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洛夫是俄罗斯作家，全名是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克雷洛夫(1769-1844)。他出生于贫穷的步兵上尉家庭。童年的克雷洛夫除了读书，经常到集市上去。在这里他向一位意大利人学会了意大利文，向一个卖艺人学会了拉小提琴，还向一个画家学习了绘画。后来父亲的上司偶然了解到他的聪明好学，便让他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九岁时父亲去世，只留下一箱书籍。为维持生计，小克雷洛夫就去市参议会当一名“小公务员”，过早尝到了世间生活的艰辛。

1782年克雷洛夫迁居彼得堡。当时那里正上演冯维辛的讽刺喜剧《纨绔子弟》，克奋洛夫看后很受启发，便开始写剧本，先后写了《用咖啡渣占卜的女人》、《弗洛米拉》、《疯狂的家庭》、《前室中的作家》、《爱恶作剧的人们》、《摩登铺子》、《训女》等多部喜剧悲剧，除两部，其余都未上演。

这期间(1789-1793)克雷洛夫曾经写过三篇寓言，没有署名发表在《晨光》杂志上，并没有什么反应。他主要精力用在办杂志上，先后办了《精灵邮报》、《观察家》、《圣彼得堡水星》，但是因为激进的政治倾向，未能办下去，后来他就漫游俄罗斯，期间曾给戈利岑当家庭秘书。

1804年克雷洛夫见到寓言作家德米特里耶夫，给他看了自己翻译的拉封丹的三篇寓言(《橡树和芦苇》、《挑剔的待嫁姑娘》、《老人和三个年轻人》)，受到德米特里耶夫的赞赏并推荐发表。这是1805年，从此他走上寓言创作道路。1806年他受到公共图书馆馆长的邀请去那里供职，业余时间就写作。1809年及时本寓言集，获得了巨大声誉，1811年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克雷洛夫十分勤奋，一生写了二百零三篇寓言，五十岁时学会古希腊文，五十三岁还开始学英文。他生前作品就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为与伊索、拉封丹齐名的寓言作家。

克雷洛夫生活的年代经历了18世纪三分之一和19世纪前半叶。这一时期俄国社会经历了反对农奴制的普加乔夫起义，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走向反动和没落，亚历山大一世反动统治，1812年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起义等重大事件。克雷洛夫接受社会先进思想的影响，紧密关注祖国的现实生活，对生活中的本质现象和重大事件作出反应。他的寓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几类：

一、揭露沙皇专制统治，讽刺嘲笑统治阶级的专横、压迫、寄生、无知等。

许多寓言描写了强权者的专横无理，揭露了在强者面前弱者永远有罪的强盗逻辑。像《狼和小羊》、《狮子捕猎》、《狼和鹤》、《兽疫》，而《象当长官》、《熊守蜂房》、《狐狸建筑师》、《村社大会》等则揭露了统治者欺压百姓的狡诈伎俩。沙皇专制制度下法律维护统治者的虚伪本质在《狗鱼》、《农民和绵羊》、《农民和河流》、《乌鸦》等篇中得到了揭示。而《狐狸和旱獭》、《蜜蜂和苍蝇》、《长尾猴与眼镜》、《鹅》、《老鼠开会》等则抨击了统治者的种种丑行，如贪污受贿、寄生、无知、无能、崇洋、任人唯亲等。有些寓言更是把矛头直指沙皇本人，如《杂色羊》影射1820年谢苗诺夫团的事件(该团士兵不服从当时的制度，沙皇认为这是革命秘密力量的阴谋，便下令解散改组该团并严惩肇事者)，以致在克雷洛夫生前未能发表。《鱼舞》里的狮王也正是沙皇虚伪面目，鱼肉百姓本质的真实写照。

克雷洛夫的这部分寓言大多是在1806至1818年写的，就其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思想倾向而言是最深刻、尖锐的。

二、反映被压迫者的无权、受剥削，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对人民品质的赞美，对人民力量的信心。

普希金说，克雷洛夫是“最有人民性的诗人”。克雷洛夫选择寓言作为自己的创作体裁也正是因为这种通俗的体裁能到达最广大人民群众那里。他说：“这种作品每个人都能懂，连仆人、孩子都能读它们。”而他的寓言的人民性最鲜明的体现便是表达了人民的爱憎。如果说上面这一类寓言中克雷洛夫表达的正是人民对统治者的憎恶，那么在第二类寓言中表达的是对人民的同情、爱和信心。

在那些揭露统治者专横无理的寓言中，同时也显示了被压迫者的无权、受压迫。读了《狼和小羊》，谁都会对没理也有理的狼义愤填膺，而对弱小受欺的小羊无比同情。《农民和绵羊》中的绵羊被诬陷判决，正是被压迫者任人宰割的无权地位的形象描写。人民不光受压迫剥削而且无处可以申诉告状。《农民和河流》揭示的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统治阶级本质和农民寄希望于较高统治者幻想的破灭。

人民虽然无权、受欺压，但是他们勤劳朴实，他们才是生活真正的主人。《蜜蜂和苍蝇》嘲笑了无益于人类的苍蝇，而勤劳的蜜蜂“在自己的国度里生活很惬意”。《鹰和蜜蜂》通过蜜蜂赞美了默默无闻从事低贱劳动的人们，颂扬他们“为共同利益而工作”，“不想突出个人的劳动”的崇高精神，劳动者虽然默默无闻，生活在底层，可是他们有着无穷的生命力、创造力，是他们供养着整个社会和统治者。《树叶和根》深刻揭示的就是这样的辩证关系。不仅如此，弱者甚至也能对强者进行报复(《狮子和蚊子》)。而反映1812年卫国战争的著名寓言《狼入狗舍》不仅揭露了侵略者的面目，更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奋起打击侵略者的坚定决心和力量。

三、反映日常生活现象，得出人生哲理，富含道德训诫意义。

这一类寓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具有双重意义的，一方面是批判揭露统治者或表达对人民的爱，另一方面这些寓言已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时代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如《四重奏》是针对当年政府改组而写的，但是注重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形式的思想却有普遍意义。《大车队》本来也是批判当年对库图佐夫指挥卫国战争不满的统治者上层，但是今天用来劝戒不要瞎指挥，不要看人挑担不吃力，也是很适用的。

另一种是纯粹进行道德训诫的。克雷洛夫运用幽默讽刺，批判嘲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缺陷，总结人生经验，进而告诫人们应该如何完善自己。作者涉及的生活现象是很广泛的，诸如告诫人们不要听信别人谄媚吹捧(《狐狸和葡萄》)，不要过于挑剔而丧失时机(《挑剔的待嫁姑娘》)，不要不分青红皂白怪别人(《主人和老鼠》)，要谨慎对待友谊(《小树林和火》、《狗的友谊》)，要谦虚好学(《狗鱼和猫》)，要善于看到别人优点(《雄鹰和母鸡》)，要适可而止(《杰米扬的鱼汤》)，要协作一致才能办好事(《天鹅、狗鱼和虾子》)，要有柔韧不屈的品格(《橡树和芦苇》)等等。

总之，克雷洛夫用寓言这种短小的形式表达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深刻的现实性。

克雷洛夫在写作上非常认真，在发表之前先朗诵给朋友们听，然后吸取他们的意见，经常不止一次地修改，重写五至七次之多。

克雷洛夫在专门创作寓言之前曾经是个剧作家，戏剧创作的一些特点在寓言中表现得也很明显，如结构紧凑，情节进展迅速。他的寓言篇幅都不长，有的只几行就成篇，有的几行就刻画了形象的性格特征。对白是戏剧的基本要素，在寓言中也得到充分运用，有的寓言几乎通篇都是对话，而且对话又都符合形象的个性，如《橡树下的猪》、《长尾猴与眼镜》等。对比也是戏剧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克雷洛夫寓言中常常可以见到这种现象的对照，如自由与不自由(《风筝》)，贫与富(《承包商和鞋匠》)，有权和无权(《狼和小羊》)，劳动与游手好闲(《蜻蜓和蚂蚁》)等等。

克雷洛夫办讽刺杂志时，许多讽刺文章、小品都是他写的，幽默讽刺也就成为他寓言的另一特色。这种幽默讽刺常常表现在对性格的刻画、情境的设置、事件的结果等方面，如《狗的友谊》采取先扬后抑的手法达到强烈的讽刺，《狐狸和旱獭》用了一句“我常看到，你的嘴上沾着鸡毛”幽默地点明了狐狸的本质，《撒谎者》则以牙还牙，以撒谎对付撒谎，揭穿撒谎者。

克雷洛夫寓言的语言朴实无华，把过去文学中不用的民间普通用语、习语引入创作，很具民间特点，还有不少口语、谚语、俗语。而因为克雷洛夫寓言表达概括得精当，寓言中不少语句也成了后来的谚语、俗语，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克雷洛夫寓言里的形象确切生动，用具有鲜明特点的动物形象来表现相应的各种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复杂性格，因此其形象的内涵就格外深刻。如《乌鸦和狐狸》中的狐狸，《狼和小羊》中的狼等。

就寓言创作本身而言，在克雷洛夫之前或同时期，寓言或只是作为愉悦人们的读物，沙龙朗读的作品，或只是醉心于自然主义的细节，作一些粗俗的描写，即使是伊索、拉封丹的寓言基本上也是限于一般的道德训诫。而克雷洛夫的寓言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表达民主主义思想，把寓言变成现实主义的讽刺文学，正如普希金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的，“德米特里耶夫算什么！他的全部寓言抵不上克雷洛夫的一篇好寓言”，“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敢把谁置于拉封丹之上，但我们好像能认为克雷洛夫比他好”，“克雷洛夫的寓言高于拉封丹”。

克雷洛夫创作寓言主要是在19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期，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已是明日黄花，感伤主义虽取代了前者，但也越来越离开生活，浪漫主义的产生并没有解决摆在文学面前的任务，现实主义作为新的艺术方法在18世纪末仅仅有了萌芽。克雷洛夫紧密结合现实生活的寓言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显著路标，无疑使俄国现实主义迈出了重要一步，他的创作为以后的格里鲍耶多夫、普希金、果戈理奠定和发展现实主义提供了宝贵资源。

克雷洛夫的寓言反映了现实生活，刻画了各种性格，表达了先进思想，因此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成为19世纪上半叶读者最爱阅读的作家作品之一，他每发表新的寓言也成为文学和社会生活瞩目的对象，他的寓言对于形成俄罗斯人民的社会意识起着积极作用。克雷洛夫寓言在世界上也有广泛声誉，在作家生前就被译成十余种文字，而现在则已有五六十种，有的被收入教材，因此他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