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生到18岁，我一直在一个小村庄里生活，和我的童年伙伴一样，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风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乡邻。我本来应该一辈子过着平平淡淡的农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劳作，然后在每天迎来朝阳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变老。 但老天偏偏让我降生在长江边，又偏偏在我家的东边生成一座五十米高的小山，爬上这座小山，长江便一览无余。那时候还没有污染，可以极目远眺，看得很远很远。一些船从江边过来，又消失在江边；一些云从天边来，又消失在天边。于是我就开始好奇，天的尽头到底有什么？如果我坐上船能够到哪里呢？感谢我的几个亲戚，因为他们在上海，于是在我8岁的时候，母亲决定带我到上海走一趟。坐船半天一夜，终于到了上海。这次旅行，长江的壮阔、吴淞口的苍茫、上海的灯光、街道的繁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此，我的心开始渴望旅行，幻想着长大后要走出村庄，走向远的地方。 为了能走出农村，我一连参加了三次高考。1978年次高考失利之后，因为考上的人很少，我没有特别失望，家里人也没有给我什么压力，反正不行就在农村干活吧。我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这样干了两三个月。我们大队初中教英语的老师怀孕回家生孩子去了，学生的英语课没有人上。校长听说我高考是考外语的，就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去教初一学生的英语。我当时才16岁，既没有当老师的想法，也不敢去。我妈一直认为我是一块当先生的料。不应该干农活，就拼命鼓励我去，说这是一个机会，说不定就能够离开农村，不用天天种地了。当时的老师是二十多块钱一个月，这个待遇在农村来说已经是很高的了。就这样，年仅16岁的我成了代课老师。 我就边代课，边复习，这样复习了大概八个月以后，1979年的高考又开始了。这一年的高考我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这个时候，那个英语老师也生完孩子回学校了，我的课也代不成了，只好再次回到了农村。 第三次复习真正变成了全职脱产学习。我带领同学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这个班是1979年10月中旬开课的，到1980年春节的时候，我的成绩还在倒数0位。当年的寒假就放了一个礼拜，我没落，整天背课文。结果，四五十篇课文被我背得滚瓜烂熟。不知不觉我超过了很多同学，在1980年3月份第二学期的时候，我的成绩就变成了全班。 1980年的高考开始后，英语考试时问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我们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是，我是一个典型的直赏型思维的人，如果做完题一检查，可能就改错了。 考完以后，我估计自己能考400分，结果只考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8月底，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妈说，以后我到了北京，就回不来了，尽管没老婆，这次把结婚的酒席也一起请了吧。就把家里的猪、羊、鸡全部杀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我们村里的人从城里调了一辆拉土的大卡车，把我从江阴一直送到了常州，我在常州上了火车，站了36个小时到北京，一点都不觉得累。就这样，我进入了北京大学。 我次坐火车就是这次到北京去上大学，这也是我次亲眼看到火车。我考大学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没弄明白是什么让我坚持了三年。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死背语法和单词。 学生时期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不过我的大学生活还是有些孤独和自卑的，一个农村孩子走进大城市之后的转变是深刻而又痛苦的。四年大学对我来说大的安慰就是可以走出校园，到北京的周围去爬山，我曾经无数次坐在香山顶上看夕阳下山和那些连绵起伏的山。 上学的时候我几乎不大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就带着明显的江阴味道，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说英语也就加不可想象了。我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全班同学次开班会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天天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里模仿播音员的发音，但是直到我的普通话还是讲得不好。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