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

人类在数十万年持续不断之生存斗争中，其出现于斗争舞台或消逝而退隐，乃历史上所常见不鲜之事。尼罗河畔之古代埃及人，美索波达米亚草原之古代巴比伦人，在世界早期历史中，均曾有卓然不凡之成就与贡献。但历时既久，其适应力不足以抗御时代之巨轮者，多已悄然褪色，或退出人类斗争之舞台，阒然无闻于世。独我中国之文明，兴起之早，盖与古埃及与巴比伦文明相颉顽，迄今已历五千余年。在此长期之生存斗争中，我国国势虽有时而盛，有时而衰，但至今犹能卓然自立于世界者，此其中当有其长存久持之道。吾人综读此五千余年之历史，细加研求，得二理也。其一为英国近代史学家汤因比氏(A.J.Toynbee)所发见之定则，即艰难奋斗，乃能创造新的文化和文明。汤因比之言曰：

"人类所受严酷之考验，其及时个阶段是由阴入于阳(即由静入于动)，其所经过是动的行为，这是人类受到敌人大挑拨(Temptation)而做出的。人类付出其智慧与努力之代价，历尽艰难困厄，终于克服敌人获得胜利，遂居于进步前驱之列。"

研究古代文化之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其所著《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书中亦有如下之记述：

"许久许久以前，一群无衣的、无居室的、无火的野蛮人，来自热带中温暖的故居，逐步向北方前进，由春季以迄夏末。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离开的是温暖之地，直至九月，才于夜间感到砭骨的风寒。24小时24小时的过去，情形又更坏了。他们不知道原因所在，到处乱窜以期避开。其跑到别处的通通死亡。他们有极少数的人，看到这样刺人的天气无法可避，乃运用人类较高之能力，以从事于有意的发明。有些掘地以蔽风雨，有些采取树枝树叶盖起茅屋，搭起暖床，又有些一取兽皮以裹身。不久，这些野蛮人便朝向文明大步迈进了。裸体的有了衣服；没有房子的有所遮盖；一无储备的则取肉类干制而收拾起来，在冬天并储有硬壳果了。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艰苦之环境，终于步步向前得到了生存。"

像这样人类与自然环境之斗争，在中国古代传说上亦有很多之记述，如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禹平水土，益焚山泽，皆为我国先民与自然环境艰难奋斗之事迹。其间软弱无能者多已归于淘汰灭亡，惟有坚强奋斗者始能继续生存。此可证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发见之原则，确为不易之定论。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得相同之结论，我国孟子亦有同样之言论。孟子之言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综合孟子与汤因比氏之所论，即所谓"多难兴邦"与"逸豫丧邦"之意。其实世界各民族，每个民族都是经历过许多艰难与困厄，但其胜败存亡迥然异数者，盖非艰难困厄之难易，而在经历艰难困厄时能坚忍不屈，动心忍性与增益所不能之为难能可贵也。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之历史中，经历内忧外患艰难之多，无异于世界古文明各民族，而卒能克服艰难卓然自立者，赖有此动心忍性坚忍不屈之民族性也。

其二惟何？则为中华民族之政治思想，竟为天下一家之世界思想也。《尚书?尧典》中首提"协和万邦"。当时所谓万邦，盖即各氏族之众多部落，而使和平辑睦以相处也。从史实上看，中华民族每当兴盛时代，文治武功赫奕，四周邻邦之依附者，为仰慕上国文化而贡纳其方物。故邻国之依附，乃为文化之交流，而非武力之征服。而治国者从不以征服异族为荣，反以所治之人民匹夫匹妇不得其所为耻。在统治中，必使各族平安相处，和协辑睦，文化混同，血缘交流，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极则。各民族在此恢弘容让之气氛中，如春风和雨之陶冶，自然涵容同化而不自觉，久之遂混化为一个民族，而其利害祸福无有畛畦之分矣。吾人就此五千余年之历史中，当时有所谓夏、夷、黎、苗、猃狁、獯鬻、肃慎、东胡、戎狄、荆楚、百濮、群蛮，乃至鲜卑、匈奴、氐、羌、羯、突厥、契丹、回纥、吐蕃、女真、蒙古、满洲等不胜枚举之各族，今日欲再追寻其痕迹而不可得，而各族之后裔，均浑然同处于中华民族之中而不自知，亦不以此而自外也。此岂世界其他民族之残忍相杀，或近代弱肉强食之理论所可比拟哉？原来世界人类，均属圆颅方趾，其是否同出于一源，固有待于研究与考证，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则属心同理，行同伦也，此为中国大同思想之根源，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大而且久者，盖实赖此一哲理之存在。

再就中国之军事思想而言，所有我国古代兵学，对于用兵之战争均以仁爱为出发点。《司马法》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太公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无取于民者，民利之，无取于国者，国利之；无取于天下者，天下利之。"《尉缭子》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也；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所以中国之军事思想以安民利民为目的，而用兵则在诛伐暴乱，拯救人民为事，此与西方兵学家以崇尚杀戮征服者大异其趣。

吾人细读中国五千余年之历史，自原始之众多异族并处，逐渐进于现今之民族混同，盖无一不由前此二理之交互为用，前者出于坚忍不屈，故能历久弥远而卓然自立；后者出于仁爱一体，故能涵容混同而相助相成，二者皆为中华民族所以永存之道也。今就以史例言之，中国开国之初，即有夏黎两族黄帝与蚩尤之战争。当时蚩尤声势之优越，黄帝固以艰难百折，始能获取胜利者，但黄帝既胜之后，夏黎两族相处若一家之人，故两族同化最早。嗣后汤武战胜桀纣，既胜之后，则用夏变夷，翕然同化。后至汉唐宋明各代，亦无不皆然。由以上之史例以观，诚可证明中华民族之永存，实由于上述坚忍与仁爱之两种民族性之交互为用，而又交互相成之功。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我国历史文化载籍浩繁，欲研求此种事理，则整理过往之史料而使成为一种有系统之记载，殆为今日史家重要之责任。况当现代，世界已进至卫星飞弹氢弹钴弹时代，人类已濒临毁灭之边缘，则中华民族之卓然长存与涵容混同之史迹，殆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存之借镜。则斯编之辑，不仅可为中华民族后人在此剧烈竞争之时代中，知所以自处之道；抑且可告知世界人类，残忍相杀，终非永存之途径，而翻然有所改变，斯则世界人类共同之福祉也。

余等奉命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故提其要点，垂涕而道，语重心长，不觉其言之深也。全书既将完成，乃以此意为之序，良可用以勗勉国人，使知所以自励；亦所以贡献于世界，借以增进共勉之道。

中国历史典籍浩繁，史料丰富，而编者限于智识与时间，其取舍之间，常以与当时政治军事有关者为范围，因之其谬误与遗漏在所难免，深望海内贤达，时加指正，则不仅本书之幸，编者同仁亦深得裨益焉。

修订序言

"三军大学"校长兼《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

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近以公开出版，传诸于世，本校为慎重其事，特组设修订委员会，校订内容，增编索引，调整册次，统编目录。纬国忝为主任委员，深感此一巨著之传世，对其编纂与修订之缘起及经过概要，应首加说明，以供读者研究本书之参考。

1955年10月1日，蒋公以(四四)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国防大学"(本校之前身)编纂中国战争史。"国防部"于同年十一月二日以孝孔字第五○号令将此手令转饬本校。

手令要旨谓："中国古代战争史应在`国防大学`专设研究小组，并聘文学历史学者对于战史特有研究者，参加研究与编纂，此可与张其昀`部长`切商实施。"编纂中国古代战争史，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

本校为执行此项研究与编纂工作，于1956年1月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遴选对兵学及战史富有素养之将校担任撰稿，并聘请名史学家指导与审校。此项编纂工作直至1972年5月，全书方告编印完竣，历时凡十六年有余，盖为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本书印制后，大部分分发军中干部阅读，以增进其对中国战争史之认识，磨练用兵修养；一部分赠送教育文化团体、学术研究机构及学者，以扩大学术思想之交流。数年以来，颇获各方赞许，并纷纷来函索阅。本校鉴于编著书籍在供人阅览，传播思想，故特将本书公开出版，以广流传。使此宏富之中国战争思想，更能发扬光大。

我国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本书从浩繁之史料中，整理研究，融汇精练，编纂成体系一贯，系统分明之战争史。对每一朝代，首先综合论述其全般大势，包括：地理形势、政治情势、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运用、主要人物之影响等，由此以明了该一朝代之全般情势及盛衰得失。对每一朝代之重要战役或会战，则各以专章论述。在每一章中，则先论述该一战役或会战前之一般形势、形成导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运用得失、战后情况等；对该战役或会战加以综合申论，以检讨其成败，并引战争原理原则相印证。由此以吸取战史之教训，启发战争指导之智慧。

本校依据过去编纂及今日修订本书之体认，深感对我国古代战史之价值，应在此加以阐述；对欧美人士曾有误解我国战史者，应在此加以辨正，俾使史实之真谛易于发扬。过去我国史书上对战史之记载，常偏重于战争理论；对执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则散见于各种记载中，零碎片断，难于寻觅。因而使人认为我国战史缺乏人、时、地、物之数字，疏忽作战行动之详确空间与所用之战具。此或由于史书成于儒家之手，而儒家重"王道"，轻"霸道"，避免渲染战争之杀伐行为，有以致之。更或由于古代史学家认为战争哲理可以持久，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随力量、空间、时间之不同而变化，难以为训。至于野战战略方面，或因秘而不宣，或因写史者未能体会，故多未作有系统之分析，或仅作语焉不详之记载。后世之兵学家与史学家，亦鲜有致力于搜集此等零散之史料，未能专力研究整理而补充之。欧美人士以现代之眼光看我国古代战史，每认为我战史空泛，而轻视之。本校编纂本书时，对人、时、地、物之考证，曾力求详确；并根据当时之情势，作合理之研判，以求弥补(凡研判者均注明系研判所得)。本校依据编修本书二十年来之体会，认为我国古代战史用现代纯军事观点视之，虽有若干缺陷，但在战争理论与指导上，则具有价值，如建国大政、国防经营、建军制度、战争策划、战略与战术之运用等，皆有丰富之经验与辉煌之成就，实具有永恒之学术价值。

尤有进者我国有悠久光荣之历史，地广民众，雄居亚洲要域，以此背景缔造之战争史实有其独特之价值，简言之，概可以大战略、国家战略、军事战略、野战战略及战术等四项说明之。虽然在我国古代战史中，未曾明列此等项目，但其内容均有包涵，只不过以不同之术语与辞句表达而已。为使研究我国古代战史者，易于与现代之战略区分发生连系，故特以此四项阐述之。

及时，在大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极为讲求，尤其在纷乱之时代，常有突出之表现。所谓大战略，亦即友邦间为谋求共同目标而发挥统合力量之战略。至当代各种战略之定义已另撰《为战略正名释义》，刊于本书第十八册之末。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原诸侯与楚、秦之斗争，各邦国大战略之运用，已具有战争艺术化之能事。其中如春秋时代，晋、齐、秦联盟以破楚之城濮之战，秦、楚联盟以对抗晋、吴联盟所形成之长期争霸斗争；战国时代之苏秦合纵以抗秦、张仪连衡以破六国等，即为显著之史例。诚然，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巧拙有别，因而产生不同之结果。但我国历史学家对此等历史事实之评述，则几乎抱有同一之观点，即赞誉信守国际道义，并称许长治久安之政治与军事战略；对于国际间之背义或暴虐行为，必力加谴责。

第二，在国家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虽无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心理战略及军事战略等名词，但其运用多能讲求配合。所谓国家战略所包涵之政治、经济、心理及军事四略，过去尝统称之为政战二略。惟近代国家事务日形繁杂，仅政略与战略两词，已有不够明确之虑耳。我国过去特别重视行仁政，讲信义，安民居，裕民生，以奠立政治、经济与心理战略之基础，而军事力量之运用，旨在以战止战，保障和平。虽然在我国悠久之历史中，各朝代对国家战略之运用，常因帝王及其将相之观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历史事实指出一项规律，即凡能统合运用总体国力，且以"仁爱"为出发点运用军事力量者，必国强民安；反之，必国破民困。秦、隋二代于统一之后，均拥有强大之武力，但却为我国历史上之短命王朝，即为显著之例证，其败亡之因果关系，值得引为戒鉴。

第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我国过去甚重视建设边疆之防卫城塞，并配合以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以城塞防卫基地，以求国防之强固持久；以机动武力打击敌人之武装力量，以求国防之安全。如现仍存在之"万里长城"，即为过去国防建设之遗迹；汉、唐及元代之强大骑兵部队，动辄驰骋数千里而作战，即为军队机动性之例证。我国历史证明，当国家具有统一且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时，则常形成强盛、繁荣、幸福之时代；当武力分割，或军队之机动力丧失时，则内忧外患随之而起，常形成衰弱、贫困、痛苦之时代。历史铁证，历历在目。

第四，在野战战略及战术方面：我国过去用兵，极重视先期之准备，欺敌之运用，又极重视政治与心理方面事先创建优越之情势。认为战争指导者应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主要之用兵思想。因此，我国过去用兵较为重视"间接路线"，其战例之多，不胜枚举。但我国过去用兵亦有主张"直接路线"者，讲求毁灭战，谋求在会战中歼敌主力，甚至"屠城"，以求解决战争。例如：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尚书?武成篇》)；周公东征，残灭奄国(古《竹书纪年》)；并曾毁灭数百年之殷都成为麦田(箕子《麦秀之歌》)；项羽用兵常取攻势，专寻求敌人之主力而击灭之；元代军队攻取敌人之城镇后，常借"屠城"以彻底毁灭敌人等皆是。上述用兵思想之运用，在我国古代已有极成功之表现，缔造出许多典型之战例。如：

□晋文公诱楚军深入，以击败楚军之"城濮之战"；

□晋军伏击，各个击灭秦军之"殽函之战"；

□晋军集中优势兵力于左翼，以击败楚军之"鄢陵之战"；

□吴军以欺敌及奇袭，击败优势楚军之"鸡父之战"；

□越军于削弱吴军后而致胜之"笠泽之战"；

□齐军以逸待劳，战胜魏军之"桂陵之战"；

□齐军以减灶诱敌而战胜魏军之"马陵之战"；

□齐军以欺敌与奇袭，战胜优势燕军之"田单复齐之战"；

□秦将白起利用地形，歼灭优势韩、魏联军之"伊阙之战"；

□秦将白起先截断赵军补给线，彻底歼灭赵军之"长平之战"；

□韩信于夏阳偷渡奇袭安邑，获致全胜之"灭魏之战"；

□韩信行背水阵，以欺敌与坚忍击灭优势赵军之"井陉之战"；

□韩信利用和平攻势，奇袭破齐之"临淄之战"；

□韩信以欺敌分散敌军，乘敌半渡而击灭优势齐楚联军之"潍水之战"；

□韩信以包围歼灭楚军之"垓下之战"；

□唐太宗先截断敌之补给线，而击破强敌刘武周之"柏壁之战"；

□唐太宗运用内线作战，先击灭敌之援军，终于迫使王世充投降之"洛阳之战"；

□唐代李靖以机动与奇袭击灭萧铣之战；

□唐代李靖以远程追击歼灭吐谷浑之战；

□宋初李继迁以面吃点获致胜利之"灵州之战"。

本书中包括我国历代重大战役及会战五百余次。上述举例仅乃一小部分而已。

举世皆知之《孙子兵法》一书，实乃我国春秋时代用兵艺术之归纳。其中每一用兵之原则与法则，均有实战之背景为其依据。此书为古今中外所尊重，欧美人士更视之为东方用兵思想之代表，由此可见中国用兵思想之宏富与完备。

本书此次修订之主旨，在求内容正确，阅读方便。为求慎重，特敦聘学识渊博，著作丰富之名史学家(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云五先生、方豪先生、宋晞先生、屈万里先生、陶希圣先生、黄季陆先生、蒋复璁先生、钱穆先生等为指导委员。承诸位热心指教，解疑释惑，使本书之修订受益良多。

本书之修订工作为求有效执行，特聘请对历史及兵学深具素养，且有丰富著作之李震教授、陈廷元少将为修订委员，执笔修订。陈廷元将军负责设计修订出版之全般构想，主编增加之资料，协编索引。李震教授主编索引，协编增加之资料。至于内容之校订，则两位共同负责逐字逐句精校。由于两位修订委员在本书编纂时已担任重责，深悉本书之内容，故于修订工作上得收事半功倍之效。其发挥高度热诚与智慧为本书所作之贡献，将随史页而长存。

本书自编纂之始，迄今修订出版，多承前"教育部长"、今"中华学术院"院长、"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博士之指教与鼓励，敬致谢忱。

本书之出版，承黎明文化事业公司鼎力支持，此种友谊实足珍贵。

本书此次修订出版，虽力求严谨周密，然以内容如此广博，包含之时程如此长远，遗漏与谬误之处仍所难免，深望海内外先进，惠予教正。

第五节 晋楚城濮战之导因

楚国势力之侵入中原，与晋文公之图霸期领导诸侯以捍卫中原，两者政治之冲突，实为城濮大战之基本导因。

截至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楚国控制中原之形势，与其对齐、晋、秦三国之政略与战略，已如上述，其形势实已相当稳固。不意中原诸侯中之宋国，忽有叛楚通晋之事。原来宋国为殷商微子启之后裔，在周代为宾国而不臣，爵为上公，于诸侯中为最尊。自宋襄公泓战失败病殁后，宋成公迫于形势不得已于周襄王十六年朝楚。楚成王虽待以优厚之礼遇，然宋成公终以中原上国屈事蛮夷为耻辱。宋成公归国后，闻晋文公以秦兵之助入主晋国，次年又兴兵纳周襄王，因忆昔年晋文公流亡过宋时，其父襄公曾待以厚礼，赠乘马二十乘，又以宋大司马公孙固与晋狐偃有旧交，遂于周襄王十八年叛楚以通于晋。

宋成公之叛楚通晋，实与晋文公以莫大之鼓舞，亦即与楚成王以莫大之打击。时适齐鲁构衅，鲁派臧文仲向楚乞援，楚正派兵援鲁伐齐，乃移一部之兵围宋缗邑(今山东省金乡县)冀其悔悟。无如宋成公毫无反应，楚成王乃于次年冬，自率陈、蔡、郑、许联军伐宋，围攻宋都，讨其叛楚通晋之罪。

宋国被攻，宋成公即遣大司马公孙固乞援于晋。晋文公正欲挫楚北进之势，又见宋国位于中原心脏地带，若折而降楚，则中原大局将无法挽救；而宋国现正在楚国势力四面包围之中，形势至为危迫。于是先轸建议于晋文公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晋文公遂即采纳其议，决定救宋，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正月(周历)，兴兵渡河而东，遂与楚军演成城濮之战。

第六节 两军之作战方略与战略行动(参看附图1-16)

一、晋军之作战方略与行动

作战方略

晋军既已决定救宋，但直接救宋，必须途经曹卫之地；而曹卫附楚，将为其后方之患。且战争若在宋境，则离楚近而晋远；反之若伐曹卫，而致楚师于曹卫之地，则离晋近而楚远。二者战略形势之比较，其利害自甚明显。故狐偃说："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晋文公迅即采取是项方略。

战略行动

晋文公既决定先伐曹卫以引诱楚师北上，即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正月出师，声言伐曹，以讨其昔年过曹时怠慢之罪。晋军伐曹，欲假道于卫，由卫之白马口(今滑县北)渡河。卫人勿许，晋乃由南河(今河南省汲县南)渡河东进。正月十五日戊申，晋军袭取卫之五鹿(今河北省濮阳县南之五鹿)，并令郤步扬守之。于是大军东进，集中于卫地敛盂(今河北省濮阳县东之敛盂聚)。敛盂位于卫齐鲁曹四国交界处，为战略要地，并接近齐国，借可与齐国通往来；一面遣使至齐，与修桓公之旧好。二月，齐昭公(孝公于上年六月卒，昭公潘嗣立；昭公，桓公子)来会，晋文公与之盟于敛盂。

卫成公见晋大军既集中敛盂，直压卫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南卫废县址)；又见晋齐同盟，声势益张，于是请求加盟。晋文公未之许，卫侯因遣使告急于楚。卫人乃起而逐卫侯，卫侯逃于襄牛(今河南省睢县)。晋遂不劳而得卫国。

鲁国本与卫国同盟，鲁僖公当晋军侵入卫国之时，遣公子买率师援卫；及见晋军兵力强大，又与齐国联盟，卫成公出亡，乃召公子买还并杀之。一面告于晋国，谓其擅自进兵；一面告于楚国，谓其擅自撤退，以取悦于两方。

二月，晋中军元帅郤谷卒于敛盂军次，晋文公乃擢升下军佐先轸为中军帅，而以胥臣为下军佐。

三月，晋大军由敛盂攻入曹国，进围曹都陶丘(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三月十二日丙午，陶丘陷，曹共公被擒，于是晋军逼临宋境。

当晋军进攻卫国曹国时，原欲引诱楚军解宋围北上，但楚军不为所动，且攻宋益急。当宋成公闻晋军已破卫曹，又遣门尹般至晋师再度告急。晋文公在此种情势下，若置宋不顾，则无以报宋襄公昔日相待之惠，而失宋国，且将陷全局形势于不利；若进而救宋攻楚，则与原定诱致楚军于曹卫之野之战略相背，因之犹疑不能决。先轸因建议曰："执曹伯而分曹卫之田以与宋人。楚急曹卫，其势宜可释宋国。"晋文公遂采纳其议，即执曹伯而分曹卫之田以与宋人，于是诱致楚军北进之战略得以实施。

二、楚军之作战方略与行动

作战方略

楚军为讨宋之叛楚亲晋而兴师。现宋未降而曹卫被伐，楚军欲决定尔后之行动，计有下列三种：

(一)迅速破宋，以诱致晋军于宋境以行决战。

(二)进兵曹卫之境击败晋军，以保持楚国在中原之威望。

(三)暂时退据申息国境，自固以观变。

楚成王深知晋文公之才能，当其流亡过楚时，彼认为晋文公将来必能有为于晋国，故待以厚礼。至是，楚成王已知晋军侵入卫国，集于敛盂；晋齐结成联盟；又闻卫人驱逐卫成公而降晋；晋军又已移师破曹。楚成王深感晋人用兵迅速，且卫降曹破，中原形势突变，已失去救援之义；又闻秦国将出兵助晋，诚恐申邑商密被侵，后方堪虞，乃决定撤解宋围退兵回楚，避免与晋军冲突。楚成王此种决定，实不失为明智果断之举。惜其后令尹子玉不听楚王之命妄自进兵，卒招致城濮之败。

战略行动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三月，楚成王既已决定撤兵回申(楚邑，今河南省南阳县)，乃令子玉撤去宋围，率师回国。又恐子玉性刚，因诰诫子玉说："无从晋师，《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一面又令申叔撤去齐邑谷城之戍，将谷城归还齐国。楚成王随即率其部队回到申邑。楚成王虽回申，但令尹子玉并未撤去宋围。彼又闻晋人已分曹卫之田以与宋人，乃派斗越椒(字伯芬)回申，向楚王请求增军，并许其与晋军作战。楚成王当时匆促回申，原来为顾虑秦军东出武阙以攻其后。但回国后，觉得后方安谧无事，乃以东广西广之部队增援子玉之军。

三、晋楚之谋略斗争

晋文公既用先轸之谋，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与宋人。楚子玉亦已得楚成王之增兵，且亦再无避战之命令。于是楚子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