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庆大厦

重庆大厦是一栋十七层高的破旧大楼，内有大大小小的廉价旅店和商铺，与周边的旅游旺区形成鲜明对比。这栋大厦可谓是世界上全球化的大楼，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生意人及临时工来此淘金，也有国际避难者来此寻求庇护，游客则来找廉价住宿和探险。各种社会背景的人在大厦里休憩，在食品摊档旁争抢座位，在手机铺讲价，在走廊过道间穿行。每晚大约有4,000人留宿于重庆大厦，我在不同旅馆邂逅了129个不同国籍的人，从阿根廷到津巴布韦，包括不丹、伊拉克、牙买加、卢森堡、马达加斯加，甚至有马尔代夫的人。

重庆大厦位于弥敦道的黄金地段，某著名旅游书籍称它“拥有从游客兜里吸金的能力”。如果你从马路对面望过去，会见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楼群，底层各色各样的商铺，包括假日酒店、电器铺、商场门面、时装店、牛排店，还有一些酒吧。尤其当你夜晚来欣赏著名的弥敦道霓虹灯美景时，就跟香港明信片相差无几了。然而，耀眼夺目的高楼中有一栋朴素、甚至可以说是杂乱和腐朽的楼宇：尽管它的底层商场似乎已经脱离大厦本身，与其他艳丽的商场无异，但入口开在外面。在这些底层商场之间有一个不可言喻的黑暗入口，一乍眼看上去好像另属别处，你跨过马路走近这个入口，看见那附近站了许多跟一般香港人不一样的人，他们也不像是弥敦道的购物者。假如你是华人，进入大楼后可能反而觉得自己是少数民族，茫然不知所措。假如你是白人，也许会下意识地捂紧钱包，不安之中还带有世界国家的愧疚。假如你是女人，可能还有点不自在，因为你周围有一百多双虎视眈眈的男性的眼睛。

如果你从附近么地道(ModyRoad)的港铁出口出来，转一个街角来到重庆大厦，会对大厦有一个更加的了解。你首先见到一家7-Eleven，那里晚上总有一大帮非洲人站在过道中喝啤酒，或是聚在店门口。附近还有一些印度女人穿着灿烂夺目的莎丽，假如男性瞄她们一眼，她们就会报价，然后跟着走几步以确定该男子是否对她们的性服务感兴趣。当然，招引来的还有其他诸如蒙古、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女人。还有一些南亚的男人，他们会向你兜售西装订制服务，“特价西装，只给您这个价”。然后后面可能跟上来一群卖假表的人，提供各种名牌手表的膺品，价格仅为质量的一小部分。一旦你流露出一丝兴趣，他们就会带你走进附近大厦的阴暗小巷。

你穿过距离重庆大厦大门大约三十多米的么地道，如果来的是时候，会见到一群贩子替大厦内几十个咖喱餐馆当托儿，类似中介。你要么不理睬他们，要么赶快决定跟着一个托儿去其餐厅，不然会被贩子党团团围住。如果你是白人的话，会有一个年轻男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凑到你耳边小声问：“来点大麻？”你若想再问下去，说不定还能问出其他的什么药来。到傍晚时分，你踏上重庆大厦门口的台阶，一些南亚裔的旅店托儿会跑来说“我能给你一间好住处，才150港币”，另一个中国男人马上背对着南亚人说：“这些印度旅馆很邋遢的！来我这边住吧！我们这里干净得很。”——干净或许是干净，价钱也高了一大截。

你终于逃离了这些夹攻，然后发现自己掉进了重庆大厦的人流漩涡，也许你一生都没见过这么多人簇拥在这么一小块地方。眼前的景象非同寻常：穿鲜艳长袍、嘻哈服装或不合身西装的非洲人，头戴无沿平顶小帽的虔诚的巴基斯坦人，穿伊斯兰教黑色罩袍的印度尼西亚妇女，穿中短裤挺着大啤酒肚的老年白人，还有一些仿佛是来自上一个年代难民的嬉皮士。尼日利亚人大声喧哗，年轻的印度人把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谈笑风生，还有一些中国内地人看起来掩饰不住对这一切的惊讶。你很可能还会见到南亚人推着手推车，搬运三四个标有“拉各斯”或“内罗毕”的大箱子，非洲人拉着塞满了手机的行李箱，还有掌柜们贩卖着各种各样地球上能找得到的东西，从咖喱角(samosa)、手机卡、剪发服务、威士忌、房地产、电源插头、自慰器到鞋子。排队等电梯的人什么肤色都有，他们都等着去一百多家不同的旅店。

看到这种景象，你也许觉得奇怪：“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多人来重庆大厦做什么？他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这些正是我研究重庆大厦的初衷。1983年，我作为一名游客次来到重庆大厦，逗留了几个晚上。1994年，我搬到香港居住，每隔几个月来重庆大厦吃一次咖喱，试图去了解另一个世界。2006年，我开始正式对重庆大厦做人类学的研究，尽己可能去了解这栋大厦的一切人和事，理解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过去三年半中，我至少每个星期在重庆大厦睡一个晚上，一有时间就钻到此处(这里离我所在的大学大约三十分钟火车车程)，为了解答以上的问题，更为了思考重庆大厦在世界上的重要意义。

我在过去几年里找到了一些答案，以一次典型的半夜经历为例。那个时间，印度性工作者已出来招揽生意，她们对我不加理会，因为她们知道我不是顾客，只有几个新来的性工作者一见到我是白人就想抓住机会捞一笔，老一辈的则告诉她们别费力气了。一位兜售假表的贩子透过墨镜向我打招呼，他由于在南亚遭遇警察的缘故已经半盲了。他说那边的警察把他的眼皮贴起来，逼迫他盯了24小时的太阳。他担心国际难民署(UNHCR)在仲裁其案件和命运的时候会不相信，因为他手里没有证据。他在此非法打工，盼望攒够钱以支付角膜移植手术。他一边留心附近有没有便衣警察，一边尽可能地招揽生意，他说：“白人是顾客，他们买得比谁都多。”但这个月生意不太火，他连付房租的钱都赚不到，更不用说手术费了。不过他的眼睛究竟是被家乡的警察弄瞎，还是先天性，或是其他什么意外，尚无定论——毕竟他说的话我无法核实，但今晚遇见他算是一件好事。

多走几步，一个饭馆的托儿热情地迎接我。我已经两个月没见过他了，他一直以游客身份在香港非法打工，不久前回了一趟印度老家加尔各答。他自豪地掏出上个月出生的宝贝儿子的照片给我看，但同时表示自己很高兴能回到香港，“毕竟我要供养整个家啊！虽然……我很想念家人，但香港的薪水高很多……所以……”。他感慨道，自己挣来的钱好多都花在用手机打电话回家上。

在重庆大厦入口，我遇到一位已经六个月没见的尼日利亚商人。他说自己没能早日返港是因为汇率实在是贵得离谱，兑换不到需要的美元数额，“不过我现在终于回来了，之前订下四千部手机，还以为自己不能过来拿货，还好终于赶上，我又能赚钱了。”他过两天又要飞回家，走之前会仔细检查每一部手机。我次结识与他同行的朋友，那个人即将去中国内地南边，他拿到中国签证后说：“在中国内地买衣服比在香港划算得多，我能按自己想要的款式订做三万件衣服。”这两个尼日利亚人都很担心波动的汇率会削损利润，更不用提他们祖国海关变化多端的关税，以及在重庆大厦等地被骗的风险了。他们说“赚钱难啊”，其他很多商人也都这么认为。

再走几步，我见到一位印度朋友站在警岗附近，他白天在一家香港的大公司工作，晚上回到重庆大厦帮家人打理旅馆。他现在的烦恼不仅是时间不够，还有他的香港女朋友，他的家人根本不肯接受这对情侣。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选择女朋友还是家人——此时此地，除了等待别无它法。接着我邂逅了一位来自西非的朋友，他近在中国内地南方做起了生意。与其他我见过的非洲商人不一样，他以20万美元的在港投资申请到了香港，精明的他把这20万用来租用和翻新一家位于重庆大厦的电子产品店铺，希望其他的非洲兄弟和穆斯林朋友会来光顾。他的妻儿近也搬到香港，他认为香港是一个他们能扎根的新家，“香港值得信赖”。当然，我不清楚他能否把那二十万赚回来，特别是现在低迷的经济已经影响了包括重庆大厦的全球市场。但这个人虔诚地相信，只要自己一直做一个诚恳的穆斯林，就一定能在大厦里功成名就。

再走几步，我见到一位只见过一次面的年轻南亚人，他说自己已经失业并陷入绝望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我一点儿钱都没有，家里的人还都指望着我啊！”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属实，不过他确实看上去惊慌失措。我不了解这个人，但还是塞给了他100港币并祝他好运。我并不想扮演上帝的角色，但还能怎样？好多人都有跟他相似的遭遇。我再来重庆大厦的时候，就没见到这个人了。事实上，我从此都再未见到过他。

以上所述的人们都是重庆大厦的常客，也是本书主角。在章，我将重庆大厦作为一个地点来进行探究：包括它为何存在，它所代表的意义，其建筑风格和历史，以及相关组织架构。在第二章，我将详细描述重庆大厦中的不同人群，包括非洲和中国内地的商人、南亚掌柜、国际难民、性工作者、瘾君子、游客，还有我追随其中的一些人所进行的访问和记录。第三章会描述经转这栋大楼的货品，以及商贩和买家如何通过自己的全球网络销售这些货物。第四章将探讨约束大厦内所有事物的法律网络，特别是那些过着边缘生活的避难者。后，我试图找出大厦对里面的人和对世界本身的价值，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变化。

这本书讲述重庆大厦以及其中的人们，但此书也与“低端全球化”相关。重庆大厦作为这种全球化的中心支点，连接着世界上许多其他类似的支点，包括曼谷、迪拜、加尔各答、加德满都、坎帕拉、拉各斯、内罗毕等等。低端全球化与多数读者心中联想到的“全球化”一词很不一样——低端全球化并不涉及像可口可乐、诺基亚、索尼、麦当劳这类大型企业，也没有所谓的办公大楼、律师，或宏伟的财政预算。相反，低端全球化中的商人很可能只是用自己的行李箱，或是租用一些集装箱和货车去运送货品，他们越过边界，尽可能地躲避法律和版权的干涉，他们的世界由金钱主宰。这些个体离乡背井去其他地区寻求更好的机会，不论是通过打临时工，还是以避难者和性工作者的身份。这就是今时今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主要形式。

重庆大厦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展现出无穷的经济力量和人力物力，但与周围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离大厦仅仅十分钟车程以外，香港尖沙咀和中环商业区集中了财富和高端全球化成果，残旧不堪的重庆大厦相比起那些办公楼，可谓两个世界。这本书不仅仅讲述重庆大厦的故事，也讲述世界关系网的非凡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