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席畏闻文字狱”

在了解龚自珍发出那些惊世骇俗的批判清王朝的言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龚自珍所处的历史环境做一些俯瞰式的扫描。

在诸多的历史环境元素中，最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清王朝的思想文化政策。

清王朝立国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对知识分子，尤其是汉人知识分子采取怀柔兼镇压的两手政策，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对一时的社会和政权稳定是有效的。但靠此种方式来持久地使得一个社会繁荣发展，处于良性上升的轨道，则无异痴人说梦。一个基本事实是，言论的闭塞，思想的禁锢，必然导致一个社会思想僵化，人才极度匮乏。怎么能寄望于一个思想呆滞愚蠢的社会还能不断地走向强盛？愚民的后果必然是，产生愚民土壤的社会管理层也日益变得愚蠢和低能。参天大树不会从这样的土地上凌空而起。

让今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清朝最繁盛的康乾时期，也是文字狱最多最密集发生的时期。按理，一个政权在稳定后，应该更多地开放言路，以吸纳各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谏议，才能激发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但清廷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不同政见一味采取打压的政策。在清朝前期的一百五十年间，有记录的较大的文字狱发生了一百六十余起。仅仅是乾隆一朝六十年，即发生文字狱一百三十余起。动辄即对持不同政见者、对圣上不恭者采取凌迟、戮尸、枭首、斩立决等酷刑。那个附庸风雅，号称写有数万首诗词，自我感觉似乎是天下及时才子的乾隆皇帝，对异己士人的迫害，其手段之酷烈超过了康熙、雍正。当有人告发因编辑《国朝诗别裁集》而闻名的大学者沈德潜，在《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是对清廷大不敬时，即使沈德潜已经去世，这个乾隆连死人也不放过，下令废除爵衔，并砸毁其墓园碑碣。

清代除了从肉体上消灭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为了统一思想，对传统典籍和同代名士的著作的禁毁也是空前的，可以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浩劫。据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统计，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的十多年里，约有十万部书籍被销毁。据陈乃乾《焚书总录》提供的数据，被清人全毁掉的书有二千四百五十二种，被抽毁的书有四百零二种，全部相加计有三千余种。

明末清初诗人王撰曾有诗云：“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矰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这是清初士人在文化高压政策下发出的痛苦呻吟。

到了龚自珍的笔下，则有名句描述其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我们大概不免会感到诧异，“文字狱”三字会在龚自珍的诗中直接出现，这本身就是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

有论者认为，中国历史上首例“文字狱”是从西汉杨恽案肇始的。《汉书 杨恽传》记载，西汉景帝时位列九卿的杨恽被诬免官，回到老家秦地，置产业，筑宅室，通宾客，躬耕田垄间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也罢了，但他过小日子的动静也闹得忒大了，时而与奴婢一起鼓瑟而歌，酒酣耳热后又击缶呜呜呼叫，并作诗曰：“天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尔，须富贵何时？……”不久，天降日蚀之灾。大自然发生的灾害，跟这个杨恽有什么鸟关系？他喝的是自家酿的酒，吃的是自家地里种的粮，他和自家奴婢奏瑟高歌，干卿何事？偏偏就有那种摇尾文人，写奏章告他：“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之致。”皇帝正为日蚀之灾而犯愁，此奏章帮助他找到一个“替罪羊”，于是将奏章下交廷尉按验。廷尉断杨恽大逆无道罪，将其腰斩。杨恽的妻儿则被流放到酒泉郡。

称此为中国历史上首例因言获罪的“文字狱”案，大概未必。再往前追溯，应该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就开始了吧？从那开始，“禁书”总是与残害知识分子的“文字狱”牵连在一起，在每个新建的王朝类似案件总也不断地上演。但手段之残暴，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久，则要数清王朝，就连秦始皇在陵墓里也要自叹弗如了。清人的文字狱，从顺治二年(1645)滥觞。这年清朝举行及时次乡试。有人发现河南一举人的试卷中，将“皇叔父”多尔衮，写成了“王叔父”，被视为对多尔衮的大不敬，牵连两位主考官被革职议罪。紧接其后是顺治四年(1647)发生的僧人释函可案。此人其父曾为明末礼部尚书，后家道衰落，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出家。清顺治二年(1645)函可到南京游历，住友人处，在顺治四年(1647)从南京去广东，出南京城门时被清朝士兵查获所携经笥中有南明福王答阮大铖书及《变纪》史稿。这还了得，不仅仅因为福王是南明弘光小朝廷的皇帝，也不仅仅因为阮大铖原为明末阉党成员，他们都是清王朝的死敌，最为清王朝所不能容忍的是那部《变纪》手稿中，详实记录了南明将士抗击清兵的死难事迹。这岂不是指着和尚的脑袋骂“秃驴”吗？于是，函可被投入大牢，并立即被押送北京。次年被定罪后流放东北沈阳。应该说，函可没有因此而脑袋搬家，就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清人没有杀他，并不是因为清人对他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而是因为清人尚未意识到，文人通过反清的文字记录或进行舆论发动，可能对帝国统治稳定性构成颠覆性威胁。函可事件的发生，似乎给了他们一个警示。在对此后发生的类似案件的处理上，清王朝在文字狱中开始血花四溅了。

其后文字狱接连发生，如黄毓祺复明诗词案、冯舒以《怀旧集》案、张缙彦诗序案……大大小小因文字获罪的案件绵延不绝，其中处理手段最残暴、最让朝野震动的要数庄廷修订刻印《明史》案。这个庄廷，是浙地的富人，某日购得明代已故首辅所著《明史概》残稿，他请有关文人对残稿进行了增补修改，并将书稿更名为《明书辑略》，又邀请查继佐、陆圻、范骧等十几位著名文人校改把关，然后以自己的名字刻版行世。这个庄先生犯了两个低级错误，一是这本是当朝十分犯忌之事，怎可大张旗鼓地进行修订和刻版发行，明着要给官家抓把柄；二是腰包里有些银子你干吗搞得那么张扬，弄得四邻八舍都知道，就容易被贼眼盯住。现在他遇到的麻烦是，不是贼惦记，而是一些无赖之徒，竟然经常有意买来他刻版发行的《明书辑略》，闯进他宅子，敲诈他钱财。庄先生如果不给钱，无赖之徒即扬言要告到官府，让他坐大牢去。用此等手段到庄府勒索，居然常常得手。有无赖之徒，屡屡以此手段获得银子而归。有一个名吴之荣的小官僚，因贪污受贿而关入牢内，刑满释放，身无分文，衣食无着，一牢吏居然授之以到庄宅敲诈钱财之法。某日，他果真就从市面购得《明书辑略》，也持书至庄宅，与庄先生谈判要钱。大概他要价太高了，超过了庄先生的承受能力，庄就婉言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挟。那意思就是说，我这里没有那么多银子满足你的要求，你要告我悉听尊便。吴某诈财不得，火冒三丈，就跑到北京，将书中犯忌之语摘录下来，密告之朝廷，于是案发。据史料记载，此事发生在顺治十八年(1661)，而决于康熙二年(1663)，前后历时三年。凡与庄先生有关族人，凡参与此书编写校改之人，即使是那些刻书、印书、订书、送版的工人，也都统统在被杀之列。受牵连被杀者七十余人，其中十八人被凌迟。有一刻字匠临刑哭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嫁，母其谁养？”话毕，脑袋被砍下，其首滚到了自家门口，因其行刑处离他自家门口不远。在处决犯案者时，本案的主角庄廷已经死去，但他的坟墓仍被掘开。他的尸体是被碎戮，还是被鞭笞则不得而知。此案处置之惨烈残忍，让听闻者无不毛骨悚然。

更可怕的是，此案成为清王朝一个处理同类“文字狱”案件的模板，此后类似的事件又接踵发生。其案发的密集程度，超过了以往历朝历代。当那些小说、影视剧中，用尽笔墨影像歌颂清帝王文治武功时，笔者提醒那些作家、编创人员，在肯定某些帝王开疆拓土的功绩时，也不应忘记，清王朝几乎把华夏大地变成迫害异己知识分子的屠宰场。

以此，大概我们可以理解龚自珍诗中描述的其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为何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