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双”：中国大学建设回顾与反思》书评-杂志之家

内容简介

储召生先生是《中国教育报》的博学记者，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新闻报道和研究工作，对高等教育的诸多热点问题多有采访和报道，以新闻人的敏锐，捕捉新事、发现典型、引导舆论，以媒体人的担当，抓住热点、推动共识、助力发展。《问道“双”：中国大学建设回顾与反思》就是他抓住世界大学和学科建设这个热门话题，进行多方位、多视角采访的结果。

书中对“双”建设过程中涉及的办学特色、学科建设、本科教学、原创研究、学术规范、人事改革、协同创新等方面都有较为深刻、翔实的论述，对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作了个性化解读和引导，深刻剖析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汕头大学等高校一系列改革举措，并与闵维方、杨卫、朱清时、李培根等著名高校党政负责人就有关话题进行了对话。

本书论述中所选取的话题有较强的普遍性，选取的高校有较强的代表性，选取的对话有较强的性。通过对客观事实的报道、对当事人思考的传递，帮助我们加深理解“双”建设中的诸多问题，对于正在进行中的“双”建设及普通高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改革，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瞿振元先生为本书作序。

编辑推荐

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大学和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按照“四个”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坚持“以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基本原则，加快建成一批世界大学和学科。

2017年1月24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统筹推进世界大学和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该办法提出，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大学和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该办法规定，每五年一个建设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

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公布“双”建设高校名单正式公布。

“双”的名单可以说是在“千呼万唤”中才走出来的。在教育部于今年6月份回应网上关于“双”的名单传言时透漏，拟在8月底左右公布终名单，而终时间是9月下旬。名单初现，各种声音“甚嚣尘上”，有赞赏的(赞赏其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新战略规划)、有批评的(批评其为“211工程”“985工程”的新称呼而已)，有开心的(部分高校多个专业入选)、有郁闷的(部分知名高校专业入选少或未入选)，甚至出现了很多调侃的“段子”。这些声音更多地是“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发出的感性的认识。抛开这些有情感或有情绪的“观点”，我们要静下心来好好认识一下“双”：其目的是什么，基础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路径是什么,抓手是什么,可能性如何……

述及“双”，就不得不提及“211工程”和“985工程”，以及它们与“双”建设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内容的获知和梳理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晰。那么，我们该从何角度、何理路去了解呢？让我们跟随储召生先生的《问道“双”：中国大学建设回顾与反思》一书一起去看看吧！

作者简介

储召生，安徽潜山人。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1999年加入中国教育报刊社，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的新闻报道和研究。采编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教育部新闻奖。现任《中国教育报》编委、周刊中心主任，《高等教育周刊》主编，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宣传工作研究分会常务理事。

媒体评论

“双”不是从天而降(代前言)

“双”成为一个热词，源于2015年的国务院文件。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中国大学的“双”建设，至少应该向前追溯到1998年。那一年，中国领导人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发表了重要讲话，“985工程”也应运而生。

幸运的是，1999年我到《中国教育报》当记者，此后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高校新闻报道，可以说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全过程。在近20年的记者生涯中，我对发展中的中国高校改革始终心怀敬意，无意中也创造了多个“”：

个报道了北京大学“元培计划”。2001年“元培计划”开始实行时，并没有得到北大学生的追捧，连预期的100个名额都没有招满。但其“宽口径、厚基础”的本科教育培养理念，开中国大学教学改革的先河。从初的两个班到后来的试点学院，“元培计划”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的探索，一直影响至今。

个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校园置换。人民大学以团购商品房的形式把教师从校园迁走，在改善教师住房条件的同时，也改善了校园的教学环境。人民大学的校园置换模式，被很多处于城市中心、面积不大的高校效仿，位于京西世纪城的人民大学宿舍楼，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但在当时，却遭到了不少名教授的反对，并且告状信满天飞。

个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治学。2009年社会上对高校“去行政化”呼声强烈，副部级高校的行政级别成为众矢之的，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建设大学的障碍。我不否认高校“行政化”的坏处，但我也想让社会知道，至少在中国科大等高校，副部级并不是高校民主办校、教授治学的天敌。

个报道了浙江大学人事分类管理改革。把教师分为教学、科研等四种岗位，实行严格的考核，让不适合上讲台和搞研究的人从事其他服务工作，浙大是个吃螃蟹的。2009年改革推行时，一些人认为浙大是在做“政治秀”，社会媒体对“教授下课”表示同情。今天，类似的改革已在全国高校铺开。

个报道了武汉纺织大学重启行业校名。在校名“去行业化”的大潮中，武汉纺织大学重拾行业校名，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因素。我之所以报道重启行业校名，并不是鼓励行业背景高校都改回原来的校名，而是希望行业高校重新建构与行业企业的天然联系，产教结合，协同创新。

…………

这些“次”共同的改革背景，就是中国高校推进世界大学或高水平大学建设。这都是所谓的正面报道，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算不上是典型的宣传；我只是客观地记录我的所见所闻，并非去刻意包装。我不敢说这些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高校的改革，但对所报道高校改革的正面影响，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这种影响更多源于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报》的信任。得益于这种信任，我们往往能得到独家的新闻线索，我的许多“次”大都来源于此。一些被热炒、被误读的热点高校和人物，往往也选择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发声，比如被丘成桐批评的北大，被媒体称为“行为艺术家”的“根叔”。许多时候我从内心觉得，写不好报道对不起这张报纸，更对不起社会对这张报纸的信任。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许多教育改革举措，在甲地已经是过去时，在乙地却是进行时，到了丙地可能还是将来时。并且，对于某一所高校而言，许多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反反复复几个来回。这也是一篇好的改革报道的价值所在。

在“双”建设如火如荼的当下，回顾与反思近20年来我们推进大学建设的来路，不无裨益，也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