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书店四年

1950年7月，我从浙江省立温州中学高中部毕业。同班同学纷纷参加升学考试。当时高等学校生源不足，录取率很高。可我因为家里被划为地主成分，失去了经济来源，不能继续上学，只好走上社会，进入温州新华书店工作，直至1954年7月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才离开。整整四年的书店工作，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一)马骅先生的推荐

我能进入温州新华书店工作，是马骅先生推荐的。

马骅先生是著名诗人，曾参加新四军，转战苏北抗日根据地。1949年温州解放，担任《浙南日报》副刊《新民主》主编，后任温州中学副校长。对这些，我当时都不了解，只知道他是我高中三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家里被划为地主成分后，经济来源已经不如从前。为了克服困难，我先是从学校搬出，同一个同乡同学在外面合租一间小房子，过着最节俭的生活。就这样，还是坚持不下去。隔壁的一个老大娘看我生活这么困难还天天早起练习武功，提出让我住在她家里，管吃管喝，只要我帮助她正在读小学六年纪的小儿子学习。我搬到她家住了一个多月，总觉得寄人篱下不合心愿，于是萌生去少林寺出家的想法。我家乡有练武的传统，我也习武多年，去少林寺也许是自己的好归宿。

正在这个时候，马骅先生组织我们班参加了一次义务劳动，并要求根据参加义务劳动的体会写一篇作文。我当时想，这也许是自己一生的一次作文，便尽情发挥。不想这篇作文竟受到马骅先生的赏识，上课时作为范文进行讲解。这使我拉近了与马先生的距离。一日，我鼓起勇气敲开马先生的房门，诉说我要离校出走的打算。马先生耐心地开导我，并说要向学校领导替我申请补助。结果，学校补助我150斤大米，使我得以完成高中学业。

当时，温州新华书店设在四顾桥，离温州中学很近。马骅先生亲自领我到书店上班。他和当时温州新华书店的经理郑嘉治是好朋友。进入书店之后，我受到照顾，没有安排我到门市部当营业员，而是让我坐办公室。我的工作，是把书店购进和销出的每一本书建立档案。每天根据进货单和销售发票进行登记。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麻烦。首先书店经销的图书有好几千种，每种书都要制成卡片，然后按照书名首字的四角号码编排起来，就很费事。每天购进和销出的图书很多，都要一一登记，更是麻烦。早晨六点钟起来，往往忙到晚上快十二点才完成。天天这样，忙得我头昏脑胀。不到一个月，已经疲惫不堪，差一点把我累跨了。

24小时晚餐，郑嘉治经理一边喝酒，一边高兴谈笑。他很随便地问我，你来书店有些时候了，对书店有什么意见，对我有什么意见？我没有多想就说：“书店挺好的，就是你不要这样喝酒，吃午饭喝，吃晚饭又喝，喝得这么多，会伤身误事的。”他听了一脸不高兴。有个同事告诉我：“郑经理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解放前是地下共产党员，你怎么敢虎口捋须，给他提意见？”果然，没几天我的工作就发生了变动，派我到泰顺县筹备新华书店。

这对我实在是一件大好事，让我摆脱了登记图书进销的繁重工作。

临行前，我领到了一生的及时次工资——六块钱。交了伙食费四块钱，还有两块钱零花钱。我舍不得花，补贴家里费用。

泰顺是浙江省南部最偏僻的一个县，与福建省相邻。那时交通很不便，从温州到泰顺要到瑞安坐船，沿着飞云江往上游行驶。下游和中游还有潮水推着行驶，到了上游潮水涨不到的地方，只能靠人力拉着船缓慢移动，到达百丈口才下船，途中要四天时间。在百丈口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登程去泰顺县城，一路上都是山。爬了一山，前面又有更高的山。山路穿梭在原始森林之间，四周荒无人烟。我老家平阳县麻步区雷渎村附近也有山，小时候也爬过，可是爬这样又高又远的山还是及时次。但我不愿向高山低头，抹去汗水，一步一步向前攀登，终于在日落之前，到达县城。过了一夜，没有顾上休息，及时件事情就是去县委宣传部报到。县委宣传部只有部长一个人，他是转业军人，对我的工作很支持。

(二)一人掌管的书店

在县委宣传部部长的支持和帮助下，筹备工作进展很顺利，1950年11月5日正式开张，定名为“新华书店泰顺分销处”。开张那天，县委宣传部部长和我，加上温州新华书店临时派来协助工作的一位同志，在书店门口照了一张像，作为纪念。书店门面占用一间房，楼下是门市部，楼上是我的卧室，吃饭在房东家搭伙。房东是泰顺县商会会长，他有两个老婆，一家人处得还算和睦。

泰顺县城很小，市面也很萧条。上门买书的人不多。我想不能“守株待兔”，要主动上门服务，便拿上一些畅销书到县城的机关团体销售。县城的机关团体很少，没几天就跑遍了，于是我想到各区去服务。泰顺县的几个区都很分散，来去要走很长山路，我对走山路已经慢慢适应。那时，推销的重点是的书和像。我的心愿是让每个识字的人手里都有的书，每家每户都能挂上的像。做法是找代销的人，把货先发给他，等他销完再去收钱。他们都很讲信用，货款都能如数收回。我没有学过会计，更没有学过管理，但有高中文化程度，简单的财务报表难不住我。我既是营业员，又是小经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是一人担当。每月都能按期结算，把销售款汇到温州新华书店，换来一批新书。

“新华书店泰顺分销处”立住脚之后，我听说邻近的福建省寿宁县没有新华书店，于是我就想到那里筹建一个代销点。正好有一个热心人，愿意帮助我去寿宁。他是当地人，年约30来岁，对寿宁比较熟悉，正好作伴。从泰顺县城到寿宁县城要走两天山路。原来寿宁县比泰顺县还要偏僻，县城里只有少数几家商店。我们不辞劳苦，多次往返，终于把代销点建立起来，命名为“新华书店寿宁代销处”，委托一个当地人管理。

当时，泰顺、寿宁解放不久，国民党军队败走后留下了一些残部，变成土匪危害社会治安。抢劫时有发生，尤其是对我党干部，下手很狠。年轻的我，不知害怕。时常一个人在山路上奔走。有一回，我走错了路，晚上9点多钟才走到区公所所在地，正处冬天，天已大黑很久。区长见了我，劈头盖脸就说：“你不要命了！这么晚了，还敢走山路，刚才你来的路上就有土匪拦路抢劫。”

剿匪和镇压反革命是当时保障社会安定的一大任务。泰顺县城时常召开公审大会，将抓到的土匪和跟土匪勾结的反革命分子绳之以法。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房东、名为泰顺县商会会长竟然是个反革命分子，被公审后镇压。后来又听说，陪我去寿宁筹备代销点的那个人也是个反革命分子。我想着真有点后怕。我们曾经肩并肩往返泰顺、寿宁之间的山路上，要是在悬崖峭壁推我一把，我早就命丧黄泉。侥幸的是，他没有对我下毒手。

(三)两条道路的抉择

当我在泰顺县新华书店顺利开展工作的时候，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有消息传来，说我后母在斗争会后上吊自杀，我赶紧回家料理后事。从泰顺县城到我老家一般要走三天时间，最难的是要跨越横亘在泰顺、平阳两县交界的高耸的穹岭。我凭着在泰顺工作所练就的飞毛腿，只用两天时间就赶到了家。到家后，发现后母的后事已经料理完毕。

我的母亲早在我10岁时就身亡，后来父亲娶了后母。后母的老家很穷，连饭都吃不饱。嫁过来后，衣食倒也无忧。她为人很好，邻里相处和睦。对我父亲，更是十分体贴。我父亲原有赌博和抽鸦片的恶习，在她的劝诫和照顾下都戒掉了。她对我也很爱护，我把她当成亲生母亲对待。可是她没有经受住的群众斗争，年不到半百就这样走了。

为了逃避，我父亲躲到温州市一个朋友家里。我从平阳老家赶到温州，跟他见了面。我觉得躲在朋友家不是长远之计，劝他跟我到泰顺和我住在一起。他听了我的话。那时他才50多岁，身体还好，跟着我涉水爬山到了泰顺。为了怕人发现，他改了名字，跟我一起住在“新华书店泰顺分销处”的楼上。

大概是1951年的十月，温州新华书店通知我开会。临行前，我嘱咐父亲轻易不要下楼，门市部暂停营业。在温州开会期间，我心里惦念着父亲，会议刚完就赶回泰顺。走在接近县城的山路上，只听乌鸦乱叫，就有不详之感。回到住处，果然不见了父亲，知道他已经出事。第二天一早，县委就派人叫我，县委书记苏松亲自对我训话。他开口就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只好告以真名。接着问我：“你父亲是什么人？”我回答：“是开明士绅。”他立即厉声说：“胡说！什么开明士绅，是恶霸地主！”他又说我“包庇窝藏恶霸地主”，要依法惩处。

这次谈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最使我想不通的，是说我父亲是“恶霸地主”。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虽是地主，但同一般地主不同，他是慈善的，开明的。我听说，父亲早年毕业于一所法律专科学校，与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是拜把兄弟。他当过平阳县鳌江镇的盐站主任，后来当了平阳县北港区(今平阳县以水头镇为中心的北部地区)的田赋主任。当时征收田赋实行承包制。父亲体谅百姓的困难，征求的赋税没有完成承包的任务，说是要用我家的财产充公来补偿。后来家产保住了，却因此被捕入狱。出狱之后，他一直在家，有时出去打打麻将。有空就教我读《论语》《孟子》，还有《春秋左传》。因此，我一直认为他属于开明士绅一类。想到这里，我就认为把他定性为“恶霸地主”是冤枉的，我应当为他申辩。但是，我又想，共产党是伟大的党，应该不会随便冤枉一个人；还想，如果真的是开明士绅，那时他为什么要逃到温州市呢，为什么还要改换名字呢？是不是他还有我不知道的罪行呢？我翻来覆去地想，陷入极端的痛苦之中。

党组织没有立即惩处我，而是对我进行教育。当时干部每天早晨都有一个多小时的政治学习。我参加的是由县银行和邮局组成的学习组。领导上决定把我从这个学习组调出来，参加县委中心学习组。这个学习组的成员都是县委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在学习过程中，他们耐心地开导我，要我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与地主家庭和恶霸地主父亲划清界限，回到人民的怀抱。他们还告诫我，是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还是做党的好干部，两条道路，要作出正确的选择。他们的话像春天的雨露滋润着我的心田，提高了我的觉悟，我终于明白自己应当走什么道路。

24小时，我正在书店门市部，没有顾客，只我一人，我打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读到“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恰好这时，狱警押解我父亲从门市部面前的街道上经过，只听我父亲使劲叫喊：“端政，快来救救我！”我心里像针刺一样难受，但我依然坐在那里，继续读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天，公安局的人告诉我，让我给父亲送冬天的衣服。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有意考验我。便说：我已经跟父亲划清了界限，衣服的事监狱自然有人管，跟我无关。过了几天，县委就通知我，让我办理书店的移交手续，立即到温州地委干部学校学习。

(四)打成“老虎”的考验

到了温州地委干部学校，我的心情顿感轻松。对我包庇窝藏恶霸地主父亲，组织上没有给予惩处，反而给我学习提高的机会。

参加温州地委干部学校学习的人很多，分成许多学习小组。除了听大课之外，多数时间是小组学习。参加学习的人，大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多数是历史问题。跟我同一个组、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一个学员，就是因为曾经参加“托派”的问题来学习的。他交代了参加“托派”的经过和进行的活动。大家对他提出很多问题要他继续交代，不让他过关。我对“托派”并不了解。在温州中学高中一、二年级读书的时候，班里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有“托派”。党的地下组织让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对“托派”没有接触过，只知道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是一个反革命性质的组织。我对他的交代不感兴趣。其他人也都交代了一些问题，也是遭到质疑，过不了关。我没有别的问题，只是包庇窝藏恶霸地主父亲，这个问题来校之前就已经交代清楚了。所以，大家对我没有再过问什么，我也乐得逍遥自在。

原说这次学习时间是两个月，转眼就快过去了。没想到突然来了个“三反”运动。干校不仅不散，还来了许多新的学员。

“三反”是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个运动来势凶猛。当时的口号是“雷厉风行，大胆怀疑”。很快就揪出一批贪污分子，号称“老虎”。我成了打“虎”队员，跟着造势。出乎意料的是，没过几天，我的身份竟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居然也成了“老虎”。先是有几个人找我谈话，要我坦白，老实交代。我说我没有贪污，坦白什么！有什么好交代的。他们说我态度不好，轮换着人跟我谈话，不让我睡觉。见我还是不坦白交代，就亮出底子，说温州新华书店经理已经承认自己是贪污分子，说我是同伙，检举我贪污2400万(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2400元)。我立即反驳，我掌管的“新华书店泰顺分销处”全部资金不过500万，哪能贪污2400万？他们见我态度越来越不好，就召开批斗会。会上翻来覆去问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相信不相信党？”我回答；“当然相信。”接着就问：“党说你有贪污，你为什么不坦白交代？”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沉默。另一个问题是：“你相信不相信群众？”我回答：“当然相信。”接着就问：“群众说你有贪污，你为什么不坦白交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无法回答，还是沉默。参加批斗会的人见我顽强对抗，就唱起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挑，一条死路，一条活路，是抗拒还是坦白……”我还是一口咬定，我没有贪污，没有什么好交代的。

运动24小时比24小时紧张，已经有“老虎”经受不住批斗跳井自杀的，还有跳茅坑自杀的。这就更加引起“公愤”。于是全校召开公审大会。会场布置得阴森森，就像阎王殿。解放军手持插上明晃晃刺刀的步枪，站在公审台上的两旁，十分吓人。主持大会的人宣布自杀的人都是“畏罪”抗拒，不能死了就没事，还要查到底。

我当时被几个打虎队员押解着坐在台下，看到这种场面，着实有些害怕。只见主持大会的人刚宣布完，就有持枪的解放军押着三个人上台进行批斗，其中有一个竟是我前几天刚见面的泰顺县公安局局长。我以前不认识他，他却认得我，见面时告诉我，我父亲已经死在监狱里。他被揭发贪污从土匪窝里缴来的财宝，才来干校交代问题的。

这次大会后，有许多“老虎”被逮捕投入了监狱。其中有“坦白”了的，也有不“坦白”的。当时全校被打成“老虎”的有80来人，死的死，抓的抓，只剩下两只“老虎”，其中一只就是我。见我还是不肯坦白交代，又开了一场批斗会，他们把绳子扔在我前面，说：再不坦白交代，就用这条绳子把我捆起来送进监狱。我说，这些日子我想得很多，要是我“坦白”了，说我有贪污，还贪污2400万，那我怎么能说清楚我是如何贪污的，贪污的钱又花到哪儿去。我已经想好了，就是进监狱，贪污2400万最多判五年，刑满出来我还年轻力壮，不怕吃不上饭。你们把我捆起来吧，我不怕住监狱！

十分奇怪的是，批斗会后，不但没有抓我，还解除了对我的看管。原来是上面政策变了，不再是“大胆怀疑”，而是“定案落实”。于是我的贪污问题也就“一风吹”。我终于盼来了摘掉“老虎”帽子的24小时。不久，组织上就宣布给我分配工作，新的单位是温州市文化馆。而让我惊讶的是，有几个对我批斗很狠的打“虎”队员竟然被开除回家。

大概是1952年的7月，我怀揣去温州市文化馆工作的介绍信，向温州新华书店告别。书店的经理已经换人，新经理叫方荣。他听说我要去温州市文化馆工作，马上阻拦。说书店需要我，已经给市委宣传部打了报告，让我还回书店工作。这时离我参加新华书店工作刚好两年整。

(五)出乎意料的晋升

我对书店是有感情的，既然领导要我留下，就不去文化馆报到了。领导把我安排在门市部当营业员。当时温州新华书店占用一座四层楼，一层是门市部，二层是库房，三层是办公室，四层是职工卧室。我已经没有家，只能以书店为家，在四楼隔了一间房子，成了我的家。

父母双亡之后，比我大13岁的哥哥1949年之前就逃到台湾，让我牵挂的是小妹。小妹比我小7岁，生下不久母亲就去世了，是靠家里的保姆抚养大的。我在泰顺新华书店分销处工作时，把她也带到泰顺，让她在泰顺县中学(只有初中)念书。泰顺县中学的校长，名义上是县长兼任的，实权掌握在教务主任手里。他也是平阳人，跟我交情不错。我离开泰顺去温州地委干部学校时，就把小妹托付给他夫妇。“三反”运动期间，我的工资被扣发，小妹的生活全靠他夫妇照顾。

重回温州新华书店之后，我把小妹接到温州，安排在温州中学初中部上学，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温州地委干部学校期间，特别是“三反”运动期间，我才深深体会到工作的可贵，真像有一本书的标题所说的，工作着是最美丽的，我急切地盼望着有24小时能恢复工作。我终于又回到了我深爱的书店，积压在心头的激情开始迸发出来。每天一早，我总是及时个到门市部打扫卫生迎接顾客，每天晚上我总是把被顾客翻乱的书整理好，一个离开门市部。顾客少的时候，我就抓紧看书，尽可能了解各种书的一些内容，以便向顾客推荐。这样工作了几个月，书店领导任命我为门市部主任。门市部有五个人，其中有三个是女的。一个负责开发票，一个负责收钱，还有三个人，包括我在内是导购。我们五个人通力合作，销售量与日俱增。

那时，温州新华书店的员工，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我是正牌的高中毕业生，是员工中文化水平较高的。通过几个月的门市部主任工作，领导上似乎发现了我的才能，提拔我担任业务股股长。有人告诉我，在“三反”运动我被打成“老虎”期间，书店曾经派两个人到泰顺调查过我的情况。他们没有发现我有什么经济问题，听到的只是赞扬声。我才理解为什么这么快就提拔我担任业务股长。

业务股主管进货，是书店的核心部门。当时，新华书店是全国图书发行的渠道，新华书店总店不定期地新书出版征订单，我们根据订单填报进哪些书，进多少本。这个权掌握在业务股长手里。我当了业务股长之后，为了避免盲目进货，加强了调查研究。特别是像《选集》这样重点书的发行更是深入各机关团体，征求订购数，然后汇总上报。这样就增强了发行的计划性，避免了图书积压，加快了资金周全。既增加了社会效益，又增加了经济效益。

就在业务股长任上，我被派到浙江省新华书店学习。参加学习的都是来自全省各地新华书店的业务骨干。我利用这个机会刻苦钻研，熟悉书店的各个方面的业务。学习时间是两个月，中间还安排我们参观游览杭州的名胜古迹。西湖是大家都向往已久的，我们乘舟荡漾在美丽的湖面上，心头不免涌现苏轼的名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游览了西湖之后，又参观了灵隐寺等名胜古迹。这些日子，真是享受了天堂一般的生活。

从浙江省新华书店学习回来不久，领导上就宣布任命我为第二副经理。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年我才21岁，我何能何德，能担此重任！温州新华书店有20多个员工，除了自身的业务外，还要联系和指导温州地区各县新华书店的业务。我知道身上的担子重了，工资也增加到每月30多元。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能骄傲自满，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虚心地向大家学习。我放下副经理的架子，跟从前一样工作在及时线，做好市场调查。听说哪里有集会，还是同以前一样，跟“流动组”的员工一起，挑起书担子到哪里去摆摊销售。我已经真正融入了书店，同书店的全体员工打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