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视为他们自己行为的源头，所以我们认为，他们能调整自己的行为去达成意向之中的后果。我们对他们的有意行为的感觉使我们把他们的行为组织成感知单元。我们推导他们的意向，如果我们在几个场合下感觉到某人一个特有的意向，我们就觉得，他有一个持久的人格特质。因为我们用一致的或看似一致的行为来界定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人格范畴，所以我们就确定了一些刻板印象，稍后，这些刻板印象就成了偏见和偏向。

我们把他人一致的或看似一致的行为看成是有结构的、稳定的和有意义的经验；同样，由于我们的刻板印象，我们将他们及其行为看成是对我们有利的或不利的，往往将他们视为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稍早前曾经指出，许多研究倾向于证明，如果与他人越相似，我们就觉得越能与他们有效交流；如果与他人越不相似，我们就觉得越难以和他们有效交流。正如我们所言，相似性与差异性原理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意义本身产生于熟悉。如果我们若干次用相似的方式为一个人的行为编码，而且对他的行为及其后果做出了同样的推断，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像他一样的人，我们就把我们对个人的刻板印象推广为对群体的刻板印象。如此，我们就把人放进各不相同的群体里，就把某些特征归之于某些群体。这个机能在我们的经验中形成了对他人行为意义的解读。群体和个人的刻板印象促成了稳定性和意义，但我们的样本常常太少，不能形成其他群体成员的形象。当他们的语言模式和非语言模式、规范、冲突、

服饰和行为看上去奇怪时，文化的维度就被放大，有效交流发生的难度就增加了。

一般的印象是，交流者的相似性使有效的交流更容易，霍华德·弗隆金(Howard L.Fromkin)的观点却大相径庭。他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低度的感知差异可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相反，人与人之间高度的感知差异可能会产生消极的效果。由于感知、态度和信念的相似，群体成员会被联系在一起，同理，和群体外人员的差异性也被视为重要的因素。由于群体成员与外人不同，自我属性的特殊性也得到强化。正如上文所示，地位的观念在对独特性的感知中十分重要。根据定义，成员的身份特性有助于区分参照组与其他群体的差异。由于和本组其他成员相似，本组的任何人都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人。在文化的和个人的层次上，这一模式导致群体成员的顺从性，这就使他们和其他群体成员的交流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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