来，"中国"既具有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历时性特征，另一方面，无论作为国家版图还是作为一个大型人群，它的地理边界又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姚大力：说得很对。古人认为，"自古无不亡之国"，即无论哪个王朝都难免有倾覆之日。但对他们来说，在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的层面上，似乎还存在着一个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政治共同体，它就叫中国。中国观念的悠久的历史性，是属于我们的一笔宝贵和辉煌的遗产。至于怎样地认识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则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你提到历史上"中国"的边界在不断变化，我以为这一点很重要，并且应当把它与如何界定某个时期中国史的空间范围这个问题加以区分。比如讲到十一世纪的中国史，那就不仅要讲述当日北宋的历史，还要讲与它同时分布在今天中国境内的辽、西夏、回鹘各部、吐蕃各部、大理国等政权或人群的历史。任何一个时段的中国历史，都应用当代中国的版图来界定它的空间范围。这个意义上的"历史中国"有一条确定无疑、不变化的边界线。不过这个"历史中国"的边界，其真正性质乃是按今天的后见之明来设定的中国历史的空间范围。它对讲述中国历史有重要的、不容替代的意义。

因此，说历史上"中国"的边界在变化，是说在各历史时期自称中国的那一系列王朝的边界总处在变动不居之中。

讲述中国历史应当有一个大体固定的空间范围，而历史上自称"中国"的各王朝的疆域又各不相同。您是否以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我们解读中国历史时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姚大力：这就是我想说的意思。面对上述差异，我觉得至少有两点需要强调。

一是历史上自称"中国"的政权，其版图经常未能覆盖今天中国的全部疆域。那么未曾被覆盖的那些地区的历史，是否还属于当日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二是历史上自称"中国"的政权，其版图在某些方向上又往往超出今天中国的疆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超出当代中国边界的地区的历史，是否还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认为，首先应当明确，它在原则上属于今日其所在国历史的一部分，属于所在国历史上的一段古代"中国"统治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它当时处在一个跨越现代国境的古代"中国"的统治下，它的这部分历史与当时的中国史有太密切的、无法切割的联系，所以在讲述那一个时期的中国史时，我们又不能不较多地讲到它。在以上这两点主张的背后，其实存在一条共同的原则：一个国家的当代疆域，应当成为界定其历史的空间范围的基本依据。

刚才您提到在"中国"的两个涵义之间，也就是在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与这个国家内的主体人群及其文化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张力。这种张力在由非汉人群建立起来的统治汉地社会的政权下，是否会更容易彰显出来？这些王朝以及被它统治的汉语人群是否还认为自己同属于中国？或者说他们还能共同拥有"中国"这种集体身份意识吗？

姚大力：让我先回答你提出的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反复地发生非汉语人群在汉地社会建立统治王朝的事情，他们也多把自己建立的政权称为"中国"。现在略举几个例子来证明：

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苻坚提到边境的氐羌部落时相当轻松地说："彼种落杂居，不相统一，不能为中国大患。"有意思的是，苻坚本人就出身于氐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以中国自居。北魏的一支军队曾深入蒙古草原，但未能"尽敌而还"。一位拓跋皇室的贵族对此深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边人见此，"便自易轻中国"。金代史书在记载某次台风致使日本船民遇海难漂流入境时称：日人七十二名"遇风飘至中国"。至于元人和清人自称"中国"的例证，就更为我们所熟悉而不需赘举了。

我曾利用一个名为"中国基本古籍库"的电子数据库来搜检出现在传统文献里的"中国"一词，结果竟达十多万条。有了这样方便的检索系统便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建立在汉地的少数民族王朝，都有自称"中国"的例证。

您在过去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这些非汉人群建立的中央王朝，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那么它们对待汉文化，是不是也有与此相对应的不同态度？

姚大力：对划分非汉人群所建中央王朝的类型来说，公元后10世纪是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我把从这以前一直延续到10世纪为止的那一类非汉人群建立的中央王朝，称为渗透型王朝。其统治上层在入主中原前，往往经过一个在汉地社会周边地区长期活动的过程。他们从以雇佣军身份介入汉地社会的权力斗争开始，在向汉地逐渐渗透的漫长经历中，一步一步地成长为支配那里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集团，乃至最终建立自己的政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日渐疏远，甚至断绝了与位于或靠近内陆亚洲腹地的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自身文化及人力资源的根源性意识。正因为这个背景，他们在汉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所竭力推行的那些措施，都是在10世纪之后不容易再见得到的。

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和后汉，属于中国的几个渗透型北族王朝。它们都是由原先讲突厥语的沙陀族人建立的。可是如今，即使是研习中国历史的人，也很少注意到它们其实是少数民族政权。后唐和后晋时有一名"病秃折臂"的沙陀将领杨光远，被人猜疑有自立为皇帝的野心。但怀疑此种看法的人反驳说："自古岂有秃疮天子、跛脚皇后耶？"可见当日舆情认为，在评判某人的称帝资格时，秃疮跛脚之类的仪表缺陷是比沙陀人的族属身份更有分量得多的否决理由。

再比如京剧《珠帘寨》里的李克用。他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唱段："昔日有个三大贤，刘关张结义在桃园……贤弟休往长安转，就在沙陀过几年，落得个清闲。"尽管唱词里还点出了"沙陀"这个地名，但李克用在戏里已是一副汉人扮相。甚至连《四郎探母》中杨延辉都戴着的那两条象征"番将"的狐尾，也没见他披挂在肩上。可见演戏的人和看戏的人，早都已不把他当番人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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