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与西来初地

一、达摩来华登岸时间

北宋景德元年(1004)成书的道原《景德传灯录》卷3，谓达摩之东来在梁普通八年(527)。按梁武帝于是年三月改年号，为大通元年(527)，与《华林寺开山碑记》合(详见下文)。据此，则达摩登岸的时间，为527年春。但达摩登岸时间，尚有普通七年(526)、刘宋末年(479)、普通元年(520)三说。清雍正八年(1730)郝玉麟《广东通志》谓：“华林寺在西南一里，梁普通七年(526)，达摩从西竺国泛重溟，三周寒暑至此，始建。国朝顺治十一年(1654)宗符禅师重修，环植树木成丛林。”仇巨川(？—1800)《羊城古钞》“华林寺”记：“在城西南一里。梁普通七年，西竺达摩禅师从本国来，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至此，始建。”

罗文俊(1789—1850)《新建华林寺五百罗汉堂碑记》亦称：“自萧梁普通七年，达摩泛海至粤城西南登岸，后人名其地曰‘西来’，建庵曰‘西来庵’，历千三百余载，传灯弗绝。”

李仲伟、林子雄、崔志民：《广州寺庵碑铭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又民国时面世、所记为清代情况的《广州城坊志》称：“华林寺，在西关绣衣坊，梁普通七年，达摩航海至粤，卓锡是间，为南宗初祖。广人目其寺为西来初地，实岭南最古之刹也。顺治十三年(1656)，僧人宗符大修之。”

此说晚出，所记较上引文献早一年，或系后人见史载梁武帝普通无八年，未审是年三月始改元，而遽作“更正”所致。无论如何，此与前人所记亦仅差一年而已。《光孝寺志》两说并存，既谓：“普通八年，达摩初祖至自天竺，止于诃林。”“梁武帝普通八年，达摩初祖至寺。广州刺史萧昂表闻，帝遣使迎至金陵。”又云：达摩“达于南海，实梁普通七年丙午岁九月二十一日也。广州刺史萧昂具礼迎供，表闻武帝”。陈泽泓指出：“《光孝寺志》同一书中记述达摩抵穗年期有异，当是所辑资料出处不一，而年代久远，也难以追求。”

自是确论。

近时有重拾民国时人的故说而被目为“新论”者，谓达摩登岸在刘宋(420—479)年间。此说本于唐代道宣(596—667)成书于贞观十九年(645)的《续高僧传》卷16“菩提达摩传”，虽较早出，然甚可疑。中山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主任葛定华1931年11月24日完稿之《西来初地华林寺考访记》指出：“考达摩东来之年月，据《续高僧传》，则谓达摩初达宋境之南越，宋为刘宋，南越即今广东地，其说甚不可据。盖达摩与梁武帝相见之事实已确定，而刘宋之末年，为西历478(479)年，南梁武帝即位及时年(天监元年)，为西历502年，其间相隔24(23)年。考慧可(达摩及时代弟子)参见达摩时，慧可年已四十，此事实据宋《景德传灯录》(卷3)及《续高僧传》(卷19)所载一致。又《续高僧传》记慧可于后周武帝废佛道二教后，尚未死，宋《景德传灯录》之《慧可传》，则谓慧可于隋开皇十三年(593)圆寂，年百七岁。自隋开皇十三年至宋末，为一百十五年，如达摩来华之年在宋代，则慧可年龄当在百五十岁以上，非人间生存年龄之常数，故《续高僧传》所载达摩于宋时来华说不可信。”他同时还指出：“契嵩(1007—1072)之《传法正宗论》，改《传灯》(《景德传灯录》)之普通八年说为普通元年(520)，实非是。”契嵩之所以如此改动，其自述理由是：“《传灯录》诸家旧说，并云达摩东来，在梁普通八年，今按史书，普通只七年，唯今三佑长历甲子数，或有八岁，可疑。”可见确系因史籍无普通八年之记而契嵩又不明“三月始改元”而致。

二、达摩来华登岸之地

现时一般记载均谓达摩来华登岸之地即广州西关西来初地，这可能是事实，但仍有值得推敲之处。

前引雍正《广东通志》等定华林寺建于526年，即达摩来时始建。更早的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华林寺住持元觉《华林寺开山碑记》记：“吾粤自卢祖传灯，曹溪滴水，遍洒天涯，后之溯宗门者，莫不首列南华。要之，法乳渊源，西来一脉，我华林寺，实肇其基焉。寺踞广州羊城西郭，一水迂回迤逦而达于珠江。潮汐潜通，葱葱郁郁，望气者谓主法王示现，出为苦海津梁之象。旧称西来庵，地曰西来初地，乃萧梁大通元年，达摩尊者自西域航海而来，登岸于此，故名。至今三摩地，西来古岸，遗迹犹存。前明嘉靖间，慧坚耆宿悬记云：一百单八年，当有大善知识，在此建立法幢。崇祯初季，我师宗符老人，由漳州行脚入粤，路出西来；先一夕，庵主梦金翅鸟翱翔空际，光烛茆茨；及见师，大奇之，愿布坐具地，为建道场。师以志切游方，力辞不就。厥后遍参海内诸大名宿，传毗尼于云顶，印心法于天童，复飞锡南来。一时当道宰官，暨绅士程可则、王念初、梁佩兰、陈恭尹诸公，仰师道范，为卜地西来，请转法轮。由是遐迩向风，皈依恐后。爰拓基址，定方隅，引河流为功德水，植材木为祗树园，首建大雄宝殿，次及楼阁、堂庑、寮室、庖湢，无不圆成。榜曰华林禅寺，乃国朝顺治乙未(顺治十二年，1655)岁也。师住持一十有七载，大建西来宗旨，常垂三关语，勘验诸方学者。道风远播，闻者景从。前后复开法双桂、勇猛、东湖、云门诸刹，嗣法门人离幻、铁航、识此、天藏，皈依弟子不可以数计。犹忆掩关石洞时，曾晤天然和尚云：自少室潜踪，遗下一片闲田地，孕奇毓秀，于千载之外，仰额望师久矣。今乃应运崛兴，适符往谶，地灵人杰，相得弥彰，此论殆非虚誉。无何，辛亥之夏，偶示微恙，未几归寂。宏法方殷，报缘莫续，讵非神龙变化，见首不见尾者耶？元觉忝列门墙，虽经大冶陶镕，仍惭钝铁，安敢主盟保社，为世导师；奈承属个未了公案，只得努力向前。十载于斯：法之昌而明之，缘之辐而辏之，要皆先老人道隆德盛，感格人天所致。后之藉其荫而享其成者，自当饮水知源，善继善述，西来一脉之传，正未有艾也。是为记。大清康熙二十年，岁次辛酉孟秋。”这是目前可见到最早指明西来初地即达摩登岸地的文献。可见达摩来华登岸于西来初地之说，可能很晚才出现。

乾隆四年(1739)在华林寺内立石之《鼎建西来禅院关帝圣殿碑记》云：“里中华林寺暨关帝宫，即今之西来庵旧址也。明壬午癸未间(崇祯十五、十六年，1642—1643)父老所创建，予与洪君敬亭、林君明华曾襄其事。初止一椽，足蔽风雨；中奉佛座，未有廓庑榱榭、漆饰丹艧之煌煌也。己丑庚寅(明永历三、四年，清顺治六、七年，1649—1650，这两年广州基本在南明治下，庚寅年十一月始复陷于清)后，西关长者陈世兴、徐暹、洪元梓、钟景润、陈朝雅、刘嗣美、蔡弘奎、庄端、陶正隆、苏韬、康德升、郭柱、林犹龙，舍市地之金四百余两，仍募仙城内外，共得三百余金，购地庀材，鸠工拓而大之。池辅(浦？)、僧寮、几筵、木石毕备，请宗符禅师驻锡其中。于庵左建关帝殿，置屋六间以为香灯久远计。越癸丑(康熙十二年，1673)春，程君有和、王君虞捐资兴举，谋之本里汪君景汉，又偕原倡首诸君募金成事，复建□(圣)殿，兼设厨房，增置香灯屋二间。自是历年随时加修……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花朝,汪君景汉、陈君于宠虑缘起之未详，无以垂远也，谓里中老成，历事之端末，而详悉之既久者，惟予为最，属予言以纪之。予曰：‘事有为耳目所见闻者，犹足当考献征文之实，况身共事者乎？是诚非予莫悉也。’因为叙其初终，付勒之石，而详记其起建年月，与捐金、购地、庀材、鸠工、拮据有事诸君子之姓名于左。乙酉(明弘光元年、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时广东在南明治下)科举人原候选推官里人直庵前头颜养气常集甫撰文。”

此碑虽立石于1739年(也许是重立，上引《华林寺开山碑记》就是在同治七年，即1868年重立石的)，但撰文却在1683年。作者是明代遗民，明朝广东末科举人，故纪事不书年号，唯云甲子。《鼎建西来禅院关帝圣殿碑记》虽晚于《华林寺开山碑记》两年，但作者亲身参与华林寺的创建，并列举了一大批亦参与其事的见证人，与《华林寺开山碑记》作者元觉未历其事，仅得闻乃师之言，而又着力渲染“神迹”相比，显然可信得多。惜《鼎建西来禅院关帝圣殿碑记》鲜为人知，后世多从元觉，陈陈相因，以迄于今。

从《鼎建西来禅院关帝圣殿碑记》可知：及时，华林寺创建于1642—1643年，当时即名为华林寺。从“里中华林寺暨关帝宫，即今之西来庵旧址也，明壬午癸未间父老所创建”一语，及标题名之为西来禅院，文中亦数处称其为庵，可知西来庵及西来禅院之名，尚较华林寺之名后起，撰此碑记时仍用。元觉所谓“旧称西来庵”之“旧”，只是指宗符为住持之时。所谓“崇祯初季，我师宗符老人，由漳州行脚入粤，路出西来。先一夕，庵主梦金翅鸟翱翔空际，光烛茆茨；及见师，大奇之，愿布坐具地，为建道场。师以志切游方，力辞不就”也只是故神其说。《鼎建西来禅院关帝圣殿碑记》既称华林寺创建于1642—1643年，则此前十余年间，其范围内显然没有任何寺庵，更无“庵主”。陈泽泓指出：“生活在明末清初时人的咏华林寺诗，有屈大均的《过华林寺作》，梁佩兰的《除夜宿华林寺呈宗公》，陈子升的《寓华林寺飓风欲归不果与天藏上人》、《西来庵放生》、《盂兰盘日西来庵舍利》，从诗题可知清初华林寺、西来庵之称，在文人的诗文中并用，而以称华林寺为多。”

这是值得注意的。实际情况，应是崇祯末初建寺时，已名为华林寺，清初扩建时，为突出达摩西来的品牌，又曾命名为西来庵、西来禅院，而后两名称日久渐隐而鲜为人知。第二，华林寺之扩建，开始于1650年之后。是年末广州重陷于清，战事平息，翌年工程即可展开；竣工之后，始“请宗符禅师驻锡其中”。则扩寺工作，宗符当未参与；元觉谓其主持建寺(甚至为此而制造了“前明嘉靖间，慧坚耆宿悬记云：一百单八年，当有大善知识，在此建立法幢”的谶语)，固不足信；其所谓建成之年(1655)，亦不过宗符到寺之年。第三，《鼎建西来禅院关帝圣殿碑记》对元觉所谓“地曰西来初地，乃萧梁大通元年，达摩尊者自西域航海而来，登岸于此，故名。至今三摩地，西来古岸，遗迹犹存”只字不提，初建寺时亦仅名“华林”而不及“西来”，可见“西来初地”之说未必源于当地故老相传，而更可能是宗符的创作或另有所本。

广州在历史上除西来庵外，尚曾有西来堂。明成化九年(1473)《广州志》所录元人陈植《重修西来堂记》云：“凡寺名西来者，以达摩自西域入中国而人信者众矣。番禺城之西南有堂，自唐迄今，盖亦有年。其地因兵革后为居民奄取。延丙辰(延祐三年，1316)，居士觉真刘公自庐陵来，奉佛为念，乃出己资率众净财，与雍氏复之，广袤十方，乃建精舍、殿庑、云堂、山门、斋厨，既完且备。至顺辛未(至顺二年，1331)悉毁于火。嗣法欧阳觉通亦庐陵人，也抵兹院，誓必复兴。时连帅斡赤答失主盟，布舍云集，不一载而院宇鼎新。初祝发僧智讯始正其额为‘西来院’，而地藏乃刘庆堂创盖，重构轮藏。各有所收，广济市上，筑客舍十有二间，岁收租以供香油之资。十方者辐辏，素无土田，日食常百数。讯应接未□之。院邻刘氏以院东偏为园亭。至元己卯(至元五年，1339)，偕子孙舍其园亭归于院。讯将撤其地为观音阁，恐力未瞻，又讯年老，以乡人故，来请记。余志其本末。”从内容看，碑记即撰于此时，也就是1339年。该志并记：“西来堂，在郡泰通坊……元末复毁。国朝洪武七年(1374)僧惠福重建。郡人刘庆堂施屋十二间，月入其资为香灯之费。屋在新桥街泰通坊。司其事者民黄子成也。”

《南海志》“番禺县坊里”条下记：“城南厢：状元，世科、泰通，鼎魁，登俊，擢桂。”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此处所引《南海志》条目中，两处特意指出“归附后”的变化。由此观之，此志若非大德《南海志》，则为北宋初年灭南汉后所纂。然从其提及西城、子城、东城，又可断其成于1072年之后，则其为大德《南海志》无疑。

结合成化《广州志》所记，可以肯定西来堂是在西城墙之内的泰通坊，而不在西城墙外之西来初地。与泰通坊同属城南厢的状元坊，其名沿用至今，在人民南路东侧与天成路西侧之间。民间相传状元坊原名泰通坊，由《南海志》同时记两坊名，可知此说不，但也说明两坊相邻，才致此误。由此亦可判断与泰通坊相接的新桥街，当即今天状元坊附近的新桥市。新桥市在海珠南路西侧与天成路东侧之间，故西来堂当在今状元坊与新桥市之间。明南京工部主事，南海人张诩(1456—1515)弘治十八年(1505)所成《南海杂咏》有《西来堂》云：“何年飞锡自西来，万古长空一鸟飞。只为少林无口诀，教君何处觅筌蹄。”

则西来堂至1505年尚存，何时湮没不详。西来堂以纪念达摩来华而得名，但它与其登岸地点有无关系，则尚无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