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限从何说起

中国人曾有如此大的气魄，但当代人的心灵却为何越来越走向危机和封闭？中国人的精神空间为何越来越逼仄、狭小和局促？这依然关系到自然和良心问题。自然和良心本来是上帝的两面镜子，但中国人却越来越以镜子代替了上帝。

这就好比有位爸爸不得不离家远行数年，他的妻子天天给孩子看爸爸的照片。几年后，爸爸回来了，但孩子们拒绝承认这是他们的爸爸。他们把照片当成了爸爸。

这就导致了可怕的偶像崇拜。我们陶醉在大自然母亲的子宫中，或者陶醉在自己内心思悟深处，而忽略了去敬拜真的上帝。

我们以偶像取代了上帝。上帝一旦不再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各种各样的偶像就纷纷登场了。

不错，我们的古人承认了神性，但却拒绝了神。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从正面来论述这一特点：

有位学者朋友给我写信，说我是“证明了神性，却不想证明神”。老实说，前半句话我绝不敢当，秉性愚顽的我只是用着傻劲儿，希望能够理解神性，体会神性；而对后半句话我又不想承认。不过确实，在我看来，证明神性比证明神更要紧。理由是：没有信仰固然可怕，但假冒的“神”更可怕，比如，造人为神。事实是，信仰缺失之地未必没有崇拜，神性不明之时，强人最易篡居神位。我们几时缺了“神”么？灶王、财神、送子娘娘……但那多是背离着神性的偶像，背离着信仰的迷狂。这类“神明”也有其性，即与精神拯救无关，而是对肉身福乐的期许。比如，对权、财的攀争；再比如，“乐善好施”也只图“来生有报”。这不像信仰，更像是行贿或投资。所以，证明神务必先证明神性，神性昭然，其形态倒不妨入乡随俗。况且，其实，唯对神性的追问与寻觅，是实际可行的信仰之路。

首先，我不同意人可以“证明”神或神性。上帝的存在和神性其实都已“显明”在自然和人心。所以，我们找不到没有任何宗教的部落或民族。人心深处一定有某种不可磨灭的宗教禀赋。

改教家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之“认识上帝是人心的禀赋”一节中说：

人心甚至由于自然的本能，也有些对上帝的感觉，我们认为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上帝使人人都多少知道他的存在(参罗1:20)，又不时暗中叫人想起他，为的是要使人无可推诿。人既然都知道有上帝，而且知道上帝是他们的创造者，他们必按自己的口供，定自己不敬拜他、不献身为他服役之罪。我们若要寻找毫不知道有上帝存在的人，恐怕只有在最愚蠢、最不开化的部落中才找得着。然而，正如著名的西色柔所说，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野蛮到不相信有一位上帝。即使在某方面与禽兽相去不远的人，总也多少保留着宗教意识；人心是充分地被这种与他们固有天性相交织着的普通原理所支配着的。自有世界以来，既没有一家一国是没有宗教的，这就是默认，每个人心上多少总刻有对上帝的意识。偶像崇拜本身便足以证明这看法。因为我们知道，人是多么不愿意贬抑自己以高抬其他受造之物的。人以敬拜一块木头或石头，总觉比没有上帝好些，正足以证明人心对上帝有深刻的印象，要消减这种印象，比改变人的本性还要困难呢。人丢弃本性上的骄傲，自甘卑下到拜神的地步，这真是本性改变了。

其次，我也不认同证明神性比证明神重要。正好相反，正因为神存在，这才显明神性确凿存在。模模糊糊的神性意识，往往不过是人性的自我投射。史铁生担心以偶像来代替神，却没想过虚假神性会代替真正神性。没有神的落实，何来神性落实？

第三，通过对比史铁生和加尔文的论述，我们就知道史铁生对偶像的看法有误。偶像不是因为本来没有神而试图证明有神才产生的，而是正因为有神却力图以假神代替真神而产生的。

偶像不是显明没有神，恰恰“显明”确实有神。这就像假币从来不会去仿造从来不存在的钱币一样。

在基督教看来，自然和良心是上帝显明自己存在的普遍启示。“启示”的希腊文原意是“揭开”，也就是上帝通过某些方式向人揭示他自己。及时种方式叫普遍启示，也就是上帝通过自然和良心来揭示他自己。本来这种方式没有任何问题，但后来，人类的罪影响了自然，更影响了良心。自然和良心本来都是美善的，但后来因为受到罪的玷污，就遭到了污染和扭曲，这两面镜子就脏了，也就无法清晰地照见上帝了。所以，上帝就采用了第二种方式来揭示他自己。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也就是上帝感动先知们写下他自己想说的话。这被称为特殊启示。

英国清教徒所写的《威斯敏斯特信条》(1646年)，被华腓徳博士誉为“最齐全、最清楚、最周延、最又最生动的信条”。其开篇就说：

自然之光与创造、护理之工，虽彰显上帝的良善、智慧和权能，叫人无可推诿，但都不足以将得救所必须的、有关上帝的知识和旨意给予人。所以，上帝愿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和他的旨意启示并宣布给他的教会；此后，为更保守、传扬真理，为更坚立、安慰教会，为抵挡肉体败坏并撒旦、世界的恶意，就将此全部启示笔为《圣经》。上帝先前向他百姓启示自己旨意的方法业已停止，故《圣经》对信仰来说最为必要。(Although the light of nature, and the works of creation and providence do so far manifest the goodness, wisdom, and power of God, as to leave men unexcusable; yet are they not sufficient to give that knowledge of God, and of His will, which is necessary unto salvation. Therefore it pleased the Lord, at sundry times, and in divers manners, to reveal Himself, and to declare that His will unto His Church; and afterwards for the better preserving and propagating of the truth, and for the more sure establishment and comfort of the Church against the corruption of the flesh, and the malice of Satan and of the world, to commit the same wholly unto writing; which makes the Holy Scripture to be most necessary; those former ways of God's revealing His will unto His people being now ceased.)

我特意附上了英文，因为这里提到的“自然之光”(the light of nature)，是自然之光和良心之光的合一。这在英文中很清楚。英文“自然”(nature)一词在中文中既可指“自然”，又可指“本性”，这两者的内涵在原文中都包括；而特殊启示，一般被称为“启示之光”。尽管自然之光也是上帝的普遍启示，但在林语堂看来，普遍启示之光是烛光，而特殊启示之光是阳光。他说：“太阳升起来了，将蜡烛吹灭吧！”

当然，太阳升起来了，有时候也还是用得到蜡烛。但有的人偏偏因着有了一点点烛光，就不愿意再走出去沐浴在阳光下了。

自然和良心好不好？好！它们都能帮助我们认识真理，但这两者并不是真理的故乡，它们自身也不能产生真理。当我们凭着自然和良心无法认识真理时，真理会亲自来光照、启示我们。这是真理的启示与慈悲。这样，我们才能认识真理。

在认识真理之前，我们的理性、情感和意志首先需要被真理洁净与光照！这就像一个孩子的眼睛被涂上了泥巴，他在认出爸爸之前，需要爸爸先用清水帮他把泥巴洗掉。

庄子说到圣人之心像最干净明亮的镜子，这其实只是一种假设。禅宗大师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样的说法也是假设。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心没这么干净、明亮。

人生的意义必定在人生之外，真理必定在世界之外。这意义和真理通过特殊启示的方式临到我们，我们才能产生真醒悟和真认识。不错，这个世界有其美丽，人心也有其良善，但它们都不过是那真、善、美的碎片和反映，而不是真、善、美本身。

每种文化所化之人都有其卓异之处，能看到某些真相，但也有其致命的盲点和错误。中国人看到了自然和良心的神圣及它们之间的神秘互动，认识到了普遍启示的伟大价值。然而，生而为人，我们为万物之灵，跟大自然已截然有别；于罪中沉沦，我们本心已污浊不堪。这两点正是中国人处理自然和良心问题时的根本失误之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结果，我们就越走越偏。再到后来，自然和良心竟成偶像，阻碍我们进一步向启示之光眺望。

这是多大的遗憾！

中国人其实已发现自然中有一神秘世界，我们内心也有一神秘渴望。路易斯说人渴望“与宇宙中某个不可名状者再次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因为人知道自己应该与他紧密相联，否则，人就得不到满足。我们也“知道自己目前的状态是与他相隔的”，我们“也期盼着进入某扇门，一直以来我们都从外面打量着它，却不得其入”。要认识这种神秘联系，我们恰恰应该越过自然和良心，继续往前走，往上走，好走进启示之光，认出那光源的发出者——上帝。我们的灵魂就像针，被上帝这强大磁铁吸引。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弗朗西斯 夸尔斯的贴切比喻。中国文化感应并检测到了自然和良心的磁性，却拒绝进一步靠近那磁铁。最终，那一点点的磁性也就慢慢开始失落。

我们前面提到的《诗篇》19篇上半段讲的是普遍启示。这首天籁之诗下半段转而讲特殊启示。我们若只有前者，就如柏拉图笔下的“洞穴人”，不过仍身居洞中而已；我们只有拥有特殊启示，才能真正让普遍启示的价值和意义得到成全：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

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辖制我，

我便，免犯大罪。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备受误解的大爱

如此倾心施予的上帝，超乎我们的想象，但并不违背我们的情理。试想，地球作为宇宙中的摇篮，悬在空中、飞速运转而又千古不易，这怎么能是自然而然？这不是冷冰冰的机械原理，就像杂乱无章、堆在一起的飞机零件不会自动爆炸出一架飞机来，宇宙当然也不会平白无故就这样运转。宇宙不是永动机。在这背后，我们岂没有感受到造物主的大爱和宇宙设计师的智慧？

然而，爱对于有罪的人来说，反倒是不自然的。我们宁可相信荒谬的“爆炸论”(爆炸从来都是把东西炸乱，而不可能把乱“炸”成井然有序)，也不愿接受宇宙背后的圣爱这一事实。

我们中国人不愿“欠”人恩情，所以，这种看似无缘无故的大爱，在中国备受误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段著名讲话，就讲得直截了当：

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的“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样的爱。过去的所有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

文章看得非常。这种抽象的人类之爱，在充满了对立和冲突的现实社会中，的确没有实行过，也没有实现过！

然而，这个世界之上还有一种神圣之爱，看似缺席却从未缺场。《诗经》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圣经》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而我认为更重要的则是“天不生耶稣，万古长如夜”。耶稣确如一粒麦子，为了救人和赎罪，落在地里死了，又从死里复活，结出了那么多“信”的子粒来，以至于历史纪年以他的出生为分界。他带给世界的不只是救赎的启示，也是爱的启示。

我们看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爱，是无缘无故的。

它从天上，惠临人间。

这就像那普照大地万物的阳光一样。

然而，我们要理解并接受这样一种无缘无故的爱，对惯于归荣耀给自己又无比骄傲的人类来说，是何等困难！

我写司徒雷登的那篇文章在2010年《南风窗》第4期刊出后，网上就有《司徒雷登其人其事》一文流传，文中还是津津乐道“司徒雷登忠实地执行了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和“司徒先生的人格经过了帝国主义的格式化”，竟提出“司徒雷登应当忏悔”！

这篇“奇文”没有丝毫事实根据，也没有披露任何对司徒雷登不利的史实材料，是带着严重偏见来混淆视听、倒打一耙。然而，这样的文字却赢得许多喝彩和叫好之声！

毋庸讳言，有极个别传教士确实坐着“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入华，也确实有为侵略者做过翻译者，或利用不平等条约传教的过错。然而，绝大多数传教士强烈谴责他们本国的侵略者，不少人在中国被“义和团”杀死而毫无怨愤，无一索赔。戴德生夫人在“扬州教案”中受伤，戴德生放弃任何报复机会，并声明宽恕和谅解。这些举动背后，无不体现着一种深厚大爱。

我们可以不接受，但请理解；

我们可以不理解，但请同情；

我们可以不同情，但别误解；

我们可以有误解，但别诋毁。

然而，较大的误解和诋毁，并非对传教士们，而是对耶稣。对于他的大爱，他自己的同胞也不接受，反把他钉上了十字架。

我们错过了什么

在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中，有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台词：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爱情方面的阴差阳错就够让人痛苦的了，更何况人生的方方面面！

我们若再错失良机去理解、接受那份看似无缘无故的大爱，上帝可能不再给我们机会，我们就永远失去了爱的能力。你除非领受过这样一份爱，才能这样去爱。

人不是靠米、面活着。人本质上是靠爱活着，不是靠世界之爱，而是靠神圣之爱。

这种爱到底是怎样的？

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保罗写过一段千古名文：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较大的是爱。

对于这样的爱，我们不只从未活出，甚至从未想过。我们见过太多算计，见过太少真爱。直到耶稣基督在爱中舍己，才把这爱活生生展示在荒凉人世。

不少人只把耶稣的爱看作牺牲精神，看成历史伟人的道德情操。这实乃严重的误解。耶稣之爱是一种真理之爱。对他来说，他的爱是真理中的爱，也是带着爱的真理。人较大的问题是罪和死。正因为罪和死，人与上帝隔绝，生前有愁苦，死后有地狱。耶稣却甘愿舍弃生命，离开上帝尊位，虚己而为人为仆，做神人共弃、为人不齿的罪犯，流血替人赎罪。我们对他代赎的事实常常怀疑。我们不怀疑耶稣确实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否则今天各地的医院也不会有十字架作为救死扶伤的标志。在犹太人约瑟夫的《犹太古史记》和罗马史学家塔西陀的《历史》中，我们都读到过耶稣被钉的史实。我们怀疑的是，他是否作为上帝的儿子和上帝的羔羊替人赎罪而死。

其实，我们不需太多外证。很多时候，我们看看自己的心就知道了。我们心里有那么深的罪孽和惧怕，良心深处饱受神圣律法的指控，而且一生因怕死而忧伤心碎地活着。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些问题在自然、世界范围之内均无法解决。我们同样深知依靠自己的能力必然陷入绝望，因为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自然大限指向超然无限，无能为力指向神圣大能，错误指向真理，阴影指向光明。真理不只是真理之为真理的标准，也是错误之为错误的标准。世界的缺陷显明天国的，人心的罪孽显明神圣的公义，此岸的幽暗显明彼岸的光明。谁把天国的、神圣的公义和彼岸的光明带给我们？那当然是耶稣基督。对这个残缺的世界来说，耶稣不是不应该出现，而是应该出现，否则一切就陷入虚无和荒谬。但世界上确实是有什么而不是没什么，宇宙秩序确实是不荒谬而不是荒谬。这一切都显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架和死里复活的不可或缺。而推动这一切的，是不可思议却无比真实的爱。这爱，是上帝的神圣之爱，是耶稣的真理之爱。爱本身就是亲近和联结的理由，难道还需要别的理由吗？连爱情都不可思议又无比真实，更何况赐下爱情的上帝，他之有爱岂不照样真实无比？

耶稣作为解决人类罪孽的、真理，展示了爱的神圣能力，解决了人类的根本问题，并满足人类最深的需要。这份爱，至此就显出何其惊心动魄、匪夷所思并感天动地！

于是，这份爱对人来说就变成：上帝因着爱，而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你所有的罪，从而愿意接纳你并与你和好。因着这份大爱，你成为重生之人，并带着这份神圣大爱，去接纳人和爱人。这就不再只是因着人人都为上帝所造，所以才尊重人和爱人。

至此，自然在超然中被转化，盼望在付出中被成全，世界在天国中被弥合，罪孽在替赎中被遮盖，仇恨在圣爱中被溶解。

生命和生活，双双被这份大爱提升，从而到达德兰修女所说的“怀大爱心，做小善事”的美好境界。这个时候，宗教的也是人生的，人生的也是宗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