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夏秋之交，傅斯年读完三年北大预科，顺利升入北大文科国文门。

傅斯年的成绩名列前茅，以平均94.6分的高分，获得全班及时名。现将他的成绩档案公布如下：西洋史93分，经济85分，心理94分，英文作文94分，论理96分，英文古文98分，法学通论80分，英文文学98分，德文文法读本97分，文章学98分，地理100分，历史99分，文学85分，论理95分，拉丁文70分，操行100分，总计1482分，旷课扣3分，平均实得94.6分。

傅斯年成绩出类拔萃，深得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国学大师的器重。傅斯年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气度，也使同学敬而畏之。

第二年一月北大出现历史性的转折，蔡元培被聘为北大校长。蔡先生主张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地方，应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容纳不同立场的主张，自由讲授研究，自由讨论争辩。他就任校长时没发表激昂慷慨的就职演说，也没有宣布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在宣传栏张贴一则通告：聘请陈独秀为文科长。蔡元培原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教育部长，在民国初期教育界颇有声望。他有三不主义，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他接着又聘请刘师培讲《中国古代文学史》。刘师培又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而且又是“筹安会”发起人，他们狂热地鼓吹、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其中两个人最活跃，一是严复，一是刘师培。刘师培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他与章太炎齐名，被人称“二叔”(刘字申叔，章字枚叔)，是横夸政学两界赫赫有名之人。学问渊深，通知古今。他讲课既不带讲稿，也不带卡片，出口成章，滔滔涌诵，引章援句，随口而来，头头是道。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国文门另一位大师级人物就是黄季刚(黄侃)，此人长傅斯年10岁，他和鲁迅先生是同学，都是章太炎的弟子。黄侃不仅是语言学家，也擅长绘画。他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所治文字，声韵，训古之学。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其父为清二品大员。黄侃自命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北大学人中流传着他许多轶闻轶事。他在课堂讲书，讲到要紧处，突然卖起关子来：这里有个秘密，光靠北大给我的几百块薪水，我不能讲，你们要听，非得请我的客。学生们没有办法，就在馆子里请他的客。

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行，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只有一人他不敢骂，谁？刘师培。为何？黄侃说，刘师培和章太炎师交情甚深。黄侃继承了其父黄翔云老先生的遗传基因：痴、癫、狂。他在刘师培面前却规规矩矩，不敢有半点张狂。他对经学研究不如刘师培并拜刘师培为师。实际上刘师培只年长黄侃两岁，学问也不高于黄侃多少。刘师培却架子十足，要黄侃执弟子礼，并奉上十块大洋做为拜师见面礼。黄侃一切照刘师培所言，一日带着十块大洋，进了刘师培家门，刘师培端坐太师椅上，很坦然，笑纳，并答应收为弟子。

傅斯年未结识胡适之前，曾是“黄门侍郎”。黄侃非常喜欢这位高足，器重他、赞许他，着实想把章太炎学派的经钵传授给他，使古文经学派的香火不绝如缕。

黄侃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是有名的“章疯子”，黄侃也是有名的“黄疯子”。这二位“疯师疯徒”的相识相知出自一泡尿：那是在日本留学时，黄侃和章太炎同居一座二层小楼，章太炎住下层，黄侃住上层。24小时晚上黄侃内急，又懒得下楼去厕所，就隔着窗子尿起来，章太炎在窗前夜读，一股尿液飞流而下，直溅书案，章太炎冲着楼上大骂起来，黄侃也对骂，一个章疯子，一个黄疯子，越骂越起劲。当互通姓名后黄侃才大吃一惊，原来章太炎是国学大师。真是不尿不相识。黄侃连忙下楼道歉并拜章为师。

以后黄侃对章太炎毕恭毕敬。回到国内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捕入狱，黄侃得知后冒着生命的危险与老师同居，一面待奉，一面与老师谈论学问。这真是千古之佳话。

黄侃个头不高，瘦瘦巴巴，却很精神，双目炯炯有神，目光敏锐、睿智。一眼看去，就觉得气度不凡。他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缎子。黄侃脾气古怪，有一次，几个学生给他拜寿，学生们向他深鞠躬，他大怒，训斥道：我是太炎先生的学生，给章先生拜寿都是磕头，你们怎么鞠躬？吓得学生忙跪下给他磕头。

黄侃讲课，听者甚众。

有一次，他去上课，教室里已坐满学生，他还在教员休息室坐着不动，学生再请求他去讲课，他说：我的薪水没有按时给我，我怎么按时上课？学生急忙报告教务处，教务处赶紧派人送来薪水，他才走进课堂。

黄侃才华横溢，文思敏捷过人，恃才傲物，放言无忌。他讲课天马行空，没有章法，也没有顺序，讲到哪里算哪里。爱美、嗜酒，什么酒都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章太炎、黄侃、刘师培，是铁三角，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最顽固的敌人。

由于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对傅斯年格外受器重，傅斯年也不负众望，学习更加用功。他本来国学基础雄厚，再加上三位大师的苦心栽培，傅斯年更加出类拔萃，同学们称他“孔子以后的及时人”，“黄河流域及时才子”。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威望日隆。但他的性格绝不是孔子倡导的温良恭俭让，与他意见相同的同学，他在他们面前话语滔滔，如长江大河，引经据典，援桐求凤，随口而来，他性情坦率，敢吐真言；遇到意见相佐的同学，他怒目金刚，或加痛斥，直言不讳，或不予理睬。他恃才傲物，旁若无人。有的同学追慕他，想和他搭讪一番，他却“拒人千里”，或漫不经心，他这样的傲慢，确实引起一部分同学的反感，这位山东的傅大胖子真是一匹犟骡子，不好惹。

北大文、法两院设在汉花园。汉花园在东城北河沿畔，这个花园包括的区域，南至为大学建筑的碎石马路，也叫花园街；西至松公府的北大图书馆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正门，东墙外是杨柳夹岸的宽大的河沟。河水一向干涸，只有夏天讯期到来，几场暴雨，河满沟平，这大河沟成了富有真实意义的河流，清清的河水，缓缓地流淌，两岸长柳，柳丝如帘，晚风荡漾，柳丝摇曳，河岸上碧草如茵，野花芳菲，倒有点诗意。学生戏称“北大河”，由此使海归派教师想起英国的“剑桥”。

蔡元培长就任北大校长，及时件事就修建了一座红楼——北大图书馆馆长就搬进红楼，上面几层便是文科教室。上课、下课，都是那位穿着起毛的蓝短袄的老工友按时按点来敲钟，不急不慢，连敲16—18响。钟声悠扬，音质悦耳，像一曲乐曲，诗意地飘荡在校园里，一声声传到学生、教职员工的耳朵里，像鼙鼓一样，催人奋进，鏖战学海。

汉花园——实际是清王朝的一所公主府，青砖红瓦的三层楼。从外表看建筑坚实，给人印象古老、冷漠、无情，常年的风浸雨蚀，又让人想起陋旧、破败、陈腐这些词汇。红楼的建筑算是北大及时座“现代化”建筑，一度成了北大的“标志”。

那时候，在北大念书是极端自由的，自由到一个人可以极端地发展，不受年级、专业限制。教授上课从不点名，尤其文史教授们，像今日的百家讲坛似的，谁都可以听，学生分三类，一是正式生，二是旁听生，三是偷听生。旁听生可以在校方或者门卫那里办个手续——旁听证。手续很好办，也不交什么费用，你随便听哪位教授讲课。偷听生连手续也不须办，摇摇晃晃进校园，看到广告栏贴出布告，某教授某月某日几时在某教室讲授什么课，题目也写在布告上，你喜欢听就去听。往往旁听生和偷听生来得比正式生早，抢占座位，正式生只好坐在走廊里，或趴在窗台上“偷听”了，和乡村看露天电影似的，出出进进，任其自由，吸烟、咳嗽、放屁，随你自便，谁也不会干涉。学生在上课期间，你可以到图书馆看书，也可以到中山公园树荫下散步，去北海看落日晚霞，无人过问。

蔡元培是鲁迅的老乡，浙江绍兴人，他身材瘦小，但儒雅风流，文质彬彬，才气磅礴，饮酒海量，读书，一目十行；写文章，倚马可待。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曾中过举人，后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

蔡元培兼容并蓄，聘了陈独秀之后，接着又聘来、胡适、刘半农、鲁迅、陈汉章、梁漱溟、章士钊、刘文典、沈兼士、沈尹默、周作人等，来北大文科执教，这些都是民国初年思想激进的人物。很快，北大形成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革新派学术阵营。蔡元培心胸博大，海纳百川，连辜鸿铭这样铁杆的保皇分子，他也照聘不误。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前哨阵地，是新思想的滥殇之所，渊渟岳峙，震撼历史，改变国运的“五四”运动策源于此。其实在蔡元培先生任校长之前——京师大学堂，并不知道学术为何物，更不知民主和科学，依旧是繁殖封建官僚的温床，北京前门的酒店妓院，大学堂的师徒是常客，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多是这些官宦子弟，那时期的北大腐败不堪。蔡元培就任北大，北大风气焕然一新，他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北大，他大刀阔斧，又严谨扎实；他革弊除害，又兼容并包；他敢为人先，又坚持传承。他将北大造成一个风清气正、学术气氛浓厚的国之学府。

辜鸿铭对大清朝忠贞不二，他的忠心感动了废帝溥仪，获溥仪召见，他以亲临了一个王朝的荣光，深感荣耀。蔡元培聘用他却引起学校一番争议。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主张纳妾、留辫子、文言文。他说，今有好事者，邀他“教在北大，扬我中华”。连周作人都说：北大顶古怪的人物，非辜鸿铭莫属。他的著名言论：男人纳妾犹如茶壶与茶碗之关系，一个茶壶可配四个茶碗，不能一个茶碗配四个茶壶吧。已经民国好几年了，他还拖着一条长辫子，更奇怪的他找了包车夫也拖着长辫子的老汉，一主一仆走在北大校园里确是一道风景。

辜鸿铭是混血儿：黑眼睛发蓝光，黑头发微发黄，白皮肤高鼻梁，生于南洋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曾祖是富甲一方的种植家。辜鸿铭天赋异禀，聪明过人，自幼深受东西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学识渊博。他英语水平很高。他先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同时他爱上德国文学、哲学。当蔡元培来德国留学时，辜鸿铭已声名如日中天。

辜鸿铭脾气倔犟，事事都有种反潮流精神，凡是大众接受的，他拒绝；大众喜欢的，他厌恶；大众崇拜的，他鄙视。别人抛弃什么，他就拥护什么。以对立为生，以反潮流为荣。时人说他是花花公子，他倒真有点花花公子作派，他总是夜以继日地在穿着打扮上下功夫，为了与众不同，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殚精竭虑——这是他的同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温源宁对他的评价。

现代著名女作家凌叔华曾有文章 回忆辜鸿铭，这样写道：

……若不服气，与他辩论，大都逼得面红耳赤，还得赔笑拉手

,尽礼而逃。否则那拖着小辫子的老书生绝不肯饶，尤其是对

客从西方来的。他的雄辩，势如雨后江河，滔滔流不绝的；若

无法截住，它会毫不留情地决堤溃岸，当之者不遭灭顶不得解

脱。英国大文豪毛姆、日本的芥川龙之介都曾尝过此味。

“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

书了，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哥德、伏尔泰、诺德、罗斯金，

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

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难怪那

时北京人有人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

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

像辜鸿铭这样的天降之才，国之瑰宝，岂能弃之不用？他有保皇立场，还能培养出几个新的“保皇分子”？哪个学生会跟着他效忠废帝爱新觉罗 溥仪？让他担任英文教授，目下国内无人可与颉顽。

惟才是举！蔡元培决定启用辜鸿铭。

但辜鸿铭也非常敬重蔡元培，有一次他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种种原因蔡元培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现在还在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这既是对蔡先生的赞扬，也是自我解嘲。

蔡元培认为，学校的任务，基本是传授知识，大学教授是有的学者，能够解答某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有发言权，就应该受到尊重。

北大教授阵容是雄壮的，的，又是杂牌军：保皇的、革命的、新潮的、旧派的、左的、右的，独善其身的、随波逐流的，在“学术自由”的旗帜下，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课堂上可以攻击论敌的观点，唱对台戏，演讲时可以互相争论、吵架，甚至骂娘也无防。学生们在这种自由的空间成长，凭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抉择自己的未来。

这是蔡元培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无为而治”。

北大新旧阵营逐渐分明，一场场剧目就要陆续上演了。

傅斯年读本科，住在北大西条四号宿舍，院子不大，格式简单，一排排朝南，或朝北。同室有专修古史的顾颉刚，研究辞章的秋君武和醉心佛经的周亚烈，四人脾气不同，研究方向各异，但兴趣却相得益彰，关系融洽的傅斯年最要好的朋友顾颉刚、罗家伦，还有毛子水、徐彦之等等经常聚集一起，臧否人物，议论时政，针贬时弊，交流学术，憧憬前途，同窗之谊，可谓笃厚。

傅斯年和顾颉刚一个宿舍。顾颉刚，江苏苏州人，出身诗书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获悉顾氏家族文风劲盛，誉之“江南及时读书人家”。傅斯年为国文门，顾颉刚为哲学门，后来都投靠胡适门下，为胡适的学生——这是后话。

傅斯年旧学根底十分深厚，顾虽学哲学，却钟情于古史。傅斯年脾气火爆，发怒时雷霆万钧，办事又大刀阔斧，情性旷达，狂放不羁，喜欢高谈阔论，但有时又表现得温柔，天真可爱。而顾颉刚却一身江南才子的儒雅气、书卷气，对人谦恭，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傅斯年九岁丧父，顾颉刚七岁丧母，由祖母一手带大。

顾颉刚没有傅斯年雄厚扎实的古文基础。他六岁进私塾，读了八年，还没有读完十三经，只读了《四书》及《左传》，《礼记》也读了一部分，《大雅》句子很难念，顾颉刚读不懂，也背不下，没少挨老师的板子。老师非常严厉，二尺长的戒尺打在他的手心上，疼得他呲牙咧嘴，又不敢哭出声来，直到上大学后回忆儿时读私塾时的情形，还有些恐怖感。孩子性格与成长环境极有关系。父亲长年在外，从小便没有父爱，母亲又性情乖戾，对顾颉刚严厉得有点苛刻，动辄就打，越讨饶打得越凶。还口口声声地骂：你这小崽子，长大也没出息！三岁，他尿了床，母亲竟把他扔下床，在地上睡，他痛哭不止。此后，顾颉刚便与奶奶同一床睡觉，母亲在他记忆里只留下是个身材高大，非常严厉的年青女人。其实奶奶是个又慈祥，又严厉的人，严厉起来并不亚于母亲。母亲去世后，这位奶奶本应该给这个可怜的孙儿更多的温暖和疼爱，体贴和呵护。事实并非这样。五六岁时，家里来了客人，奶奶用点心招待客人，客人分了一小块给顾颉刚。奶奶看到后一言不发，待客人走后，奶奶把门一关，用扫帚疙瘩把顾颉刚痛打一顿，打得他从此再不敢看人家吃东西。他的童年没有爱的阳光，他幼小的心灵里只有惧怕这个可恨的世界，同时这种性格的另一端是极其温柔，在这温柔表面又有桀骜不驯的孤独，做事从不同人商量，也不听他人指挥，自尊心刚强又脆弱。

那时北大有个坏风气，即使同桌并坐的同学也很少交谈，甚至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所住的同学，相见也同路人，连招呼也不打。后来更有甚者，同宿舍两个人中间拉一布帘，隔成两个独立的空间，相处一晚，竟然无话可说。但傅斯年与顾颉刚却不同，尽管性格迥然，但情投意合，对时局的看法，对历史问题的探讨，对北大各位教授的评价，往往惊人的一致。但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一直是相亲又相轻。有些他尽量忍让傅斯年，屈服于他，但有些事则我行我素，孤傲而自负。

顾颉刚读哲学门。哲学门来了个青年教师胡适，这是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陈独秀做文科长，陈独秀推荐了胡适。胡适是在美国攻读哲学，取得博士学位，进北大时年方26岁，蔡元培直接聘为教授，如此年纪轻轻就当上哲学教授，这本身就是震动北大的事。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过去讲此课的老师总是从三皇五帝讲起，他一上来就腰斩哲学史，直接从西周讲起，殷商的哲学只字不提，这更引起同学们的反感。一些学生要起哄，想把这位年轻的“胡教授”赶走。

24小时，顾颉刚把此事告诉傅斯年。傅斯年是牛逼哄哄的黄派得意高徒，在学生中影响很大，在一些学生心目中是个“小”。

顾颉则道：“下午，胡先生讲课，你是否听一听？”

傅斯年道：“好，我一定去。”

下午，傅斯年如时走进哲学门教室。讲台上很快出现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教师。傅斯年认真打量一番：此人眉清目秀，五官周正，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一双眸子睿智而敏锐。他面带微笑，话语里带有一腔徽州味，但吐字清晰，讲话声音不高，却富有节奏感。他衣着并不像那些海归派洋里洋气，穿一件青色长衫，头发既不打发腊，也不抹发油，脚上穿一双圆口千层底布鞋。浑身上下却透出一种才子气、书卷气，还有一种风神萧散的逸气。傅斯年观其貌、听其言，心里便添了几分敬重。

一堂课下来，傅斯年颇感满意，这位年轻的胡适教授讲课思路清晰，方法新颖，有创建。他非常兴奋，便告诫哲学门的同学：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傅斯年是黄侃的高徒，这样服膺胡适，其他学生谁敢胡闹？大家也就默认了这位教授。以后傅斯年一连听了胡适的几堂课，不由得把胡适奉为真正的导师，他这时并未脱离黄门。胡适也幸运的一开始就博得了北大最的学生的信任。这一下，他在北大立住脚了。直到若干年之后，胡适才知道是傅斯年在背后为他撑了腰。

胡适谈吐温雅，后有人把他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那九位是谁？谁也说不清。这颇有着意抬高胡适的嫌疑。不过，他讲课，或在大庭广众下演讲，确实吸引人。他不仅演讲的纲要清楚，而且具有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声调的抑扬顿挫。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具有大学者的博大精深，浑厚浩瀚。他待人诚挚、忠恳，略带有讨人喜欢的“傻气”，在学生中愈来愈有威信，学生都愿听他的课。凡是听过胡适演讲的人，可忘掉他讲课的内容，但你一定会记住他演讲的神态，神情和他的绩溪话，犹如山泉溪水般清澈、潺湲，遇到顽石阻碍，迸溅出一簇簇浪花，而后一路滔滔汩汩地奔腾。

自然，由于新派教授进了北大，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方针指导下，学校出现了新气象，学术空气浓厚了，思想更活跃了。北大校园里，到处有学生组织的演讲会、论坛会，国际、国内大事成了这些莘莘学子所关注的话题。傅斯年也从故纸堆里抬起头，一双明亮的大眼，闪烁着炽热的光芒，他开始关注国际形势和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蔡元培无疑是名列前茅者，最典型的一位。他二十六岁便参加殿试，被取为进士，在有此功名的传统文化人中，居然“去父母之邦”，到西方大学深造，沐浴一身欧风美雨，回国后更大张旗鼓宣扬新文化，播扬西洋文明。儒释道盘踞中国数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挣扎出来，西方的文艺复兴的曙光，欧洲文明的风雨，很难吹进或辐射到这古老板结的东方大地。中国士大夫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清醒的批判意识。对卢梭、孟德斯鸠、爱默生或无所知之，或视而不见，没有靠现代思想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休眠状态。蔡元培决不是数典忘祖，为中国传统文化视之弊履的人，他宣扬西方文化的同时，更加珍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箐华；在批判旧文明、旧道德，旧恶习、旧秩序，而非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他反对“非此即彼”极端模式，而是倡导“兼容并包”“平常心”和“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事实上，中国也不可能“全盘西化”。

陈独秀原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杂志，名曰《青年杂志》，他调到北大，把刊物也带到北大，改名为《新青年》，编委会也重新组阁，陈独秀仍然任主编。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在国内学界、教育界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响，那时胡适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尚未归来，直到同年九月回国后被聘为北大教授。在这之前，胡适也是平平的，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时势造就英雄，胡适不是开天辟地的英雄，是时势打造的矫子。以后胡适在《新青年》频频发表文章，并和陈独秀创办另一份刊物《每周评论》，引得学界、教育界更大关注，甚至产生了轰动效应，胡适青年时期暴得大名。

黄侃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其他系的学生。黄侃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一种流行的调子，人称“黄调”。黄侃极力反对胡适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每次上课先骂胡适一通，才正式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谁知黄侃并不罢休，过了片刻，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则大笑道：“且息怒，我再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黄侃在课堂上骂大街，不过旧派力量越来越衰弱，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这非黄侃辈之过，是时势也。

北大有两个讲坛，而且壁垒分明。一是“群言堂”，设在汉花园国文教师休息室，二是“饱夭堂”，(意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设在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室，实际上都在红楼上。每到周末，这里成了真正的“百家讲坛”，新老教授络绛而来，荟集一堂。大家思想解放，言无所忌。谈天说地，道古说今，抨击时政，纵论天下，各抒己见，文学革命，提倡白话，国计民生，甚至婚姻自由，反对女人裹脚等等，尽入话题。言者口角生风，兴致昂然，时而唾沫飞溅，意见相佐，争得面红耳赤，激昂慷慨，但君子动口不动手。

这是民族精英们思想火花的喷溅，是灵魂复苏产生的爆裂，如江河解冻，春潮澎湃。

傅斯年像挣脱旧壳的丑小鸭，时常参加教师的辩论会。年轻的“海归”派大都在“群言堂”开会；像黄侃、陈汉章、辜鸿铬等老教授大都聚集在“饱夭堂”。辩论、争吵、批驳、痛斥，甚至义愤填膺，其声如惊涛裂岸，其势如江河奔腾。傅斯年常常跑两个讲坛去听，往往这周参加群言堂，下周参加饱夭堂。当时的文学革命就是从这两个地方跑出来的。对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在这两个地方。

胡适的言论对傅斯年影响较大、最深，他几乎被胡适所征服，他们亦师亦友的几十年情谊就源于此时此地。虽然胡适的国学根底，不如傅斯年，办事能力更不如这位学生，但傅斯年一生都对胡适执弟子礼，并成了胡适终生的保护人。胡适的哲学改变了傅斯年的生命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