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档案学通讯》杂志社策划出版一套《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以"经典"的眼光检视档案学著作发展历史，并为爱好专业典籍者提供阅读便利，在我看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所谓学术经典，大体是指那些能够解决时代的学术问题，又对后世学术发展提供启迪和示范，获得学界基本认同的著作。《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计划先从民国档案学经典编起，逐步扩至1949年以后的大陆和台湾，并旁及国外学术经典。这样的出版计划，无疑可以惠泽档案学人，对于传承和传播档案学术功莫大焉。

清代学者阮元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学科意义的档案学从粗疏逐渐走向成熟。今天站在所谓"百年前后"的时间点上，回顾民国时期档案学发展历史，那些可圈点的经典之作，对于今天的档案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国时期档案学研究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转折中展开的，具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点。经世致用，切近时代需求，是这一时期的首要特点。一面因缘于史料大发现，以文化学术界学者为研究主体，以历史档案整理为中心问题，其成果兼承学术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双重重任；一面受时政的助推，以行政界为主体，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中心问题，其成果力求推动国家行政的高效运转。这一时期的经典著作大多语言浅近，方法力主可行，各种卡片薄册之设计与档案用具之描画不厌其细，不厌其详。著作者大多具有丰富的档案管理实践经验，倾心于学术研究，其孜孜以求的精神隐藏于字里行间。如龙兆佛曾服务于广西省政府，从事档案整理，他的《档案管理法》易稿十余次始脱稿，字字句句皆从实践中得之。以后世眼光来看，这些著作于理论抽象概括或尚有欠缺，不过确是凸显了档案学的应用学科性质，朴实无华，不尚虚理。

著作者上乘的学术水准和多学科的学术背景，构建与开创了民国档案学的学术视野、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这是民国档案学另一个鲜明的时代特点。档案问题的研究，吸引了学界和行政界一批大师级人物和专家的关注，如王国维、陈垣、沈兼士、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朱希祖、甘乃光、毛坤等，其中有些人虽没有专门的档案学著作问世，但他们的思考与精神已经融入经典著作中。如甘乃光开创的"文书档案连锁法"，在何鲁成、周连宽、殷钟麒等学者的多部著作中皆有讨论。集众多学术精英的思考于档案学这门新兴学科，是时代所赐。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具备史学、文献学、图书馆学、行政学、语言学等多个学术背景，并且多能涵养中西、沟通古今，将这些不同学术视线集中于档案问题研究，奠定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开山之基。

《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民国部分及时批出版的著作从徐望之《公牍通论》(1931年)到殷钟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1949年)共计十三种。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曾将这十三种民国著作整理再版，从此"十三本旧著"似乎成了学界专有名词。其中徐望之的《公牍通论》、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许同莘的《公牍学史》、殷钟麒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最为学界所推重。"十三本旧著"的整理再版，曾对传承和普及民国时期档案学思想，以及中国档案学的再造发展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

目前所知的民国时期档案学著作约计百余种，在"十三本旧著"之外，仍有不少精华著作可供采择。例如，与"十三本旧著"类似的有张锐、殷菊亭的《公文程式与保管》(从1934年到1947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了十四版)、程守仁的《公文研究》(中华书局1938年版)等；还有以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书档案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以毛坤《档案经营法》为代表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档案管理科存世讲义等。《档案学经典(丛书)》民国部分或可继"十三本旧著"之后出版续编，使读者得窥民国档案学经典之更多面貌。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和台湾档案学研究各自沿着不同路径前进，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断努力，收获了一批堪称经典的档案学著作。

在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不断汲取着国外档案学思想的精华。从民国开始， 荷兰学者萨穆?缪勒等三人合著的《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即《荷兰手册》)、英国学者希拉里?詹金逊的《档案管理手册》等国外经典著作的学术思想经不同渠道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1949年，以苏联学者姆.斯.谢列兹聂夫《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的苏联档案学经典著作，以美国学者西奥多?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为代表的欧美档案学经典著作被译入中国，新中国档案学与国外档案学之间的互动愈益紧密和深入。

中外档案学经典之作，是不同历史时期档案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记录了中外档案学诞生、成长的足迹。为学从研读经典开始，可省去中间许多摸索的工夫，更快些得到要领，这是做学问的基本经验。而这些中外学术经典，除了1949年以后的大陆作者著作较易找到外，其余皆查找困难。例如，"十三本旧著"中虽有的著作民国时一再印刷出版，但现在已很难找到那时的旧版书了，而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编印本并未公开出版，现已难以找到。80年代，档案出版社曾将民国部分重要著作再版，但也同样找寻困难。我想，这套《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将满足寻觅者的渴望，手此一编，可以坐收便利于几席之间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温中外经典，需去除偏激与盲从，以温情与敬意，接过前贤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领略其中的学识智慧和创新精神，以解决时展面临的新的学术问题，建立新的学术典范。我想以此与这套丛书的读者共勉。

冯惠玲

2013年3月10日

[书摘]

公牍通论

徐望之 著

序 一

徐子望之，古之笃行士也。与元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共事。以母夫人习居北方，有违定省；坚辞归北平奉母。别有年矣！书来存问，惓惓念旧！并寄其在河北省训政学院时所著《公牍讲义》一编，属为序之。意诚挚，而语朴质。其言曰："处世之道，必先能做人，然后能做事。若做官，以治公牍；则明昧勤惰，动辄关国计民生。谈何容易？"乌乎！斯言也，为吾儒修己立人功夫。今何世耶？今之从政者，为何如耶？而得闻斯言，吾故谓望之，古之笃行士也。望之先德次舟先生，以牧令仕粤中，能认真做人，做事，做官；卓卓有声！与先君子称莫逆交。所治官书，条教；皆博大精深！可谓经济文章，一时无两！著有《不自慊斋文集》行世。其载于《续经世文编》者，尤脍炙人口。今望之承家学，有父风。观其讲义，凡九章，章若干节，节又分子目若干则；引例释言，上自《尚书》周秦，下逮现行程式。犁然！秩然！亦具有博大精深之一体！且审订修校，不厌烦数，而犹自视欿然。此又以不自慊之遗训，谨守勿坠。然则吾谓望之为古之笃行士，岂今人可及哉？元济老矣，疏于政事。以望之世好，深敬其人。遂书此塞责。若谓足以弁首，而传吾望之；非敢任也！海盐张元济。

序 二

《尚书》、《典谟训诰》，后世公牍之权舆。《周礼》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令，辨其八职。亦曰史掌官书以赞治。是为治牍之专职。自古迄今，导扬民气，敷布政令；胥赖此公牍为枢纽也。其重要又乌可量？历代奏疏稿牍，不乏专书。更为后世所推崇者，如汉之贾谊，唐之陆贽，宋之苏轼；则又超前绝后。盖长沙明于利害，宣公明于义理，文忠明于人情。论是非，则持其平；讲制度，则求其当。达闾阎之隐状；显军中之秘谋。高而不戾于今，卑而不违夫古。为奏议之极轨；公牍之准绳。中智之士，未易语此。况事实每以时代不同，文字或因潮流互异。非有应时专籍，以为初登仕版者之圭臬，势必至于词芜义晦，影响于政化之进行；体例全乖，条教亦因之而扞格。徐子望之有鉴及此。时主河北训政学院讲席，依据《公文程式》编为《公牍讲义》。所以为吏治政象谋者；深且至!书分九章，都十余万言；袤然巨帙也!探索源流，斟酌今古。网罗详备，条目井然。举凡立一定义，增一解释，皆以理则为准；而扫除一切规避取巧之陋习。信乎县府官吏之导师也!有志之士，先审乎此；再进而读书学道，观察世变，以求深造。则贯彻治术，润色鸿业。亦犹黄河之滥觞耳。书成示余，用缀数言于篇。中华民国十九年庚午孟春平江鞠斯张悛谨序。

序 三

昔郑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爱人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又曰："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夫子产之所谓学，盖以大官大邑，民人社稷之重，兵刑钱谷之繁；均有待于学，非仅一端而已。而公文案牍，实为庶政所自出。尤非学识兼到者，不能胜任而愉快也。自嬴氏燔诗书，使学者以吏为师。酂侯制定律令，以刀笔筐箧起家。于是胥吏有学，守令无学矣。唐宋以降，以科目取士。士咸溺于诗赋词章之中；而不暇研求有用之学。一旦出而临民，势必假手于幕僚胥吏。吏治之坏，由来者渐矣!迨至清季，登进愈杂，政治愈棼!所谓公牍者，悉由幕胥作之俑!一时相与成习；虽名公巨卿，不能脱其窠臼，而修明之，其他更无论矣。民国肇建，毅然行考试制度。而于亲民之官；尤注重政治，法律等科。拔真才而崇实学；一洗从前学非所用之弊。信乎法良意美!近岁施行训政，萃新进之士，设院训练。务使通达治体；练习公文，蔚为党治人才，甚盛事也!吴兴徐望之先生，主讲于河北训政学院。其所授《公牍讲义》一编；熔铸经史，贯通百家。尝考自古昔公文名称类别至百数十种之多。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又杂采近代切于实用诸作。并自拟令文表式，以示楷模。循循乎，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凡上行、平行、下行程式，纤悉糜遗。以视前人牧令全书，亦犹棘林萤耀之与桪木龙烛也。庸可同年而议丰确乎？友人有请付诸剞劂，以公同好者。先生谦让未遑。窃以为先生英年硕望，著作宏赡。不仅以公牍擅长。是编特尝鼎一脔，窥豹一斑耳!然于政治之良窳，民生之休戚，一编之中，三致意焉。吾国以公牍列作教科，可谓前无古人；而是编之闳博，谓为后无来者，洵非溢誉。今以饷世之学者，其关系党治前途者，裨益实匪浅鲜!苟入政之士，果心领而神会之，自可得左右逢源之效。尚得为幕胥故技所束缚乎？鸿孙作宰二十年。公余之暇，数数操觚；略知甘苦。自承先生出示此作，读未终篇，而膛目咋舌矣!行见先生之化，风行全国，又岂仅河北一隅，受其薰陶涵育也哉!民国十八年十二月盱眙汪鸿孙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