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一个人与一座城

在作家与城市之间，我们经常能找到很多生动的呼应，比如狄更斯与伦敦，乔伊斯与都柏林，卡夫卡与布拉格，波德莱尔及其后来者本雅明与巴黎等等。而在帕慕克与伊斯坦布尔之间，这种呼应关系被拉扯得更加浓烈，也更加紧张。不仅伊斯坦布尔被打上了帕慕克的印记，帕慕克也被打上了伊斯坦布尔的印记，我们很难分清这是一座城市的人格化，还是一个作家的街区地理化，但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帕慕克正以这样的方式占有了伊斯坦布尔，也一并占有了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和传奇，而这正是帕慕克的愿望和野心。

在帕慕克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中文版封面上，有一幅帕慕克自己画的伊斯坦布尔城市地图，上面画着一个人——很有可能是帕慕克本人——站在一座高塔上，俯瞰着这座建筑已挤堆得快要跳出来的密集城市，而在这座城市的干净街道上，一个人也看不到。这座属于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吸引着无数的读者前往那里，但同时它也像一个封闭的“剧院舞台”，只有待在观众席欣赏才最美，因为可以避开丑陋的“舞台侧面”。因此，每个手持帕慕克作品去到伊斯坦布尔的游客，面对帕慕克在这座城市投下的似真似幻的浓稠阴影，理解伊斯坦布尔并没有变得更简单，而是更复杂。

帕慕克有一年带着自己的女儿去黑贝里亚达度假，在马车气喘吁吁地拉着他们往山上跑时，帕慕克忽然对那个正像马蹄一样跃动着向后退去的世界生出一股懊恼的心绪。“我们一个个仔细审视：一片树叶，一个垃圾箱，一只球，一匹马，一个孩子。同样，我们还能看到，叶的绿，垃圾箱的红，球的弹动，马的神情和孩子的脸庞。随后，每件事物都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们似乎还未真正观赏到它们，实现就已经移开了。这个午后炎热世界里的任何一种景物，我们都没能真正赏析。它和我们擦身而过，仿佛这个脆弱的世界在我们眼前蒸发了。就连我们也仿佛正在离开自身！我们像是在观赏，但又像什么也没看到。”

帕慕克至今已写了十几本书，但很少写到他的旅行，在少数几处提到外出旅行的地方，也都像这次黑贝里亚达之旅一样，出于感受和理解上的不满足，他的疑惑总是更多于热情。与之相反，伊斯坦布尔则是帕慕克始终心心念念的地方，也是他自认为生命中一个了解的地方。对这样一个地方，他不想像旅行者那样快速地浏览，而是试图用一种生动的手法，去表现它在每24小时所呈现出来的特质。

帕慕克的每一本书都试图在以这样的方式写伊斯坦布尔。如果一开始，伊斯坦布尔还只是作为舞台和布景，越到后来，它就越成为主角本身。《伊斯坦布尔》通常被视为帕慕克写给这座城市的一封情书，其纯真、动人的深情打动了无数的读者。《纯真博物馆》则更进一步，帕慕克把这封情书写得更浮夸，也更带有成人的“心计”，小说中这座用来展示“凯末尔和芙颂的真爱”的想象博物馆被他隆重其事地搬进了现实，而主角则巧妙地从芙颂嫁接到了伊斯坦布尔。帕慕克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去收集这座城市自1970年以来的旧电影票、旧汽车票、旧时伊斯坦布尔官方文件、旧存折，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水彩画、照片等，这些搜罗摆满了83个展柜。而在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故事本身几乎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伊斯坦布尔。小说中，伊斯坦布尔被搭成了一种老式的、简朴的戏台，小说人物之间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对话，他们挨个进入光束对着观众大声说话、辩解和倾诉，他们是那么亲切，似乎读者正被勾肩搭背引为同谋，他们表现得就像我们外出旅行时希望遇见的那一类城市居民，可以热情地为我们重演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生活。

《我的脑袋里的怪东西》里写了伊斯坦布尔从1969年到2012年的历史，小说的主人公麦夫鲁特出生于1957年，和帕慕克只相差5岁，他们是同一代人，但并不同属一个阶层。帕慕克在城市里做了很多采访，拜访了很多像麦夫鲁特一样的钵扎商人，那些人就像小说中那些热情的人物一样也急切地向帕慕克讲诉自己的故事，“只要有人看见我在那里，所有的80-90岁的钵扎卖家都想和我谈谈”。在小说中，帕慕克带着哀叹和眷念为我们描述了钵扎这种由小米发酵制成的传统亚洲饮料：气味香郁、呈深黄色、微含酒精。因为他认为二三十年后钵扎可能会在伊斯坦布尔消失和被遗忘，一如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人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把系着绳子的篮子从窗口放下从街头小贩那里买东西。

这是帕慕克头一次这么完整地讲述这座城市里穷人的故事。在上世纪9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人口从一百万激增到了一千多万，占到了土耳其人口的六分之一。当我们读到小说中那些外来移民为了在伊斯坦布尔占得一席落脚之地，我想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在城市周边的山头上疯狂建造一夜屋的激情(一夜屋指的是那些在一夜之间盖起来并入住的屋子，只有这样，它们才不会被政府制止和拆掉)，因为伊斯坦布尔也像我们的北上广深，它们像巨大磁盘一样吸引着一代代年轻人赶往那里，有的落下根来，有的被发配回乡，更多的人则漂浮着，两头不着。我喜欢的土耳其导演锡兰在他的片子中也曾反复触及这个主题，比如《远方》讲诉的就是一个乡下人在大都市铩羽而归的故事，在他的片子中，去伊斯坦布尔即使一个梦想，也是一种逃离的借口。

这么多人一下蜂拥到伊斯坦布尔，必然也像盲目的洪水那样在冲撞着这座城市。在《别样的色彩》中，帕慕克对此似乎有很强烈的抵触：“如果从上空望下去，你立刻就会明白，为什么家族冲突、贪婪、过失以及自责之情都没起到什么好作用。你会看到下面的鳞次栉比的水泥军团，就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军队那样，一路劫掠所有宅邸、树木、花园，连动物也不放过，如此强硬、无法遏止；你会看到这支大军身后，留下的痕迹就是一条条沥青马路。这马路一步步逼近你曾经居住的地方，比任何时候都近。而你曾在那里度过仿佛永恒的、天堂般的岁月。……倘若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急剧扩张的无情城市中，那么我们生活在此的房屋、花园以及街巷，那些塑造了我们记忆和自身灵魂的墙垣，就注定会被毁灭。”

在《别样的色彩》和《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之间隐藏的这种情感的对冲，它有点类似于今天也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那些有关本地人和外来者之间的长久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有时候双方看上去似乎有了对彼此处境的理解，都准备表现得宽容，但他们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屈尊被原谅。事实上，与外来移民对城市造成的改变相比，这种相互不休的指责所结出来的恶果，对城市本身的伤害反而更深，一如帕慕克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所写到的那样：“多年来，小贩麦夫鲁特已很少被叫去家里。而在二十五年前，几乎所有人都会让他进单元房，很多人会在厨房里问他，‘你冷不冷？上午你去上学吗？要喝杯茶吗？’一些人还会请他进客厅，甚至让他坐在他们的桌旁。……在这二十五年里，伊斯坦布尔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以至于这些最初的记忆，对于现在的麦夫鲁特来说仿佛神话般。”

城市里这些日益变得“聒噪、活跃、自负的人”致使的人际的变化，恰恰也是帕慕克身在其中每天都在经历的种种，如果小说中的麦夫鲁特一直还在“想去适应这些巨变”，帕慕克可能有着更复杂的心绪。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中文版封面上，帕慕克在自己画的伊斯坦布尔城市图中，依然承续了曾在《别样的色彩》中出现的俯瞰视角，他站在一座高塔上，俯瞰着这座城市，并把整座密集的城市归置得井井有条，而在那些干净街道上，不分本地人和外来者，都被帕慕克拒绝在了伊斯坦布尔的大门之外。……(完整文章请阅读《人间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