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新解》所以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难备列。程式《集释》篇幅逾两百万字，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几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新解》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虽违前轨，亦具微衷。抑如未注，义诂事据，多本汉儒，亦不逐一标明。惟引宋儒之说，始必著其姓氏，以见其为一家之解。余书非欲成一家言，仅求通俗易诵览，自不必一一征引出处。倘读者必欲追寻本原，则上举三书与程氏之《集释》具在，循此踪迹，宜可十得七八。纵欲掠美，实亦无从尔。抑余之为新解，亦非无一二独得之愚，越出于先儒众说之外者。然苟非通观群言，亦无以启发新知。众说己见，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烦径渭之再辨。且作注加筌蹄，意在得鱼兔。鱼兔既获，筌蹄可弃，故亦不一一标出也。本书先属稿在1952年春，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惟苦冗杂少闲，乃遂搁置。
嗣于1960年赴美讲学耶鲁。课务不迫，乃决意改撰，获成初稿。自美归后，又络续修订，前后三年，粗没于定。惟体例则一仍先之旧。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释，又次综述一章大旨，后为《论语》之白话试译。全书篇幅，当不出三十万字。其果可以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谨以待读者之审正。
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准备列。程式《集释》篇幅逾两百万字，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凡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
《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诸 儒注释不绝，著有三书。一、何晏《集解》，网罗汉懦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往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
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以前人读《论语》，大率必读此书。明清两代以朱注取土，于是读《论语》必兼读朱注，已八百年于兹。朱注不能无误，清儒考据训诂之学度越前人，朱注误处均经发正。而清儒持汉宋门户之见过严，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异，转复失之者。其所驳正，亦复众说多歧，未归一是。又考据家言，辞烦不杀，读者视为畏途。故今社会流行，仍以朱注为主。
民国以来，闽县程树德为《论语集释》，征引书目，凡十类四百八十种，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来精，转为其失。故《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书，注《论语》者虽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
为《论语》作新解，事有两难。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一也。《论语》距今两千载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刘氏《正义》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时代变，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二也。
钱穆先生解读《论语》，重在“新解”，新在何处？钱穆说自己不过求了个“折衷”之道。他博采众家观点，从中寻求可以令当今时代新思想者理解的路子，加以自己的阐发，力求通俗简要，直明本义。而作为考古学家的李零解读《论语》，则是另一番读法：先查考词语，按原书顺序通读，梳理文义；……第三步再横着打乱一遍来读，以概念为线索，归纳若干主题，看看孔子的思想与《墨子》、《老子》有什么区别。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序
再版序
[上编]
学而篇及时
为政篇第二
八佾篇第三
里仁篇第四
公冶长篇第五
雍也篇第六
述而篇第七
泰伯篇第八
子罕篇第九
乡党篇第十
[下编]
先进篇第十一
颜渊篇第十二
子路篇第十三
宪问篇第十四
卫灵公篇第十五
季氏篇第十六
阳货篇第十七
微子篇第十八
子张篇第十九
尧日篇第二十
附 孔子年表
学而篇及时
(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或说：“子，男子之通称。”或说：“五等爵名。”春秋以后，执政之卿亦称子，其后匹夫为学者所宗亦称子，孔子、墨子是也。或说：“孔子为鲁司寇，其门人称之日子。称子不成辞则曰夫子。”《论语》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称子，闵子、冉子单称子仅一见。
学：诵，习义。凡诵读练习皆是学。旧说：“学，觉也，效也。后觉习效先觉之所为”谓之学。 然社会文化日兴，文字使用日盛，后觉习效先觉，不能不诵读先觉之著述，则二义仍相通。
时习：此有三说。一指年岁言。古人六岁始学识字，七八岁教以日常简单礼节，十岁教书写计算，十三岁教歌诗舞蹈，此指年为时。二指季节言。古人春夏学诗乐弦歌，秋冬学书礼射猎，此指季节为时。三指晨夕言。温习、进修、游散、休息，依时为之。习者，如鸟学飞，数数反复。 人之为学，当日复日，时复时，年复年，反复不已，老而无倦。
悦：欣喜义。学能时习，所学渐熟，入之日深，心中欣喜也。， 有朋自远方来：朋，同类也。志同道合者，知慕于我，自远来也。或以方来连读，如言并来，非仅一人来。当从上读。
乐：悦在心，乐则见于外。孟子曰： “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慕我者自远方来，教学相长，我道日广，故可乐也。
人不知而不愠：学日进，道日深远，人不能知。虽贤如颜子，不能尽知孔子之道之高之大，然孔子无愠焉。愠，怫郁义，怨义。学以为己为道，人不知，义无可愠。心能乐道，始跻此境也。或曰：“人不知，不我用也。”前解深，后解浅。然不知故不用，两解义自相贯。
不亦君子乎：君子，成德之名。学至此，可谓成德矣。
本章乃叙述一理想学者之毕生经历，实亦孔子毕生为学之自述。学而时习，乃初学事，孔子十五志学以后当之。有朋远来，则中年成学后事，孔子三十而立后当之。苟非学邃行尊，达于较高境界，不宜轻言人不我知，孔子五十知命后当之。学者惟当牢守学而时习之一境，斯可有远方朋来之乐。一境，本非学者所望。学求深造日进，至于人不能知，乃属无可奈何。圣人深造之已极，自知弥深，自信弥笃，乃曰：“知我者其天乎”，然非浅学所当骤企也。
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学。孔子之教人以学，重在学为人之道。本篇各章，多务本之义，乃学者之先务，故《论语》编者列之全书之首。又以本章列本篇之首，实有深义。学者循此为学，时时反验之于己心，可以自考其学之虚实浅深，而其进不能自已矣。
李敖忆钱穆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导，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李敖忆钱穆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导，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并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已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龚鹏程语)全是胡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三、今天联合报登“民初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张玉法语)，也全是胡说，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一中学教员，受胡适提拔，北上入京，已是一九三○年以后的事，又何来“民初”？钱穆声名，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这是今日贴金耳。不过，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四、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今人皱眉；但他不以此力足，倾余生之力，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严格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更见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算命，更见其上学朱子手法，而头脑不清则一。
五、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
六、“用公帑建宾馆”，为钱穆安老于“素书楼”，证明了双方都公私不清。今天中央日报登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其实，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钱穆谈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义利当头，却贪鄙如此，实在有愧晚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显示了大家爱他以德，他在搬家三个月后死去，颇有“曾子易箦”味道，这全靠钱太太深明大义之功。中国时报登“显示了他对辞受之际自有分寸”(龚鹏程语)，其实白住了二十二年而受之不辞，这又何来“分寸”？搬家以后，他喃喃以我要回家(指“素书楼”)为言，足见其本人“义利之辨”，老犹不清，幸赖豪门之女钱太太之扶持，方得以“一身傲骨”脱走，呜呼，亦云险矣！
一九九0年八月三十一日
钱穆故居前发表荒谬言论
现在话说到了台北市士林区东吴大学旁边的钱穆故居。钱穆故居的以前的名字，叫做素书楼，这个三个字是钱穆自己写的，今天我来参观钱穆故居，并且就地讲一讲，有关钱穆的背景和故事。
这个房子是当年，拉拢一些，有名的学者回到台湾来。他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就请胡适回来。胡适本来要自己盖房子的，就说，中央研究院盖一个房子，当然那里就属于公家的，就胡适回来住在公家房子，可是胡适的汽车是自己的，他从美国运了一辆，二手货的汽车。后来就林语堂回来，送他阳明山的那个房子，所以林语堂死了以后，这个房子就还给了台湾的政府。钱穆这个房子呢，是为他盖的，可是产权不清，就属于台北市政府的，所以钱穆九十四岁的时候，台北市政府要回去，九十六岁搬家的。后来大概钱太太很生气，觉得被他们赶走了，可是钱穆大概临死的时候，都不晓得他已经搬家了，因为他以为他只是去，到外国去，就整个是这个情况。就是说那个的时代，说把房子给谁就给谁了，可是那时候可能把手续上，办得不够清楚，就留下一个后遗症。后遗症就是后，这个主人被扫地出门。可是我认为这个钱太太的反应，也太激烈了，当年她很不愉快的，在住了二十二年以后被赶走，她要把所有东西都要搬走。本来这个房子作为纪念馆，也好故居也罢，太单薄了，这一搬走的话更惨了。毕竟我们要纪念是人，也不是说要纪念这个建筑物嘛，建筑物本身其实没什么，那重要的是，曾经在这里住过的钱穆先生。
可是我觉得对我说起来，像我到了这个纪念馆，我的个感觉就是，这钱穆一定勾结了，才有这个房子，这令我非常的觉得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跟，勾结在一起的，大概都是会失掉他自己的很多原则。这是典型的例子，连一个，后一个房子都不能保住，产权都不清，这个搞得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第二个作为纪念馆而言，这个钱夫人做得太赶尽杀绝了，我认为她应该把这些东西，不要一批一批搬走，后连个什么床都要搬走，我觉得这种反应是太离谱了。
这个房子是当年，拉拢一些，有名的学者回到台湾来。他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就请胡适回来。胡适本来要自己盖房子的，就说，中央研究院盖一个房子，当然那里就属于公家的，就胡适回来住在公家房子，可是胡适的汽车是自己的，他从美国运了一辆，二手货的汽车。后来就林语堂回来，送他阳明山的那个房子，所以林语堂死了以后，这个房子就还给了台湾的政府。钱穆这个房子呢，是为他盖的，可是产权不清，就属于台北市政府的，所以钱穆九十四岁的时候，台北市政府要回去，九十六岁搬家的。后来大概钱太太很生气，觉得被他们赶走了，可是钱穆大概临死的时候，都不晓得他已经搬家了，因为他以为他只是去，到外国去，就整个是这个情况。就是说那个的时代，说把房子给谁就给谁了，可是那时候可能把手续上，办得不够清楚，就留下一个后遗症。后遗症就是后，这个主人被扫地出门。可是我认为这个钱太太的反应，也太激烈了，当年她很不愉快的，在住了二十二年以后被赶走，她要把所有东西都要搬走。本来这个房子作为纪念馆，也好故居也罢，太单薄了，这一搬走的话更惨了。毕竟我们要纪念是人，也不是说要纪念这个建筑物嘛，建筑物本身其实没什么，那重要的是，曾经在这里住过的钱穆先生。
所以我认为是，要加以谴责很荒谬，好像站在这个，这个钱穆的故居前面，说这个话好像很荒谬。这就是人生，我认识钱穆的时候，我只有十七岁，现在我已经七十一岁了。
这个时代，我们不再有机会成为钱穆
今天我坐在台北市士林区东吴大学旁边的钱穆故居，钱穆故居的名字是二00二年确定的，在二00二年以前，它叫钱穆纪念馆。为什么我到钱穆纪念馆来？因为我要做一连串的特别节目来跟大家谈谈钱穆。
前一阵子我做了林语堂故居专门的节目，我曾经跟大家说林语堂的这个故居在林语堂死了以后捐给了台北市政府。后来我一想这个消息越来越不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林语堂临死的时候，他的经济情况并不好，那么贵的房子怎么可能由他家里面捐给了台湾的政府。我把书翻开查一查就发现这个房子根本就不是林语堂的，是假公济私送给林语堂的房子。所以林语堂死了以后，他没办法把它据为己有，所以就送还给台湾政府了，我把这个模式叫做林语堂模式。同样的还有另外一个纪念馆，我把它叫做印地安模式。什么叫做印地安模式呢？是当时美国白人挖苦印地安人的，这个东西我送给你，后我又收回了不给了，这叫印地安式的给予者。今天我在这里钱穆的故居就是印地安式的给予者。当年假公济私给了钱穆，可是在钱穆九十六岁的时候，这个房子要被台北市政府收回，说：“当年我们没同意，这个财产是台北市政府的”。钱穆在九十六岁的时候，搬离这个地方，两个月以后八月三十号，他就死掉了。
这个背景就是当年钱穆家里面的这个造型，这后面有个对联：这边是立修齐志，这边是读圣贤书。请注意那个角上写晦翁。晦翁是谁呢？就是宋朝的朱熹，我们叫做朱子。可能是当年钱穆崇拜朱熹，所以留下了这幅对联。钱穆一辈子佩服朱熹，他的晚年还写了一连五本的叫做《朱熹新学案》。
我特别坐在这里，坐在钱穆以前坐过的椅子上面，跟大家谈谈钱穆的故事。首先大家看一篇文章，在选集第四集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号，写的。他里面有一段话讲到美国人怎么样的欺负我们中国人，利用很多美国卵翼下的这些人助纣为虐。“美国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份人，到了后来，美国帝国主义和他走狗，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例如傅斯年，例如钱穆之类，其它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造反了，可是有几个特殊的人在眼里是反动的，特别把他们点名，一个一个举出来。我特别用的话作为这个节目的一个导言先定位大家知道钱穆是什么人。钱穆就是一九四九年点名批判的反动的知识分子。今天我在他的故居，跟大家讲这一段话的来龙去脉，大家不觉得好有趣吗？在钱穆九十六岁死掉以后，你李敖忽然坐在这里谈起钱穆来了呢？有没有一点唐突呢？也没有。大家想不到，我跟钱穆认识，我们两个人还做过一次谈话。那个时候的我只是个高中学生，写了一封信给他，指责他的著作里面的几个错误。这位老先生他跟我写过信，我们两个人还见过一面，我慢慢把它这个过程给大家谈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