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儿子的信

亲爱的儿子：

我一向喜好收集有关祖辈的逸闻趣事，即使是一些细小的事情也好。你也许还能记得你和我一起在英国的时候，我曾经遍访家族中的老人，并为此跋山涉水的情景。我想你也许很愿意了解我的生活经历，虽然对此你还不太熟悉，我目前正在乡村隐居，估计还将有一个星期的空闲日子，于是我便安心坐下来，将我的身世记述下来。此外，我这样做还另有一些想法。

虽然我出身于贫寒卑微的家庭，现在却生活富足，并且在世界上享有一定的声誉。承蒙上帝的恩赐，至今我一帆风顺，事事顺遂，这应当归功于我立身处世的成功。后辈子孙也许乐于知道这些方法，因为其中一些处境或许与他们相似，值得他们效仿。

每当我回想起自己一生的成功，有时候我不禁会说，如果能让我再选择一次的话，我将乐意再过上相同的生活，只求像作家那样，再版时能够纠正及时版的某些偏误。诚然，除了改正错误之外，我还要使自己一生中某些不幸的过往变得更顺遂一些。即使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我依然愿意原原本本地重活一遍。但是这个愿望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回忆是最接近重演的了。为了能将回忆久远地保存，就需要把它用文字记述下来。

所以，我将和一般老人们一样回顾自己的过去，并使一切尽量生动、有趣。我这样做还为了不使听者感到厌倦，即便是那些因为尊敬老人才来听我讲话的人。当然，我自己已经写了出来，看不看就是他们的事情了。我还得承认(即使我否认，人们也不会相信)，写自传可以大大满足我的虚荣心。老实说，我时常听见或者读到人们这样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话一讲，接下来便是自吹自擂的长篇大论。应该说，不论他们自己是多么虚荣自负，但大多数人还是不欣赏别人的自我夸耀。不过，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发现它，我都会宽容地理解它，这是由于我相信这种自我表现对他们和周围的人并无害处。所以，如果一个人把虚荣心当作他生活的慰藉，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足为怪，也不必贬斥。

我的一位伯父也同样喜欢收集家族的珍闻逸事。一次，他交给我一些关于我们祖先事情的笔记，我这才知道，我们的家族在诺桑普顿郡的爱克顿教区已经居住了300多年，在这以前居住了多久，他也不清楚。据猜测是从他们采用“富兰克林”这个姓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英国各地人们刚刚开始使用自己的姓氏。在此之前，“富兰克林”这个名称是指一个人民阶层。伯父家有30英亩(英美制面积单位)的自由领地，并且以打铁为副业。

我们家族一直沿袭着打铁这一门手艺，一直到我这位伯父时为止。家里的规矩是较大的儿子都要学打铁，伯父和我的父亲也遵循了这一传统让他们的及时个儿子做铁匠。我还查阅了爱克顿教区的户口登记册，其中只记录了1555年以后出生、婚嫁和丧葬的情况，没有保存在此之前的户口登记册了。从那个户籍册里，我了解到自己是近五代以来最小儿子的最小儿子。我的祖父汤姆斯生于1598年，原本住在爱克顿，并一直在那里居住到老，直到他不能从事劳动的时候才搬到他儿子约翰的家里。约翰的家在牛津郡班布雷村，他是一个印染匠，也是我父亲的师傅。我的祖父就在那里去世了，并葬在那里。1758年，我们还去看望了他的墓碑。他的大儿子汤姆斯住在爱克顿的老房子里，这份田产后来留给他的独生女儿。她的丈夫是威灵堡人，名叫费雪。他们后来又把这份田产卖给伊斯德先生，此人如今还是那里的庄园主。

我祖父有4个儿子：汤姆斯、约翰、本杰明和约瑟。由于资料有限我只能把我还记得的都写下来，如果我搜集的材料在我离家后尚保存完好的话，你将会从中看到更详细的记录。

按照传统，长子汤姆斯跟他的父亲学习打铁，但是他聪颖过人，深得当地一个尊贵的绅士伯麦老爷的赏识，他鼓励他们努力求学上进。后来，汤姆斯终于获得了书记官的资格，成了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并且成为当地一切公益事业的积极倡导者，不论是他家所在的村子，还是有关诺桑普顿城镇或者他们那个州的事务。关于这一类事情我们听到了很多，当时他颇受爱克顿教区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照顾和奖识。他于1702年1月6日死去，离我的出生只有4年。记得当我们来到爱克顿教区，从一些老人那里听到有关他的生平事迹时感到很惊异，因为我的个性与为人与他非常相似，也许你会说：“要是你出生在他死的那24小时，人家还真以为这是灵魂转世呢！”

祖父的次子约翰成了染匠，大概是专染羊毛织品的行当；三儿子本杰明是在伦敦学的徒，后来也成为一名丝织品染匠。他这个人非常聪明，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因为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渡海到波士顿来找我父亲，跟我们在同一幢房子里住了几年。他的寿命很长，其孙塞缪尔 富兰克林如今仍住在波士顿。本杰明死后留下了2卷4开本的诗稿，主要是一些赠给亲友的即兴之作，他也曾经送给我一首。他还发明了一种速记法，并教会我如何使用。可我至今没再练习，现在几乎忘光了。我的名字就是他取的，因为他和我父亲之间有着非常亲密的兄弟友情。他还笃信宗教，只要是著名传教士的布道，他从来不曾错过，并且用速记法将其全部内容记录下来，足有数卷之多。他还具有一种政治家的热忱，可以他的身份来讲，他也许过于关心政治了。后来，我在伦敦发现了他所搜集的1641—1717年重要的政论手册。根据编号来看，已经缺失了许多卷，不过还保存了8卷对开本的、24卷4开本和8开本的。因为买书而结识的旧书商偶然得到这些手册，于是就拿给我看。看样子是我伯父在去美洲的时候把它们留在了伦敦，这可是50年前的事情了。他还在书页的空白处作了很多批注。

我们这个卑微的家族很早就加入了宗教改革的运动，在女王玛丽统治时期，家族一直信奉新教信仰。当时，因为他们激烈反对教皇制，所以时常处于受迫害的危险境地。他们珍藏了一本英文版的《圣经》，为了能够将其安全地保存，他们把《圣经》打开，用细绳绑在一个折凳的背面。当曾祖父向家人宣读《圣经》时，就把折凳翻过来放在膝盖上，在凳子底下翻阅，他还会派一个孩子在门口站着，如果看见教会法庭的官吏走过来，便会马上报信，折凳便会被重新放好，凳脚朝下放好，《圣经》就像原先一样藏在凳子下面了。这是我从本杰明伯父那儿听说的。直到查理二世的末年，我们家族还是一直信奉新教。但是那时有几位牧师因为不信奉国教遭到了驱逐，他们在北安普敦郡举行集会宣布了自己的信仰。除了本杰明、乔赛亚追随他们，并且一生坚信不渝以外，家族的其他人仍然信奉国教。

我父亲乔赛亚很早就结了婚，大约是在1682年，他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移居到了新英格兰。因为他所信仰的新教不仅被法律禁止，集会时还常常受到骚扰，因此父亲的许多熟人都移居到了新大陆。他们希望在那里可以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父亲也同意随他们前往美洲。在那里，他的这位妻子又生了4个孩子，后来第二任妻子又为他生了10个。这样，我父亲一生共有17个孩子。我记得有一次13个孩子都围在他的桌旁，这13个孩子后来都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了。

我是最小的儿子，在所有的孩子当中排行倒数第三，因为我还有两个妹妹。我是在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出生的，我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名叫艾比亚 福尔杰。我的外祖父叫彼得 福尔杰，他是及时批来新英格兰定居的人之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科顿 马瑟在他的《美洲基督大事记》中曾称我的外祖父为一位信仰虔诚、学识渊博的英国人。我听说他也曾零星地写了些即兴小诗，不过只出版了其中的一首，好多年前我还曾见到过。那首诗写于1675年，是写给那些与政府有关人士的，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朴实无华的小诗。这首诗拥护信仰自由，声援当时受迫害的浸礼会、教友会和其他教派的教徒们。他认为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和这个国家的其他一些灾难的根由，都源于对信仰自由的迫害，而这些灾难又是上帝对这种重大罪过的判决和惩罚。于是，他要求当局废除那些毫无仁爱之心的立法。我的印象是，整首诗写得简洁平实、流畅大方。我还记得的六行，大意是说他的批评出于善意，因此他并不想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他在诗里说：

由于我从心底里憎恨

做一名恶意的诽谤者

我在诗篇中写下姓名

心中没有怀一丝恶意

我如今居住在舍伯镇

你的朋友彼得 福尔杰

我的哥哥们都选了各不相同的职业，父亲准备把我这个最小的儿子奉献给教会。所以，我从8岁起就被送到学校去念书。我很小就会读书了(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不会阅读，所以我想我一定是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阅读)。父亲的朋友们都说我将来会成为一名有成就的学者，这样就更坚定了他让我读书的信念。本杰明伯父也很赞成这个主意，并且提议把他速记下来的全部说教的记录本赠给我。从他的性格来看，这大概是想作为我思想启蒙时的信仰积累吧。

我在文法学校还没有读满一年，成绩从中等水平跻身于前茅，并且还跳了一级，年底就可望升入三年级了。可是，父亲考虑我们这么一个大家庭，要负担我上大学的费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同时，他看到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日后生活仍很拮据—这是他在朋友面前告诉我的理由。于是，他改变了初衷。让我转学去了另一所专门教写作和算术的学校。后来的那所学校是由当时著名的乔治 布劳内尔先生开办的学校。他办学已经颇有成就，教学多采取宽容和鼓励的方法。我在他的教导之下，很快练就了一手好字，但是算术还是不行，并且毫无进步。10岁那年，我回家帮助父亲做生意。他经营的是蜡烛和肥皂制造。他原本并不从事这一行当，但是到了新英格兰后，发现这里对染色行业需求不大，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所以才改做皂烛业了。我帮着父亲剪烛芯、灌烛模，有时还照看店面、跑腿当差。

当时我十分讨厌这行当，心里渴望去航海，但是父亲坚决反对。好在我们家住在海边，我就常到海边玩。我很小就会游泳，而且还学会了驾船。当我和男孩们一起在船上玩的时候，尤其是在面临危险的时候，常常是由我来指挥。在其他场合中，我一般也是孩子王，尽管有的时候我也会把他们带入困境。我想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件事还显现出我从小就具有的热心公益的精神，虽然当时这件事做得很不恰当。

在大西洋的岸边有一片盐滩沼泽地，涨潮的时候，我们这些男孩子就常到那里捉鲦鱼。时间长了，沼泽被踩踏成一片泥浆。为了方便我们立足，我提议筑一个平坝。于是，我带着大伙去看一堆石头，这些石头是准备建一幢新房子的材料，不过正好符合我们的需要。到了傍晚，我等工人下班之后，便找来几个伙伴，拼命地干了起来。我们几个孩子一起抬一块石头，像蚂蚁搬家那样，把石头全搬了过去，垒起了一座小平坝。结果，第二天早上，工人们惊讶地发现石头全跑了，他们追查石头到底搬到哪里去了，终于发现被用来筑了海边的平坝。自然，我们谁也跑不了，被狠狠地告了一状，同伴们也都受到了父亲的严厉斥责。我当然也一样，虽然我极力表白我们这项工程的实际用途，但是父亲还是用他的方式，警告我这种行为是多么有害、多么不诚实。

想来你也许愿意对你的祖父有更多的了解。他中等身材，身体健壮，而且体态十分匀称。他头脑灵活，聪明机敏，不仅图画得非常好，而且具有音乐天赋，嗓子很好，歌声优美动听。有时候，当24小时的事情做完之后，他会在晚上一面演奏小提琴，一面唱起圣歌，听起来令人十分快意。他还喜欢摆弄一些机械，有时还能够熟练地摆弄其他行当手艺人的工具。不过，要说你祖父最了不起的地方，那还在于他能够对所面临的问题，做出而恰如其分的理解和的判断，不论是处理公务或者私事都是如此。因为家境的窘迫，而且家里还有这么多的子女需要接受教育，这使得他必须认真操持自己的生意。

尽管他一生并未担任过任何公职，还是有一些头面人物经常登门拜访他，他们往往是就镇上和所属教区的事务来向他请教的。他们都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和建议，这些至今我还记得十分清楚。有的人在私人事务上遇到麻烦，也常来找他商量，有时双方发生了争执，他就会被请去主持公道。

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请来一些通情达理的朋友或邻居，大伙儿同桌而谈。每逢这个时候，他们总是特别注意挑选一些实际的话题进行讨论，为的是能够使在旁边听的孩子们明白道理、增强办事的能力。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比如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行为是善良的、哪些行为是正直而明智的，致使我们常常忘记桌上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饭食的味道好不好、合不合自己的口味之类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我从小就不放在心上，不论前面放的是什么样的饭食都是一个样的，因为我从不去留意。就是到了今天，要是有人在吃过饭几个小时之后问我吃的是什么，我多半是说不上来。不过这也有好处，比如在旅行时就很便利，同伴们经常因为食物不合胃口而痛苦，我却从来不会为此烦恼。

我的母亲和父亲一样，在世时身体一直很好，去世后他们合葬在波士顿，我在他们墓前立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上面铭刻着如下的碑文：

乔赛亚 富兰克林

与妻子阿拜亚安葬于此。

在五十五年的共同生活中，

他们相亲相爱，

虽然既无田产，又无高俸厚禄，

但靠着一生辛勤劳作，蒙上帝保佑，

他们维持着一个大家庭安然度日，

将十三个儿女和七个孙儿养大成人，

他们的声名将永远长存。

观者应从中受到激励，

勤勉人生，笃信上帝。

乔赛亚信仰虔诚，明智谨慎。

阿拜亚忠诚贞洁，节俭贤惠。

谨立此碑，永志纪念。

先父乔塞亚 富兰克林生于1655年，卒于1744年，享年89岁；

先母阿拜亚 富兰克林生于1667年，卒于1752年，享年85岁。

唉，我这样唠叨了些离题话，看来真是已经老了。以前，我写文章可比现在有章法多了。不过在家人的聚会中，人们可以不必像参加公共舞会似的梳妆打扮，这大概是一种自在随意的表现吧。

还是言归正传吧。我在父亲的店里就这样连续干了两年，那时我已经12岁了。我哥哥约翰本来是跟父亲学艺的，那个时候结了婚，离开父亲到罗德岛去自立家业。很明显，我是注定要接替哥哥的位置，成为一个蜡烛制造匠了。但是，那时我仍然不喜欢这个行业。父亲开始担心起来，假如不替我找一个更合适的职业的话，我会像乔赛亚一样私自逃到海上去航行。那样，他当然会十分恼火。因此，他就时常带着我一起到外面走走，让我看看木匠、瓦匠、车工和铜匠干活的情景，他希望由此发现我的志趣所在，以便能够在陆地上为我谋求一个固定的职业。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以观察手艺高超的工人如何摆弄他们的工具为乐趣。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真是获益匪浅。当家里一时请不到工匠时，我就帮忙干些维修的工作。有时候，我还会突发奇想，制造个小机器来做个实验。父亲决定让我从事制造刀剪的行业，因为那时候，我伯父本杰明的儿子塞缪尔已经在伦敦学成这门手艺，并到波士顿开了家小店铺。于是，我就被送到那里去做学徒。不料他想向我收取学费，这使我父亲大为恼火，所以又把我领回了家。

我从小就爱读书，所有的零花钱都花在买书上了。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天路历程》，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搜集了约翰 班扬文集，那是单独发行的一个小册子。后来，我把我的存书全部卖掉，又买了R.B.伯顿的《历史文集》。这些都是小贩们叫卖的书，价格非常便宜，只需要四五十美分就可以将全集买下来。我父亲有一个小图书馆，收藏的大都是关于宗教理论的书籍，其中大多数我都读过，现在有时候我还很懊悔，在自己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竟没有读到适合自己的书籍。当时我十分清楚，我不会去做一名牧师。

普鲁塔克的《英雄传》是我非常仔细阅读过的一本书，现在看来这段时间的阅读对我极为有益。另外，还有笛福的《计划论》和马太博士的《论行善》，这两本书改变了我的思想倾向，影响了我人生中几件大事。

正是由于这种对书籍的爱好，使得父亲决定让我从事印刷业，虽然我的哥哥詹姆士已经学了这一行业。1717年詹姆士从英国回来，带回了一台印刷机和一副铅字模，在波士顿开办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对我来说这当然远胜过父亲的职业，不过内心里我依然向往着航海。父亲为了防止我的这种渴望成为现实，立即叫我去做哥哥的学徒。我抵制了一段时间，还是被说服了，与詹姆士签订师徒契约。当时我只有12岁。按照契约规定我的学徒要到21岁才能满师，而且只有在一年才能领取到一个熟练工的薪水。但我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学会了熟练的技艺，成为他的得力帮手。那个时候我已经能够读到一些好书。我结识了一位在书店的学徒，有时我能够从他那里借些书来看，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书本的整洁，尽快地归还。经常是晚上借来书，第二天早晨就去还，这样便不会有人察觉少了书。为此我常常是到深夜还坐在房间里读书。

没过多久，我引起了一名精明的商人马太 亚当斯先生的注意。他是一位收藏家，家里有一大批图书。他经常光顾我们的印刷厂。一次，他邀请我去参观他的藏书室，并且慷慨地允许我随意挑选借阅。我那时候正迷上了诗歌，自己也写了几首小诗。我哥哥认为这或许能够派上用场，所以大加鼓励，并且要我编写几首即兴歌谣。于是，我就写了两首叙事诗，一首是《灯塔悲剧》，讲述华萨雷船长和他的两个女儿在海上遇难的故事；另一首是《水手歌谣》，叙述捉拿海盗铁契(或叫作“黑胡子”)的经过。这两首诗都是用俚俗谣曲的格式写成的，行文颇不雅，并没有什么价值。诗歌印好以后，哥哥就让我拿到镇上去卖。

及时首诗十分畅销，因为它所讲述的事件就发生在不久以前，引起了轰动。这一成功使我感到很得意，但是父亲却对此大加嘲笑，他说诗人大都是些穷光蛋。这使我十分扫兴，我终于没能成为诗人，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因为即使成为诗人，我恐怕也是很差劲的。不过，练习写作散文却对我的一生具有极大的帮助，我人生的进步主要得益于此。这里我告诉你们，我是怎样在这种生活境况下掌握写作散文这门技能的。

在我们的镇上还有一个酷爱读书的小伙子，名叫约翰 科林斯。我和他交往密切，不过我们时常争论。我们也的确喜欢争论，相互间都希望能够说服对方。可是，这种爱好争辩的癖好极易发展成为一种很坏的习惯。因为争论往往会产生摩擦，朋友之间一旦有了矛盾就很难再和睦相处，不但交谈被破坏，还容易产生厌恶情绪，甚至产生敌意。除此之外，争论倒是一种加深见解的好方法。我这种爱好争辩的习气，可能是从父亲的宗教论辩的书籍中学来的。后来，我注意到除了律师、大学教授，以及在爱丁堡受教育的各种人士以外，绝大部分明白事理的人都没有这种争辩的习惯。

有一回，不知是因为什么，我和科林斯展开了一场争论，问题是妇女是不是应该接受教育、她们有没有学习知识的能力。他固执地坚持妇女天生不是学习的料，让她们受教育是很不适宜的。也许是为了争论的缘故吧，我站在与他相反的立场上。他向来比我能说会道，在我看来他之所以占上风，是因为口齿伶俐，而绝非他的论据比我充足。

我们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就这样分手了，我很想把自己的观点阐释明白，而一时又无法再见面，因此我就拿起笔来，把我的论点整理清楚，写成文章寄给他。他也用信来回

答，于是我再回信答复。这样一来，我们每人都写了三四封信。父亲碰巧看到了我们写的东西，他认真地看了一遍之后，没有对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却趁机和我讨论起文章的写作风格。他认为虽然我在文辞的铺排和标点运用上胜过对方(这当然得归功于印刷厂)，可是从措辞的优雅、陈述问题的严谨和条理的清晰方面却远远落后于对方。他对此一一举出例证，使我心里十分信服。我认为他的评论很有道理，从此便开始注意文章的写作方法，并下决心要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