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

一

中国是远古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 中华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和北方草原文化区,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源远流长。早期文明形成于龙山时代, 其后生生不已地发展与传承, 从未中断,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考古发现证明, 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本土性、多元性, 展现出自身道路的特点与风格。

中国原始文化多彩多姿。自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元谋人、北京人开始, 就已经懂得火的使用与管理,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已经掌握人工取火与利用磨光和钻孔技术制造劳动生产工具的技能,开始尝试着谷物栽培和牲畜驯养。这时的人们过着母系氏族社会组织生活。大约一万多年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社会经济由渔猎采集过渡到农耕畜牧阶段,先民们过上了稳定的聚落生活。社会组织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期。

生产工具的进步, 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 使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不平等也随之产生。氏族社会内部有了贫富分化, 私有制开始出现。相对于生产力低下的原始公有制, 私有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它直接推动了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陶寺文化都明显地反映了阶级阶层分化特色。氏族显贵成为奴隶主,掌管氏族公共事务的机构转化为文明时代的国家政权。史书常用“万邦冶来形容夏朝之前龙山时代的社会,这正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特点。尧、舜、禹既是邦国的国君, 也是邦国联盟的盟主, 关于禅让的传说,描述了盟主职位在邦国联盟内转移和交接的情形。约公元前21 世纪,启在中原地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及时个以“天下共主冶为较高统治者的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二

夏商西周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形成、发展并走向鼎盛的时期。这个时期,土地所有制具有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财产形态的某些特点。凌驾于众多共同体之上并成为全社会代表的国君,是土地的较高所有者。按逐级分封方式获得田邑的各级贵族是土地的占有者。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农民是土地的使用者, 即实际耕作者,而公社则是公社农民集体耕种“公田冶和定期轮换“私田”的组织管理者。战国之前,存在着“田里不鬻”及“三年一换土易居”的井田制。井田制作为中国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模式,它的得名与当时排水灌溉需要的沟洫制度有关。在井田上耕作的农民除了耕种份地即“私田冶外,还要为奴隶制国家和各级贵族耕种“公田”。

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属于古代东方类型, 不仅家内奴隶制充分发展,而且家族公社与农村公社两类共同体并存, 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有所不同。甲骨文和金文显示, 商周社会有不少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如“臣”、“妾”、“仆”、“隶”等。大量的家内奴隶从事各种杂役,生产奴隶则主要用于手工业、畜牧业生产及山林川泽开发。商周时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是“众人”和“庶人”,他们是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成员。公社中的本族或盟族平民, 虽然享有某些政治权利, 但就其生存条件和劳动条件受到严格管理和监督而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 至于被征服族群的原住民或徙民, 社会地位更为低下, 实际上接近于奴隶。秦汉以后,奴隶制的残余仍然长期存在。

西周后期, 奴隶主贵族内部争田夺地、土地转让的现象时有发生,共同体内农民各家庭之间的贫富分化也在潜滋暗长。铁器的使用和推广, 促使生产力迅速提高,私有制的发展成为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到春秋战国时期终于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战国时期的列国变法,进一步推动了封建生产关系在各国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

秦汉至明清, 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构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三种基本形式。其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始终占主导地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阶级分别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

国有土地存在于整个封建时代, 在不同时期强弱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国有土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既不占主要地位, 也不是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而且常常处在被私有制侵蚀排挤之中。封建国家一般采用屯田制或租佃制方式经营国有土地; 也实行过授田制,按一定标准分配部分国有土地。在宋代之前, 封建国家曾多次颁行法令, 推行限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 力图通过由政府确认土地所有权,限制土地的占有、转让、继承, 以调控全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其目的并不在于维护土地国有制, 而主要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扶植国家赋役的负担者——自耕农。

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在战国时代已经相当普遍, “一夫挟五口, 治田百亩”的个体小农,是当时的基本生产单位。自耕农是小土地所有者, 也是封建社会数量最多的劳动生产者。“男耕女织冶的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重要的赋税来源,自耕农经济的繁荣或凋敝, 往往成为封建国家盛衰的重要标志。但它并不能决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生产规模细小而分散的自耕农经济,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 在封建社会各个时期, 都有许多自耕农由于贫困或土地被地主巧取强夺而沦为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

决定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所有制,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中国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点有三: 一是土地的传承方式主要是诸子均分而非长子继承, 加上土地可以买卖,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产易于分散, 很难形成长期稳定的占有。二是地主土地的取得,不依靠政治权力和等级身份。中国封建社会也有等级制度, 也出现过多次以国家名义颁布的按照爵位官职高低占有土地的法令,但自宋代调整土地管理政策之后,官僚地主、贵族地主和庶民地主之间的土地占有已无等级性限制。富者未必是贵者。三是租佃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主要经营方式。董仲舒所说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冶的经济剥削方式, 自秦汉至明清始终存在。除个别时段和地区外,租佃农民一般不像西欧领主制下的农民那样被强制固定在土地上。地主把土地出租给农民, 收取地租。不论封建租佃关系属于隶属型或契约型,地主对农民虽有超经济强制, 农民对地主也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 但地主对农民并没有行政权和司法权。

唐代以前, 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受到封建国家的许多限制, 但仍然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冶的状况。唐后期均田制废弛后, 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 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日益频繁,以至于有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的说法。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自两税法后由重口税、丁税、户税转向重田税、财产税,正好说明国家财政制度与土地制度的发展变化有重大关联。

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经营方式前后也有若干变化。唐代以前,普遍实行分成租制。从唐朝开始,有些地区出现了定额租。南宋以后, 定额租逐渐得到推广。由于地主“夺佃增租冶的事件层出不穷, 农民阶级进行反抗斗争, 到了明清时期,在不少地区出现了永佃制, 即地主出卖土地之后, 仍由旧的佃户耕种交租, 不改变耕作权。在的永佃制下,地主一般无权随意增租夺佃或干预佃农耕作, 而佃农相对有退佃、转租或典卖佃权的自由。享有永佃权的佃农,其耕作权变成了得以长期经营的“田面权”,而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则成了“田底权”。当土地转租时, 直接生产者既要向土地所有者缴纳大租,又要向佃权所有者缴纳小租。永佃制和大小租制的形成, 反映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出现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初步分离的现象。

与西欧封建领主制经济不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具有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特点。战国时期, 商品生产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从秦汉到明清,无论是地主经济还是自耕农经济, 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以及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的需要,都要把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换取货币。商人资本的活跃,带动了封建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但以自给性生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冶成为人们治生的信条。明朝后期, 商品经济的发展曾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中出现并萌动着社会转型,但封建经济结构并未解体。

三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 曾出现过许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各不相同的少数民族。有些少数民族后来消失了,有些少数民族则长期生息在中国的历史疆域之内。今天中国由56 个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冶一词, 最早见于《尚书 周书 武成》。《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冶“华夏冶连称本意指衣冠华美又重礼仪,在先秦时期是中原的地域、国家与族群指称。所以《尚书正义》说:“华夏谓中国也。”本义指华夏居天下之中的“中国冶一词在传统文献中也有多重指称, 或指国家政治中心京师, 或指中原地区,或指中原王朝。但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中国冶的含义有很大变化。到了清初,“中国冶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专称已具有主权国家的含义。辛亥革命后,“中国冶就成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正式的国家名称。

春秋时期, 华夏族所分布的地区, 史称诸夏、华夏, 也称“中国冶。在华夏族的周围,分布着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尽管华夏族与周边民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存在一定差别, 民族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但随着民族接触的增多和加深, 以及华夏文明的扩散, 也开始了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西北的秦国和北方的三晋地区,南方的楚国和吴越, 表现尤其明显。

战国时期, 随着兼并战争的加速,统一被提上历史日程。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大一统观念开始对民族关系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礼记 王制》,提到“中国、蛮、夷、戎、狄冶语言和风俗习惯都不一样。但作者主张“修其教不移其俗, 齐其政不易其宜冶, 就是在政教统一的前提下,允许保持各民族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这种多元一体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观念,对此后中国历代王朝的民族关系和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秦汉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先秦以来的民族融合在统一的国家地域范围内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民族间的交流也因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的需要而日益频繁。东至辽东以远,西至西域, 南至交趾, 北至居延泽以北、大漠南缘,秦汉王朝都曾实施过直接统治。共同地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而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又促进了汉民族的发展壮大, 很多少数民族是在这个时期融入汉民族共同体的。在秦汉的政治舞台上,就活跃着许多少数民族出身的人物。统一的多民族的秦汉王朝创造了彪炳世界、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展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如何处理好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是历代中原王朝不得不考虑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原王朝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或采取设立行政机构的方式进行直接统治, 或采取羁縻、和亲政策,让少数民族政权既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又对中原王朝纳贡称臣。也有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呈现出时战时和的状态。有的少数民族政权甚至最终击败中原王朝, 入主中原, 建立新的王朝,北魏、元朝、清朝都是实例。但不论何种情况, 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华”一词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在近四百年的历史进程中, 匈奴、羯、氐、鲜卑、羌所谓“五胡冶,以及乌桓、柔然、高车、蛮、俚、僚等周边许多民族与汉族之间, 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都呈现出比较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在民族矛盾几度比较紧张的同时, 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步伐也在加快。以汉化为表现形式的封建化,促进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华文明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认同, 而各少数民族的内迁, 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从而为隋唐文化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唐是中国境内许多民族乘势兴起的重要发展阶段, 活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民族已经难觅踪影,而封建社会后半期的主要少数民族, 大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在强盛国力的影响和吸引下,突厥、西域各族、回纥、吐蕃、南诏、契丹、靺鞨等少数民族与隋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联系紧密。唐太宗曾说: “自古皆贵中华, 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唐太宗获得了北边各民族的尊重, 被尊奉为“天可汗冶。唐代疆域较以前更加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稳固, 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元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元的统一使中国的版图更为扩大,西藏、台湾都在这个时期归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东北、漠北等民族地区与边疆也有了更为有效的行政管理。在新创立的行省制度下, 中央与地方联系加强,再次呈现了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盛大局面。尽管元朝统治阶级实施民族不平等政策, 但“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冶于的客观现实,迫使元朝统治者不得不放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汲取中原先进文明,注重吸收汉族士大夫参与国家决策。各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在这一时期空前加强。元朝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清代是中华民族获得空前发展和历史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入关之初,清统治者曾一度实行比较激烈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 但在汉族人民的坚决反抗下, 这种政策最终得到调整。康雍乾时期,清朝政府通过军事和政治措施, 完成了统一大业。清朝的疆域东起台湾、库页岛, 西迄帕米尔、巴尔喀什湖, 北及外兴安岭、萨彦岭,南达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人口众多, 疆域辽阔,综合国力曾位居当时世界前列。统一国家内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不可分割, 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是清朝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至清朝后期,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发生重大转折——从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

清末, 梁启超首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中华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纵观历史,中华民族虽然历经磨难, 其发展历程迂回曲折, 有分裂, 有倒退, 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更是饱受列强欺凌;但在艰难困苦面前,中华民族始终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一次次站在人类文明辉煌的高峰。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四

公元前770 年周平王东迁, 至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阶段。这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各诸侯国通过变法,中央集权有了新的发展,突出表现是由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等地方行政机构开始出现。国家的治理方式由分封制向直接行政管理过渡。世卿世禄的贵族世袭制让位于非世袭的官僚制。各级官僚的选拔、任用、升迁、罢免主要取决于贯彻执行君主意志的职官制度,任官资格主要凭借的是才能而非宗法血缘身份。官僚制与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大大加强了列国君主的专制权力。复合制国家开始向单一制国家转变。

由秦开创的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秦的统一是战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秦王朝所建立的制度,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封建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 秦朝建立了以“皇帝冶为至尊的君主专制体制。公元前221 年, 秦王嬴政奸灭六国后,自认为功高五帝, 拟于三皇, 从中各取一字, 创立了皇帝称号, 并被以后历代王朝所援用。体现皇权独尊的一系列施政、礼仪制度也随之建立,并在历代逐步得到加强。

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 本质特征是皇权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皇帝集较高权力于一身。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三代时期。但是君主专制作为一种政体的正式确立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始于秦始皇。君主专制政体并不是古代东方国家的专利, 西方历史上也有君主专制政体。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自秦始至清亡, 延续时间之长,却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

其次, 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 并被历代沿袭继承。秦统一当年,围绕实行怎样的地方行政体制, 在朝廷上展开了激烈辩论。秦始皇最终采纳廷尉李斯的建议, 废分封, 推行郡县制。从此, “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之前列国纷乱不一的制度得以整齐, 广袤的国土上实施着统一的地方行政管理措施。

郡县制以地域划分行政单位, 郡县之下又设乡里,以严密的户籍制方式将全体民众纳入国家的控制之下, 由中央直接委派主要官吏治理。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朝代不相同,如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实施一些特殊的行政建制, 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历代行政区划名称及管理区域范围也在不断变动之中,但由中央直接控制的模式基本未变。县及县以下的行政组织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贵族分封制残余历代仍有遗存。西汉初年,诸侯王严重危及中央集权的统一与安全。但经中央政府的严厉打击, 自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王朝, 除少数时期之外,受封的贵族大都“惟得衣食租税”, 享受封国内的经济利益, 而无治理民众的权力。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历史的必然,历代有识之士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就说: “封建, 非圣人意也冶, “今国家尽制郡邑, 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秦之速亡, “失在于政, 不在于制。”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也说: “秦虽欲复古之制, 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这些都是卓识高见。

中央集权是指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与专制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专制主义必须依托中央集权,但中央集权不一定必须仰赖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仅与分封制相对立, 也与地方分权相消长。在高度中央集权制下,地方政府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权力都由中央授予, 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中国历史上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式行政管理,但历代中央政府也根据具体情况, 赋予某些特殊地区较其他地方较为宽松的政策乃至分治、自治。而在县以下的乡村,由于宗族、豪强、士绅等地方社会势力的存在, 中央集权的干预仍然有限, 强弱随时代而不同。大体说来, 当中央集权衰弱或危机时,地方社会势力往往成为国家的对立面, 形成分裂割据的力量; 当中央集权强大时,地方社会势力则处在国家的控制与利用之下。社会势力与国家权力间的互动关系长期存在。历代中央政府为了强干弱枝,对地方宗族豪强等势力大多采取防范、压制, 甚至打击的政策,但由于二者有着共生共存的关系,以宗族、地主豪强等为代表的社会势力与民间社会组织力量, 在国家基层权力结构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国家权力的补充。

地方政府在绝大多数时期听命于中央, 但也有相互博弈的时候。一般说, 中央集权强大时,地方政府就会服从于中央, 并成为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撑。一旦中央政府某些政策不当, 或者中央政府出现危机, 地方势力就可能坐大,形成瓦解中央集权的力量。汉末的州牧与唐代中期以后的藩镇节度使都是例证。

统一是中国历史的大势,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也存在着各种产生分裂的温床。就中国历史实际来看, 统一国家的分裂主要出自政治或民族关系原因,而非经济和文化因素。历代中央集权王朝衰落与崩溃的原因各有不同, 但不能处理好与地方政府、地方社会势力的关系, 不能处理好民族关系,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 基于经济基础和历史传统, 重建的王朝最终还是要走中央集权之路。

, 秦朝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制行政管理体制。秦统一后, 立足本国历史基础,兼收并蓄战国以来各国业已形成的官僚制度, 在中央行政机构建立了皇权控制下以丞相领衔的公卿制度, 在地方建立了以郡守、县令(长)为首的地方官僚制度。各级官吏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行政管理上都必须服从皇帝的, 严格执行中央的政令。

秦王朝建立的职业化的封建官僚体制, 在具体的设官分职上后世都有较大的调整与改变,但其基本精神没有变化。及时, 官僚选拔制度逐步完善。从秦朝的荐举、军功用人制, 到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定型为隋唐的科举制并延续至清朝, 统治阶级不断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调整官僚选拔制度。其基本走向是重道德才能表现;其目的在于较大限度地扩大官僚选拔范围, 使封建统治政权拥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 网罗更多的人才。这一点,对保障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稳定及其不断延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科举制时代, 作用尤为明显。当然,它也带来了官本位的弊端。明清以降, 这种选拔制度日益僵化, 已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官僚选拔是受一定意识形态支配的,中国历史上的道家、法家、儒家, 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吏治观都产生过影响。统治阶级根据社会环境需要,在不同时期通常会对其中的某些思想扬抑取舍, 并据以调整官僚队伍的结构,但占主要地位的还是儒法两家思想。文吏和儒生是中国历史上官僚队伍的主要类型, 外儒内法是中国历史上官僚行政的基本特点。第二,官僚行政中枢不断有所调整和变化。中国历史上虽然有秦始皇、朱元璋那样的独裁专权、亲自处理大量公文的皇帝, 但即使如此,仍然需要一个行政中枢来协助其处理庞大的政务。历史上的行政中枢组织有很多变化,大体说是由个人开府的宰相制向组织机构化的宰相制演变。丞相府、三公府、尚书台、三省六部、中书省、枢密院等,都承担过中枢组织职能。明代废除宰相制, 内阁实际承担着中枢的职能。清代, 中枢机构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演变为军机处,专制主义随之发展到顶峰。为了防止皇权的旁落, 专制君主需要不断调整、分散中枢组织的权力, 这是导致中枢组织不断变化,以致名实不副的重要原因之一。历代行政中枢组织与皇权有时也发生冲突。在特定状态下,行政中枢组织也有限地约束了皇权,阻止、限制了皇权的恶性发展。第三, 为保障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官僚队伍的忠诚和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行,形成了关于官僚考核、监督、管理的一整套措施。这套措施历代并不相同, 但总体趋势是日益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