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法制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法制史学的学术价值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认识中国法制发展的规律性。说到规律性，既有法制与经济、法制与社会互动的一般规律性，也有基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形成的特殊规律性。比如，秦是以法为治的朝代；汉开始了引礼入法儒家化的过程；至唐朝礼法高度结合，于礼以为出入；宋朝重视私权益，社会思潮也出现了义利并重；至清朝，民族立法可以说集历代之大成。一般规律性是法制历史发展的共性，特殊规律性又表现了法制发展的个性。了解了法制发展的规律性，才可以加深对法律制度的本质认识，更好地把握法制发展的必然性与趋向。2理解在中国法制历史的基础上提炼出的理论概括。比如，公元前7世纪左右，管子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首创。管子认为，以法治国可以统一政令，加强法律的，是治国的必需。此后，法为“治世之具”的观点影响深远，它是从战国时期国家治理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高度理性的概括，无论在法制史学和法理学上都很有地位。此外，古人对于法律的产生、法律的内容与形式、法律的作用与流变，都从历史实际出发进行了总结与概括，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法理学。汉以后，注释律学开始发展，至清朝达到了高峰。注释律学是对现行法典的注解，表现了古代的刑法学、诉讼法学、法医学方面的成就，充分显示了古人的智慧和理性的法律思维。3努力“为往圣继绝学”。宋朝张载谈到他治学的宗旨时提到“为往圣继绝学”。如前所述，中国法制历史也是往圣创造的绝学。我们的任务就是传承、弘扬和丰富这门绝学，使这门古老的学问在新的历史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光彩。至于谈到中国法制史学的实践意义，可谓多矣。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也经常和学生们谈起法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为当前的国家治理与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概括说来：1古人很早便提出治国之要“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在法律上具体的表现就是如何得民心、利民生、保民命。公元前11世纪，周公提出“明德慎罚”，就是为了获取民心。后世统治者都深知“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至于利民生，就是要给民众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条件。所以在立法上，土地立法、赋税立法、环境立法都是重要的立法内容。至于保民命，南北朝时期，死刑的处决权便开始收归朝廷；隋唐以后，死刑案件处决前都要经过复核程序，不得滥杀无辜，以免引起社会不安。这些重民、保民、利民的法律措施，很有借鉴意义。2从西周起便实行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政策措施，这是古人的一大创造，对后世极有影响。汉代的“德主刑辅”、唐朝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都是周朝综合治国的延续和发展。由于德礼、刑罚互补互用，使得遵守法律的义务和遵守道德的义务相统一，力求做到以德化民、以法治国，这在今天也很有意义。3治法与治吏的统一并重。治法是指制定善法。宋朝王安石说：“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说明国不可一日无法。至于吏，是执行国家对外对内职能的物质力量。具体说来，兵刑钱谷都由吏来掌握，因此吏的状况对国家的盛衰至关重要，所以从官僚制度形成之日起，便相伴地产生了治吏察吏之法。还是王安石说过：“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也就是说，法再好，没有执法的良吏，法也无法发挥作用。唐人白居易说：“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不亦难乎！”用今天的话说，法和吏是治国的两个重要抓手，二者应相统一而不可偏废。当下立法可谓多矣，但司法状况不尽如人意，是和良吏缺失不无关系的。4注意法理情三者的联通。法是国法，理是事理，情是人情。在司法中，以国法为主，同时兼顾事理人情，借以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而且还赋予法律以合情合理的外貌。中国古代老百姓是相信王法的，也相信法庭会给一个公道，这和法理情联通并用不无关系。现在看到的明清大堂上都悬挂有“天理国法人情”的匾额，表示国法既是天理的化身，又贯穿事理人情的内涵。这项经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后，仍有值得借鉴之处。总之，四千多年的中国法制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依据，从中不仅可以抽象出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论上的概括，更富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下，学习中国法制史学，不单是增长知识，还要开阔视野，站在历史的高度观察现实和未来，充分发挥法制史学历史借鉴的价值，并应该感到中国法制史学这门科学的重要性和学习这门科学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