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你不要结婚

大概在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你妈妈要结婚了。”好像没听见一样，我的眼珠转都没转一下，该干嘛就干嘛去了。

晚上，我却总也睡不着。是水喝多了吧？一趟一趟地起来撒尿。后来干脆坐起身来，在宿舍靠着冷冰冰的墙壁，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这24小时终于来了吗？有个后娘还不够，非得添个后爹？

记得是去年的事，暑假回广州，到爸爸那儿去探望祖母。我已经长得比祖母高了，还是习惯往她怀里钻。记忆中，祖母的怀里最暖和。吃饭时，父亲介绍，“这是王同志。”一张大脸很白很白，屁股大得不像话，样子记不清楚了，无非一个上海婆吧。一贯对儿子严厉的父亲，这次十分体贴，“叫王同志。”不用叫什么阿姨之类，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那年父亲刚60岁吧？那位王同志30出头，直到父亲去世，四年中我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直觉的敌意，好像也没怎么冤枉她。王同志过门也就一年吧，祖母去世了。原来是何婶在做管家婆，我二叔把她抛弃后，何婶在我家十多年了，照顾祖母无微不至。王同志要进门，再大的屋子容不下两个管家婆，何婶能不走吗？

我是何婶带大的。在香港住跑马地黄泥甬道时，从记事起，妈妈就没在家吃过饭。我们老马家是个大家庭，吃饭时团团围一桌子，自从3岁有资格上大桌子吃饭，每顿饭都要叫人吃饭，兄弟姐妹们我最小，排到才叫：阿爷吃饭，阿嫲吃饭，爸爸吃饭……不记得叫过妈妈吃饭，连大年夜也见不着她。后来才知道，父母分居了，妈妈带着二姐搬出去住。何婶无子无女，一直带大我，上幼稚园、圣保禄小学。直到父母回广州定居，我又被“分配”到妈妈家住，同何婶分开了。一年后，不知谁告诉我，何婶要回香港了。我马上跑上楼，回房间收拾好小藤箧，冲下楼说要去跟何婶走，谁也劝不住。往日妈妈的极大，眼风一扫，我马上正襟危坐。这回却是喝也喝不住，直冲到大铁门，开不了锁，就大哭大闹，把小藤箧摔得一地衣物。“这孩子是疯了吗？”全家人莫名其妙。“我要何婶！”这号哭一直传出街外。好在爸爸住得极近，也就是隔七八个门牌号码，何婶闻讯赶来，她是一路哭着来的，进门就抱头痛哭。“何婶不走，何婶守着盛仔。”她安慰我好大一阵子。果然，何婶没有走，倒是我走掉了。读完二年级，我转到北京念书去也。

我随身带着一件宝贝，是从香港一直带到北京的稀罕物抱枕(粤语：揽枕)。《红楼梦》里有诗记曰：“有眼无珠腹中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这是说的“竹夫人”，夏日取其凉意。我的私家揽枕，则是一年四季一日不可或缺的宠物。不抱着它是睡不着觉的。典型的小资情调，一到住校就被“革命”了。育才学校的小革命家们，听都没听说过“揽枕”吧？听说妈妈要结婚这天半夜，我抱着枕头，突然感觉到已被戒除了的“揽枕瘾”，原来就像胎记一般，与生俱来。揽枕的感觉，像何婶，还是祖母的胸怀？

祖母死得很突然，不过是夜里冻醒了——要是有何婶在，哪能不看天气预报，给老太太加盖丝棉被？——老太太披衣下床，去开柜子拿棉被，天寒地冻，一双小脚站立不稳，摔倒了，碰到哪儿了，就此爬不起来，在地上冻到天大亮。要是何婶还在，哪能这么大动静也听不到？她们的房间紧挨着，父亲住二楼当然什么也不知道。祖母死得好冤。

跟着父亲住的哥哥，被妈妈接过来住，不用受后娘的白眼了。现在可好，又要有后爹进门了。这回我们哥儿俩往哪儿躲？宿舍门缝钻进一股风，吹得脖子一阵发凉。

不行，马上要写信表态！半夜三更翻不出像样的信纸，草纸也凑合了。月色有乌云遮蔽，好在心里明白，两句话就写完了。现成的信封早贴上了航空邮票，外加航空邮签，准时半个月一封家信，破天荒没有向老娘汇报学习成绩。心算着飞机送信两三天到，两三天回，怎么十天不见回信？等足半个月，妈妈的回信也是一张纸，循例问功课、问身体，根本没提我的草纸信。莫非是撞了对头？

事隔两年，我上了初二，妈妈到北京开会，住在民族饭店，才旧事重提：“是谁教你这么写的？”百分之百的心声，谁人教得出？信上写道：“妈妈，请你不要结婚，你结了婚，我就像哥哥一样惨。”这张草纸，要不是“”抄家，准能保留到今天。

有位高级领导干部对我说：“你妈妈还年轻嘛！”那一年，她该是三十五六岁吧？来我家的客人，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头儿，下至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看着都可疑，一律不假以辞色。帮我补习功课，嘘寒问暖的，送礼物献殷勤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好在我和妈妈见面的机会有限，彼此没有大麻烦。小麻烦嘛，我也免不了。

我在北京读书，妈在广州工作，像这样给她站岗放哨的日子寥若晨星。我另一种本能的动作，是自我放逐。小学毕业考初中那年暑假，我留在北京等发榜。妈妈打长途电话来询问，我骑车到邮局接听，收音沙哑，勉强对话，妈说不如回广州读中学吧？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作为名人之后，委实不容易，被人介绍一句是某某的儿子，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她是一个女艺人，又是离了婚独身的，三姑六婆的闲言碎语谁听得过来？

当儿子的有什么法子？躲在遥远的北京，耳根多少清静一些。娘要嫁人这件事对我来说，又是眼不见为净了。下农村插队四年之后，我被分到粤北山区一个机械厂当工人，学徒工还没出师那年，妈妈不到50岁。

妈妈结婚，当儿子的未免会尴尬，尤其是25岁的我。好在工厂的工友都很够朋友，没有谁当面提起。虽然工厂离广州不过二百多公里，五块钱火车票，四小时车程，但是，我的探亲假宁愿到两千公里外的北京过。北京，我也阔别五年了。

北京，看上去变化不大，每人每月一斤肉的配给，还是肥的多，瘦的少；满街人穿的不是“干部蓝”就是“国防绿”。我们老三届同学回城的不少，但没什么正经工厂可去，无非是卖电影票、卖电车票，就算读两年“工农兵”大学，出来也是教中学。好多在北大荒挖地、内蒙古放羊的同学，两年也难回家一次。

不过，见得到的同学，都是一家大小亲亲热热的，那年头，没有几家离了婚又结婚的。最模范的夫妻是周家叔叔，“”前的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我父母亲1955年从香港回内地，周局长曾非常关照；我在北京念书，周叔叔还做过家

长代表去我学校开过会呢！他和王昆阿姨相濡以沫几十年，也一直关心我妈的家庭生活。这次我上京，虽然没向他们吐苦水，但他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好吃好喝招呼我好几天，有空就说说我妈工作的成绩和辛苦。周叔叔说我妈这一辈子不容易，王昆阿姨也说我妈是个很要强的人，做儿子的，是不是得体谅她一点？我想，该体谅的我也做了。因为哥哥调回城的事，我妈已经受到组织照顾，我再要求照顾，就作难了。听说，我只能在韶关的机械厂“建设共产主义”，我也认命了，就在山区熬着吧。但是听说那位大作家、名记者到广州和我妈结婚后，只捞到个省作协副主席(副局级)，比他要求的军区宣传部长差得多了，所以郁郁不得志，我妈还得老哄着他。和这么一位黑脸神做伴，图什么呢？

1977年，“”后及时次全国大学公开招生，我凭着北京老高二的底子，加上十年来没放下过笔，一直看书，总算考上了大学，户口也迁回广州。重新和老娘同桌吃饭，已是二十年前的记忆。尽管在人前人后，我妈老伴长老伴短地营造气氛，但那八成是做戏。她及时段婚姻，年纪差太远，性格喜好格格不入，好在事业上是拍档。直到近年广州“红线女艺术中心”落成，人们看到水落石出，红线女、马师曾六个字是如此密不可分。

我妈认为她及时段婚姻并非自愿，因此，自主的第二春一定要多方位成功。恰巧，同及时段婚姻一样，也不过十年光景，而且，一年，那位大作家患绝症卧床，我妈天天跑重病房照顾得无微不至，不惜工本。人家都以为国家一级艺术家，大富大贵，其实，我妈340元月薪顾一头家。那位老兄拿十一级高干工资二百块，竟是一毛不拔全部存起来。治肝癌的药费、营养品是无底洞，“尽力而为”这四个字，我妈算是做得漂亮得体。缺乏感情的婚姻，有时用钱也能弥补。

早生华发的母亲，为了工作需要，一直染发。为了送走第二段婚姻，她让白发飘足一年。谁知道她不过50多岁！

20世纪80年代，妈妈不仅失去了第二段婚姻，还相继跑掉三个亲生子女。我算是离得最近的，从香港去广州不过两小时车程，一年到头还能见上几面；姐姐定居台湾，因某种原因要“坐十年移民监”；哥哥在加拿大开餐馆，讨生活也是三百六十五天连轴转，一年未必能见一次面。我们忙，老娘更忙，大大小小开不完的会，东西南北出不完的差，就算打通了长途电话，她老人家也未必有空长谈。她的手机越换越新潮，却是永远的忙音或录音——“机主已关机”。

有工作可忙，可喜可贺，哪24小时她不在开会或排戏，那八成是在医院了。她的一身病痛，从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到肌肉骨骼，随便分十分之一给70岁的老太太，也够她的私人医生发财致富了——如果她请得起的话。我家有长寿基因，外婆享年103岁，外太婆94岁不得善终，“”中她受惊吓去世时还是耳聪目明。我妈的体质很像她的母亲，看起来比五六十岁的“中年人”还精神。

终于有24小时，我们娘儿四个能重聚一堂，破天荒地打四圈麻将。我是逢和必吃，因为低消费是三番，所以对对和最顺手，只要有得碰，哪管是放炮出铳也先图个痛快。哥哥姐姐笑我独沽一味，妈妈却夸我“情长”。哥哥毕竟是生意人，竹战高章得多，眼观六路，看透三家牌，赢牌固然不成问题，他的弱点是目标过高，又要打出章法，又要不时放我妈吃和，好还能设法引出我来“放炮”，对姐姐那头还要抽空堵她一章，八面玲珑之下，不免捉襟见肘，有时造化弄人，作茧自缚。妈妈对他的评价是“花心”。姐姐打情绪牌，输赢无所谓，只求做牌开心。她手风极顺，什么“清一色”“大三元”也吃过两铺，犯了得胜不顾家的毛病，放牌让妈妈吃一铺“坎坎和”。又一回，大家已经摸到几张牌，明知哥哥不上不碰做品牌，她还为了博一手“清一色”，打出一张生章白板，给哥哥捞了个“十三幺”。我们一致笑她得胜不顾家，姐姐激动之余脱口而出：“我哪有个家！”

一家人沉默了两秒钟，我忙乱以他语：“你四海为家，不是更逍遥？”大家心里明白，她在“”中急就章的婚姻，虽然双方性格不合，却因种种原因离不了婚，出于下策出国十年，也难求佳婿。古今中外的“三高”女士历来让男子却步：社会地位高，年龄高还不是绝症，最要命的是眼界高，等闲人士难入法眼。姐姐从39岁离开祖国大陆，十多年后仍是名花无主。我们做老弟的，只能逢人便解释，“这是我妹妹”。和姐姐在牌桌上的一番调侃，倒引起全家一番心事：母子四人难得一聚，曲终人散后，我妈仍然独居华侨新村。她没有少年夫妻的命，那“老来伴”的美好黄昏，更是难于上青天。

我妈也有过含饴弄孙之乐，姐姐、哥哥和我的儿女，分别同她一起住过六七年，那也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往事。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连我也快要成为空巢一族的“老鸟”，才感到晚年的妈妈，确实应该有个老伴。不管怎样，我也希望她有个快慰的晚年。

广州的现代化建筑群拔地而起，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万计的流动人口，暴力犯罪的隐忧被掩盖在灯红酒绿的繁华之下。华侨新村是强盗光顾的重灾区，我家几乎每年被爆窃一次。有一次，一个湖南歹徒竟把70多岁的女户主打成了重伤。看到妈妈头上缠满绷带，双手布满伤痕，母子相对无言。我想起在父亲百岁诞辰纪念活动中，母亲尽力把马、红粤剧艺术的精华重现舞台。当我们斗胆问到她第二段婚姻时，她也坦承“缺乏爱意”。唉！普天下眷属有几对是有情人？就算是一般的也总比没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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