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在欧美留学多年，未曾猎取任何学位，完全为读书而读书。萧公权说：

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①

此种巧取与混迹的留学生颇多，更不幸的是，他们回国之后，贩卖一知半解的西洋知识，且以打倒固有文化而自高，而一些未出国门的学者，历经国家挫败之余，惑于西方物质文明魅力，亦随声唱和，造成极端反传统全盘西化思潮。尤其是五四之后，激烈之风弥漫一世："非全盘西化即保守，非革命即反动。"梅光迪曾指出，提倡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论者是"功名之士"，而非真正的"学问家"②。可谓一针见血。但"功名之士"当道，梅光迪等人的言论遂难有矫枉之效。

寅恪回国以后，专心学问，从未参预政治；对社会文化问题，也很少发表意见。然他并非象牙塔里学者，他有自己的原则与立场，而且并不隐藏其原则与立场，更不因势利而改变原则与立场。李璜与寅恪有过接触，特能道出此点：

我近年历阅学术界之纪念陈氏者，大抵集中于其用力学问之勤、学识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此其所以后来写出吊王观堂(国维)先生之挽词而能哀感如此动人也。③

寅恪吊王国维的挽词不仅是哀感动人，实亦表露寅恪自身的思想趋向。④

他对王氏的同情是深切的，他觉得军阀混战的民国还不如晚清的政局—"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人才亦不如晚清—"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变法维新虽好，但清廷坐失时机，以致倾覆—"君宪徒闻俟九年，庙谟已是争孤注"。清廷的倾覆只是王氏自杀的远因，不只是对朝廷效忠问题，而是有形的社会制度既变，无形的思想便无所依托，而王氏亦因而不得不死。

这是寅恪对王氏之死的分析。这分析亦显示二氏的不尽相同，王氏觉痛苦之深，不能自拔，然不知所以痛苦；而寅恪深知王氏之苦，更知其所以苦—"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同尽？"①寅恪知王氏精神痛苦之深切，于此可见。

但寅恪较为"客观"而"自觉"，故不必与旧文化共尽，犹能"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②；但在新旧中西交杂之世，他对旧文化的卫护态度始终未变。在王国维挽词中，他盛赞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北伐之后，他仍说："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③

五四以后之人，若看到寅恪赞誉体用之说，且自比思想在曾国藩和张之洞之间，必定大为惊异。以彼之见，前清维新健将如康有为、严复等都是顽固人物，何况更为"稳健"之曾国藩和张之洞？而寅恪就认为稳健才是至要的政治和文化态度。不稳健，政治必不稳定，文化必遭摧残。当年宝箴与三立父子虽都赞同变法，但并不赞成康梁的"激进"态度。就此点而论，陈氏父子原与曾国藩和张之洞为一派，而不与康梁同流。宝箴三立父子在时力主之洞赴京主持维新，岂是偶然之举？寅恪在思想上显然承继家风，然不必自囿于咸、同和曾、张；其生也晚，知识和眼界都非前人可比。所以，寅恪所承继者乃一稳健而开明的"基调"—非守旧落后，乃是折衷调和。此一"基调"与五四以后之学风正属异趣。寅恪评论当时的科学与玄学论辩有云："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评中西文化论战曰："语无伦次中文西文"①。很多人以此为戏言，但未尝没有严肃一面，未尝没有讽谏的意思。

寅恪欣赏张之洞体用说，亦有其故。张氏的中体西用说常成嘲笑对象，论者以为牛体不能作为马用②。其实中体西用说，明季西洋巧技入华已开始萌芽。光绪初年持此说者已不少；甲午以后，更加风行，无非表现本土学者对外来新文化挑战的反应，从分辨中西文化，反省中国文化，到适当处置西方文化③。就此而言，中体西用即为处置之法，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体是"道"，是"本"，是"主"，是"内"；而用是"器"，是"末"，是"辅"，是"外"。可见体用之说不仅不排外，而且明言接纳外来文化之道；所谓接纳外来文化，并非抛弃本土文化，亦非喧宾夺主。可见中体西用乃"坚持传统文化"和"全盘西化"以外之第三途径，寅恪显然是赞成此一途径者。

严复讥讽体用说犹如马体牛用，因其仅就体用作最狭义的字面解释。严氏亦反对全盘西化，并不欲西方文化"喧宾夺主"，亦不欲见顽固派的把持。然则，就"基调"而言，严复也可说是中体西用论者④。

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甚久，深通西学，且于中学亦能识其大体，他的主张亦与之洞大致相同。是以张之洞实集前人之说，而于《劝学篇》中阐发之：

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①

张氏欲接受西学而不放弃根本之主张甚为明显。当然，之洞所谓"根本"，过于强调纲常名教，但此有时代因素。他认为纲常名教乃纲纪之所系(辜鸿铭亦亟言纲纪之重要)。同时，之洞在世之日已洞悉有"西学"而无"中体"为本之害，且见洋人亦无不重其体，如"每日必诵耶稣经，示宗教也；小学堂先习拉丁文，示存古也。耶教拉丁即为彼邦之本，中国岂可无本？无本则如无辔之骑，无舵之舟。"所以在发展"西学"之前，必先有"中学"的根底。这正是张氏在谈中学之余，又谈"循序"的道理：

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脏腑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华文不深者不能译西书。②

之洞当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如纲常名教其实是朝廷的根本，而未必是国家文化之根本。若将根本视作中国文化特性，则无可非议。寅恪谓南皮太保(张之洞)"中西体用资循诱"③，当然不是赞扬张氏的维护纲常名教，而是赞扬他能维护中国文化的特性。

五四以后，主张维护中国文化特性的人，虽然势寡人少，但颇多学兼中西之士，寅恪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虽沿袭中体西用说之主张，即不放弃固有文化，但更强调综合与创造，如梅光迪曾说：

改造固有文化，与吸收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成效必有可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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