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同时也基本建立了新意识形态。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虽然以为主导,但这个完成过程并不是个人力量可以达到的,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中起了很大作用,新闻思想的形成中就有陆定一和胡乔木的影子和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学习》杂志事件来做一个分析。

对延安知识分子,要稍加定义：主要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在此列。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左翼教授和左翼青年,在教授中以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乔木、于光远、胡绳为代表。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延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延安文化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延安确有新文化,那么创造这些新文化并为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识分子,才可以视为“延安知识分子”。有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们看作延安知识分子,而像王实味、萧军、高长虹虽然到了延安,但最终无法和延安文化达成一致,所以也不应当看作“延安知识分子”。

延安本身没有大学,它的知识分子都来自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类大学,就教育背景而言,延安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类人,他们差不多都出自当时中国好的大学,像陈伯达是吴承仕的学生,范文澜是黄侃的学生,而胡乔木、于光远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就个人的历史选择而言,延安知识分子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付出更大的勇气,这也同时说明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以激进为特点的。就个性和才华而言,他们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但不逊色,而且在许多方面可能还要强过他们,特别是他们把理论和学术用来指导行为,在马列主义中国化方面,更有创造才能；就学术背景和写作才能而言,像陈伯达、胡乔木、于光远、胡绳等都是学有根底的文章高手。

说到延安知识分子,就不能不说当年的马列学院和后来的中央研究院。延安创办马克思列宁学院的目的是培养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院长由兼任。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时成立,到1941年改组,前后有三年多时间。

马列学院的学习期限是三个月,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和党的建设。延安马列学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只是一个培训性质的学校。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凡短期训练班都有极强的实用性,也是其日后相关方面的干部基地。当时课程设置是以马列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几乎没有其他思想。教政治经济学的是副院长王学文，教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是吴亮平，教哲学的是艾思奇，教中国革命运动史和西洋革命史的是杨松(后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和,大体是留苏的学者。党的建设前半部分由康生讲,后半部分由刘少奇、陈云、李富春作专题报告。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给马列学院作的报告。当时历史研究室主任是范文澜，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是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是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是柯伯年，俄语教研究室主任是师哲，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由当时的副部长李维汉兼任。

及时期结业后,留下来做教员和管理骨干的有宋平、邓力群、马洪、王光伟、田家英、曾彦修、李清等。马列学院前后共培养了近千名干部,他们后来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1949年以后中共领导的秘书和负责理论宣传方面的干部,以出身马列学院的人为多。

马列学院虽然是为建立新意识形态而设立的一所学校,但对它并不满意,也许是与它的校长有关。在中共早期领导人当中是较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虽然他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许多人对他在马列学院时的工作评价很高,主要是他的作风比较民主,他也鼓励学员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

因为马列学院偏重于理论学习,就学术训练而言,这些学员确实有很大提高,这一点从其1949年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得到了证明。但的用意并不在此,因为马列学院的目的不是让学员学会理论和有学术训练,而是要能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说,是要学员能理解和掌握他的思想方法。可惜初期的马列学院没有做到这一点。当时对它的指责是：“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1942年在晋西调查期间收到的一封信,后者指出马列学院的教学方针有问题,也就是还没有达到后来时所要求的高度,认为他们是教条主义的。

1941年5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有许多地方就是冲着马列学院而来的。就在同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仍为。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看起来是一次更名,实际是一次根本性的改造。不久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确立了这样的目的：“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后来对延安马列学院的评价是,在报告中批评的现象在马列学院确实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马列学院教学方针有问题,甚至一言以蔽之为“教条主义大本营”,显然是不恰当的。办学的指导思想和三年办学的实践都是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整体上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而又存在着若干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毛病,马列学院工作中的这种矛盾性,应该从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中得到解释。“马列学院实际上是我党在政治路线成熟之后向着解决思想路线过渡中的一个产物,如果说它的产生是适应了全党普遍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那么它的改组又是适应了全党在理论与实际上的深入与提高。”

李维汉也认为,那时的教学工作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中有教条主义,不懂得如何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出现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学用脱节的现象。1941年5月,发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延安马列学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同年8月1日,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各地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为了贯彻决定精神,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的一部分骨干和有可能培养成理论工作干部的学员,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