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世界的样貌。

人们会问，你是怎么进去的？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自己最终是否也会被送到那里。我无法回答他们真正想知道的问题。我只能告诉他们，被送到那里很容易。

而且你也很容易溜进一个平行世界。平行世界有很多种：疯狂的世界，犯罪的世界，残破的世界，濒死的世界。甚至还有死后的世界。这些平行世界与日常世界并行而相似，并不被包含在其中。

我的室友乔治娜进入这里的过程可谓既迅速又彻底。那时她还是瓦萨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她正坐在剧院里看电影，忽然感到一阵黑暗像高高掀起的巨浪当头袭来，打得她脑袋晕眩几欲炸裂。她的世界在那几分钟里崩塌了。她知道自己疯了。她四下看了看，想知道剧院里有没有其他人和她一样遇袭，然而他们都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里。剧院里的黑暗和她脑海中的黑暗纠缠到一起，让人觉得愈发沉重压抑，她忍无可忍，冲了出去。

后来呢？我问她。

大片大片的黑暗。她说。

大多数人渐渐淡忘了平行世界，只是在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之间的隔膜上留下许多探索的孔洞，直到有24小时两个世界之间的大门被打开。大门一旦打开，谁又能招架得住呢？

在平行世界中，我们熟悉的物理法则是无效的。向上抛的东西不一定会落下来，一动不动的身体并不会真的静止不动，并不是所有动作都能激起我们预期的反作用力。时间也不例外，变得殊为不同。它可能循环，可能倒流，可能毫不连贯地从此时跳跃到彼时。构成世间万物的各种分子排列也不再固定，可以随意变换：一张桌子可以变成一座钟，或一张脸，或一朵花。

不过，这些你会慢慢发现的。

平行世界还有一个奇异之处，它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是隐形的，但当你身处平行世界时，却能够清晰地看到你来的世界。你来的那个世界，有时候看起来庞大而危险，像一大块果冻在颤抖；有时候，看起来小巧诱人，在自己的轨道上快速转动，闪闪发光。不论你来的那个世界看上去如何，你都低估了它。

正如恶魔岛监狱的每个窗口，都能看到对岸的旧金山。

我还是没太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送到这里，但肯定不仅仅是因为那颗青春痘。我大概没提到过，我从没见过那个医生，就是那个才跟我聊了十五分钟，也许是二十分钟，就把我关进了精神病院的人。我到底是有多错乱，以至于见一个医生才不到半小时就被送进了疯人院？而且他还骗了我—就待两周。实际上，我待了将近两年。我那时已经十八岁了。

我是自己签字把自己关进去的。我不得不签，因为我已经十八岁了，要么由我自己签字同意，要么由法院签发强制令。而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跑到法院去弄一个针对我的强制令。当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我签字同意疯人院把自己关起来。

我不会危害社会。难道我会危害自己吗？那五十片阿司匹林我已经解释过了，那只是一种类似于隐喻的迂回办法。我想要关掉脑袋里的某个声音，想要清理我性格中的某个部分，我不过是用那把阿司匹林叫停那个部分的自我。而它的确在一段时间里起了作用。即便后来效用渐渐消退，我也没有勇气再尝试一次。

然而那个医生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那是一九六七年。就算是在他的生活中，在他那远避于城郊灌木丛后的职场中，他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一股神奇的暗潮，一股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吸引力，正在让人们的生活失去平衡。那个世界挤满了醉生梦死、吸毒成瘾、连自己姓什么都不记得的疯狂的年轻人。用他的话说，这是一种“威胁”。这些孩子到底在干吗？而现在，他们中的一个走进了他的诊疗室，穿着一件和一张餐巾差不多大的紧身衬衣，下巴颜色斑驳，说话一字一顿。他认定，这姑娘磕了药还有点飘。他又看了看面前便条簿上匆忙记下的名字。他是不是见过她的父母，在两年前的某次宴会上？她父母好像是哈佛大学的教员，或许是麻省理工的。她的靴子已经磨破了，但外套看起来不错。外面的世界很苛刻，就像莉萨说的一样。他不会良心发现把她送回那个世界去。在那个世界里，她会沦为那股汹涌着就要冲刷他诊疗室的亚社会浪潮上的浮沫，最终和同路人一起沉沦。他给她开了处方，相当于给她打了一剂预防针。

我是不是对他太友善了？几年前我曾看到报道，他以前的某个病人控告他性骚扰。但这种事在这个年代屡见不鲜，指控医生也算得上是一时的潮流。是不是那个早晨对我来说太早，对他也早得过分，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事可做？或许，很有可能，他只是想藏拙掩羞。

很难说明白我对此事的看法。起初，我只是去了诊疗室；然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再然后，我踏上了麦克林恩精神病院行政大楼前的石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等了十五分钟，等着签字注销自己的自由。

要实现这一切，需要一些前提。

我在看图案方面有些障碍。那种东方风情的小地毯、瓷砖地面、印花窗帘之类的事物，都是我的障碍。最让人受不了的是超市狭长通道上铺设得像棋盘一样的地砖。当我看到带图案的东西时，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东西本身。这听上去好像在说我会产生幻觉，但不是这样的。我当然知道自己看着的是一块地面，或是一幅窗帘。但所有的图案似乎都包含着潜在的意象，似有生命般地，在繁复交错的线条之间频频闪现。那些意象，有时是树林，有时是一群鸟儿，有时是我二年级时的班级照片。没错，我知道事实上没有这些东西，那只是一块地毯，或者随便其他什么。但可能会有别的东西的视觉频闪，让我疲惫不堪。那些情形来得太密集了。

我在看人的时候也有一些障碍。当我看着一个人的脸时，常常无法持续接收那张脸不断传达出的表情。一旦想要解读面部表情，它就变成了一个古怪的玩意儿：黏糊糊的，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凸起，布满了的排气孔和湿斑点。相对于我的图案障碍，这是另一个极端：接收到的不是过于密集的意义，而是看不出任何意义。

可我不是疯了，我没有掉进爱丽丝的仙境。我的不幸，也可以说是救赎，在于我每时每刻都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现实的曲解和误读。我从来没有“笃信”过自己的所见或是以为见到了的东西。不仅如此，无论多少次面对那些冷不防冒出来的怪诞的新花样，我最终总能正确地理解它们。

然而现在，我这么告诉自己：你觉得人们跟你很疏远，你不喜欢别人，因此你就将自己的不舒服投射在别人身上。你将别人的脸看成一摊橡胶，是因为你担心自己的脸就是一摊橡胶，你太焦虑了。

这种分析解释可以使我的举止恢复正常，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和我一样会看到那些玩意儿，只是都装成看不见？疯子们是不是只是放弃了伪装？如果有人看不见那些玩意儿，他们是不是有问题？是瞎了还是别的毛病？这一系列问题搅得我无法安宁。

某种东西被撕开了，是一层遮盖或是外壳。它原本保护着我们。那层遮盖或外壳到底是我独有的，还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每件物品，我无法知道。不过那已经不重要了，真的，无论它保护过什么，它都已经不在了。

以上是最主要的前提—一切都可能是另一种东西。一旦我接受了这一点，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可以是：我可能疯了，或某人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如果我都无法肯定那幅窗帘的图案中并没有隐伏着一脉山峦，我该如何肯定地反驳我没有疯呢。

我必须住院。虽然我知道我没疯。

还有一个不大寻常的、打破平衡的前提：我总是处于某种对抗的状态。对抗，就是我的抱负和雄心。那个世界，不管它是致密的还是空洞的，对我的影响只有一个，那就是挑起我的对抗。本该奕奕清醒的时候，我沉沉酣睡；本该口若悬河的时候，我缄默不语；伸手即得的事，我拒而远之。我的欲求，我的渴望，我的孤单寂寞、无聊厌倦以及惊惧害怕，都是我的武器。我用它们瞄准敌人—那个世界。毫无疑问，我的武器没能对那个世界造成分毫损伤，反而让我饱受搅扰和折磨。但我却从这份折磨中获得了某种可怕的满足。它们让我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我的自我完整性，似乎正仰赖于持续地对那个世界说“不”。

因此，我无法抗拒这个被囚禁的机会。这是一个巨大的“不”，除了自杀以外，较大的“不”。

这是个任性的理由。但在这份任性的背后，我深知自己并没有疯。但若是没疯他们就不会扣留我，把我关进一所疯人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