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军楼"里的"囚徒"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

"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

两个月后，他又回忆说：

"同志在``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有些是、""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又回忆了十多年前的情景：

"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是在1966年，这一年他62岁。表面原因是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对""不理解，因而在行动上表现为和刘少奇等迅速派出工作组制止北京混乱直至部分地区动乱的局势。其实更深刻的原因是已经感到，居于及时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在工作思路上已产生了与自己难以化解的严重分歧。

1966年5月是个不寻常的月份。全国各地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北京，更显得黑云压城城欲摧。

判断"一大批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须批判、清洗这些人。则于5月18日做了杀气腾腾、大讲政变历史的"五·一八"讲话。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等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等为委员的中央小组。这个"小组"实权相当大，实际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成员虽几经变动，但它却是""十年动乱的指挥部。谁也没有料到，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十年动乱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在中央及时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心急如焚，他们去杭州当面请示之后，回到北京及时派出工作组稳定混乱局势。陈伯达等从中阻挠，邓小平坚决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然而，回到北京以后，听了等人诬告，指责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只好违心地做检讨。

19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文字不长却多处修改的大字报，炮打气势磅礴，好恶态度鲜明。它从6月初以来发生的事情谈起：

"……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虽然未指出姓名，但指控的问题严重得足以置人以绝境。

同年10月，金秋季节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然而，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气温却居高不下。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

气恼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然后，语调一转，不无幽默地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邓小平之间工作关系上的疏远，思想认识上的隔膜，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见解上。

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司令部。"随后又添加了一些违心之语。

双眉舒展，他对邓小平的检讨表示满意，提议邓在"补过自新"之后，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几天后，他批评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提出要"允许刘、邓革命"。

可是，一伙却不依不饶，企图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在这次会上，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曾是邓小平老部下的谢富治也在会上居心叵测地说："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30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过去做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陈伯达、康生、一伙更是唯恐落后。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不断升级。

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及时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

1966年11月12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邓小平在""开始以后一次公开露面。此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邓小平目光看着讲话稿，显着格外地镇静。

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摇旗呐喊，在北京城区公然进行诬陷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宣传，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神圣的天安门城墙；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多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8月5日，批斗刘少奇和批斗邓小平、陶铸的会议，分别在中南海内刘、邓、陶各家的庭院里进行。康生的妻子、"中央特派员"曹轶欧临场指挥，安排录音、拍电影。这几个批斗会与同时在天安门举行的群众集会遥相呼应。

随着批斗"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不断升级，造反派开列了邓小平的"十大罪状"：1.作为党的总书记有擅权的行为；2.批判个人崇拜亵渎的；3.在1961年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违背了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4.1963年鼓吹要搞科学技术职称和学位；5.通过1961年的高教六十条"削弱党的领导作用"；6.反对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7.不同意对文化政策的批判；8.镇压北大"革命学生运动"；9.""初期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10.留法以来就是桥牌迷。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上，"及时号走资派"刘少奇被罗织"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由于出面干预，保留了党籍。从此，邓小平的形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和家人在中南海自己那所冷清的庭院里默默地度日。这座庭院叫含秀轩。邓小平这个难得的人才竟在这样一个雅称之处被监管起来，而且这一"管"就是一年。

然而，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尽管当时的报刊和社会上传遍邓小平"罪名"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期间的各种文件中，竟然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对他做出过任何处理决定。

1969年10月26日，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又被安排住进了江西南昌郊县望城岗的"将军楼"。此后，外界"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这里幽静宜人，好似世外桃源。他们在这里一待就是三年。

1971年9月13日，篡党夺权阴谋败露，仓惶叛逃以后，邓小平第二次"起"的机遇出现了。劳动改造的邓小平听到这个消息，马上用一个下午两个晚上的时间给写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信写完后经监管人转给江西省"革委会"，再转、党中央。

看到这封长信如何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联想起了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功绩。1972年1月，他突然决定出席老干部同志追悼会，肯定了的历史功绩。并且在同其亲属交谈中提到了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刘邓大军。把邓小平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并列在一起，说邓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这时，意识到，这是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决定性转机，而且将是解放一批老干部的先声。于是，他示意亲属将的包括对邓小平评价的话传出去。同月下旬，他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代表时，当着、的面指明：这伙人就是想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4月他又亲自审定了《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此时，邓小平家"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中央还批准了邓小平关于让儿子回北京治病的申请。

所有这些来自北京的信息，通过子女们传递过来，邓小平也能深切感受到在事件后的复杂心绪，他也在为复出努力着。8月，邓小平第四次和全厂职工听了、陈伯达历史罪证材料的传达后，心里仍很不平静。他拿过文件认真阅读起来，对重点地方反复琢磨着，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过去觉得很会打仗，虽然不是每仗必胜，但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也许是一个长处。可是，仅我知道的，他在历史上就犯过两个错误，一次是长征途中搞秘密串联，要改换遵义会议后领导军事工作的等人。二是抗美援朝时拒绝领兵去朝鲜作战。实际上，他是怕美国，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自我批评的气氛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

邓小平点了支烟，在袅袅升起的烟雾中，继续他的思考：全国解放以后，我从对、等同志的态度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忌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他说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当时我就讲，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对此，很不高兴。

陈伯达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他会写但也忌妒别人能写，从没听他说自己在哪件事上搞错了。他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

邓小平回忆着，思索着，自己有必要就、陈伯达的问题再次上书和党中央。于是他大步走回房间，摊开纸，行云流水地写起来。

……如果他们掌握了党和国家的较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尽管人民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但是这要经过多长时间痛苦的历史反复啊！

夜幕已经降临，寂静的小院显得格外冷清，邓小平举头眺望窗外，只见昏黑的夜空越来越多的星星眨亮了眼睛。他低下头，思忖了一下，又飞快地写下去：

一是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思想，就等于贬低思想，把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的提法是把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思想的意义……

这时，邓小平又想起了多年来了解自己的，想起了、陈伯达要置他于死地时坚决保护的态度，想到国家目前的混乱局面，一种强烈的革命责任感驱使着他，他要用笔下的文字告诉：

自己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6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和及时封信一样，这封数千字的长信写完后，通过江西省机要渠道转送给。

始终没有忘记邓小平。这一次，直接在信上批写了关于邓小平历史功劳的一段话，并强调："这些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这预示着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国的政治局势将要出现一个重要转机。

尽管出面肯定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但由于各种原因，关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之事却被搁置了4个月。直到同年12月18日已被查出身患绝症的出面提醒，才又有了进展。1973年2月下旬邓小平奉命回到北京，与此同时，也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3月下旬，邓小平分别面见了等，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见到了。4月初，邓小平夫妇和夫妇在玉泉山长谈并共进晚餐。4月12日，他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中。从1966年被"打倒"，邓小平经过了6年多的磨难，首次公开露面，他终于第二次复出了。

"党内较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第三次被"打倒"与艰难的复出

邓小平复出后分管外事工作，他更加谨言慎行。尽管如此，他主管的外事工作，也屡受等人的无理干扰。首先是在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会议问题上，坚决反对。这是她在邓小平复出后首次向邓小平发难。

1974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部提出的建议：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做大会发言。但是，坚决反对，使得这次会议议而未决。第二天，明确表态：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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