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偶然机会，有幸拜读了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档案学院)胡鸿杰教授所著的《中国档案学的理念和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以下简称《模式》。2011年9月修订再版，并更名为《化腐朽为神奇--中国档案学评析》，以下简称《评析》)一书。该书对中国档案学近八十年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作了一次多方位、多层次的宏观审视，可谓档案学研究中别开生面的世纪巡礼，读来确实令人耳目一新。笔者以为，全书对档案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而：一是检讨了自诞生以来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以及在这一模式下理论与实践纠葛的种种表现；二是通过对现有中国档案学体系中各分支(衍生)学科的功能地位的解析，指出了学科在演进、发展过程中盲目性、异化倾向甚至学术泡沫等问题，以及针对学科发展趋势的某种不适，探寻并勾勒了中国档案学在转型时期的学科改造和矫正路径。

该书作者长期讲授管理思想史、现代管理导论等管理类课程，因此能广泛涉猎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但又不为其所限，而是从管理学的视角对中国档案学的历史积淀及现实状况进行纵向回顾、梳理和横向观照、比较，凸显了现有学科体系的整体功能，同时也使中国档案学的前世今生与发展脉络毕现。

档案学学科性质与功能定位经历了一个行政学分支--历史学辅助学科--管理科学分支的曲折转换过程。笔者理解，所谓模式，就是档案学的学科归属与价值取向，是采取行政学的定位，还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的定位，抑或是管理学的定位。

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发起的"行政效率运动"，其理论设计--文书档案连锁法的价值取向是为有效提高政府系统的行政管理效率。假如当时也像如今，每一学科均有明确的学科定位，彼时的档案学则应归属于行政学的范畴。虽然近代档案学汇集了行政界、史学界和档案教育界三大领域的学术力量，但是档案学研究的主体是行政界的学者，当时的档案学著作也大多出自于他们之手，套用今天的话说，档案学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上。解放以后，由于中共党史及明清史学科建设的需要和研究的深入，更由于前苏联档案学的学科建制移植，如文献公布学和文件保管技术学的传入，档案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逐渐向历史学科倾斜，从学科设置(中国档案史、政治制度史、中国共产党组织沿革史及通史课程等)到名称(历史档案系)无不深深打上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标签和印记。新中国建立初期大规模的历史档案编纂与公布工作，又进一步强化了档案学科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功能地位，也就是"为历史研究提供素材"、"为历史研究服务"的目标定位。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档案学界开始尝试告别历史学(母体)辅助学科的从属地位，力争向管理学的学科性质回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如历史上档案、历史一体传统、新中国建立以后专业及学科建设的思维定势等，这些尝试很难有大的突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教育部颁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1997年版)中才首次将档案学列入管理学的名下。一个很偶然机会，有幸拜读了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档案学院)胡鸿杰教授所著的《中国档案学的理念和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以下简称《模式》。2011年9月修订再版，并更名为《化腐朽为神奇--中国档案学评析》，以下简称《评析》)一书。该书对中国档案学近八十年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作了一次多方位、多层次的宏观审视，可谓档案学研究中别开生面的世纪巡礼，读来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笔者以为，全书对档案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而：一是检讨了自诞生以来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以及在这一模式下理论与实践纠葛的种种表现；二是通过对现有中国档案学体系中各分支(衍生)学科的功能地位的解析，指出了学科在演进、发展过程中盲目性、异化倾向甚至学术泡沫等问题，以及针对学科发展趋势的某种不适，探寻并勾勒了中国档案学在转型时期的学科改造和矫正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