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中国与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及时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牵一发动全身，不仅有地区意义，更有全球意义，是中国未来的全球战略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在战略思考上必须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中美两国在未来的竞争或较量中都不可能以战而胜之为目标。中美之间不会出现简单的替代关系，只能是共生共存，因此，中美之争的结果是中美两国化敌为友，化竞为合。中美已经实现了化敌为友，但要避免重新出现化友为敌，关键是促进合作，管控危机。对中美两国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如何更好地实现相互塑造，由不对称塑造走向对等的相互塑造，彼此适应，彼此尊重，合作共赢，这是摆在两国面前的新的历史性课题。

中美关系具有复杂性，是一种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关系。中美不仅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伙伴。竞争可以带来合作和促进合作，关键是抵制恶性竞争，推动良性竞争，让彼此在竞争中变得更好，而不是彼此削弱，这样也就较大限度地发挥了竞争促进合作的作用。中美要追求更好的合作效应。中美是合作伙伴，中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相互补充与完善可以产生溢出效应，合作可以增加合作的附加值。

正如主席2015年9月访美时指出，中美关系要随时而动，要顺势而为。

中美关系要随时而动。中美关系是动态发展和变化的，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30多年，中美关系如此长足地进步和发展，是前所未有的，是随着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而发展的，反过来也促进着国际格局的转变。

随时而动，就是要与时俱进，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及时调整不符合不适应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不断探索和创新。现在中美关系之间面临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但也在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挑战，绝不能对中美关系持静态的线性的观点。中美关系不进则退，以传统守旧的思维和做法处理不断变化出新的中美关系是不行的，而要不断随时而动，与时俱进。

中美关系还要顺势而为。中美关系要顺应大势，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大势，顺应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势，要顺应越来越多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群对完善国际秩序的合理要求，要顺应这个时代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迫切要求。

一、中美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探析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正呈现出缓慢的嬗变，中美之间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手，“非敌非友”也难以界定中美关系的性质。中美关系正呈现出涵盖对手与朋友的双重性质。中美关系未来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既可能退为对手/敌手关系，也可能上升为真正的伙伴关系。

以往看待中美关系，往往采用单一的视角，难免出现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又常常导致观点的左右摇摆。从今后看，中美关系的变化取决于竞争与相互依存这两个变量的变化，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变化表明：首先，竞争的性质在变化，非零和竞争在上升；其次，相互依存中的安全依存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但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还没有充分体现；其三，竞争与相互依存互动关系的特征和趋势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把握；其四，必须避免对立与相互分割的两个极端做法，从竞争与相互依存的复合视角来审视中美关系，竞争与相互分割的视角均不足以把握中美关系，必须从竞争与相互依存的有机联系中认识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中美两国关系中竞争变量的变化：首先是竞争性质的变化，其次是竞争模式的转变。

(一)中美之间竞争的性质和内涵均出现嬗变

从概念上看，竞争具有多重性，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既可能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非零和博弈。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但出现两种倾向：首先，不影响别国发展的自我竞争在加强。许多大国关注国内自身发展，立足于内部挖潜和完善内部机制。这种自我超越式的发展不会激化与别国的矛盾和冲突。其次，随着沟通、交流以及协调机制的逐步增强，各国间的竞争正在规避零和博弈模式，向着双赢共赢的合作模式发展。

在以上两种趋势下，中美之间的竞争也经历着历史嬗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首先，中美竞争是现实存在。历史造成的结构性因素仍在发挥作用。作为较大的发达国家和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利益都在拓展，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使得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利益竞争局面。

其次，中美之间的竞争存在不对称性。所谓“潜在的战略竞争”是由美国引发的，是由于霸权主导国对于可能出现的未来大国的防范引起的，而中国一直试图避免这种竞争的出现，避免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一直努力将这种竞争限制在合作与依存的主流之下，使竞争不至于出现失控。

第三，中美战略博弈更多是在多边猎鹿博弈的框架下展开。中美之间面对共同威胁的严峻性，使得中美互为对手的现实可能性减少。双方的博弈正呈现出新的双重博弈的特征，既有交叉与重叠区域，也有对立的区域。中美战略博弈呈现的特殊性包括：及时是更趋理性，竞争中的理性博弈正在成为共识。第二是中美竞争处于多重博弈之中。中美之间既有多边猎鹿博弈中的合作与协调，也有双边博弈。中美之间的双边博弈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多边猎鹿博弈取代。

第四，中美之间的竞争呈现出多元性，总的趋势是由过去单一的军事竞争转向多元化的竞争。竞争早已不再是单纯军事领域的竞争，而是转向了经济和其他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竞争也转变为系统竞争。

总之，在中美竞争中出现了非对抗性竞争和对抗性竞争交织的状况。所谓对抗性竞争，是指可能引发直接军事冲突的竞争，而非对抗性竞争，更多涉及经济、环保等领域，引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从中美关系的竞争来看，非对抗性竞争，即在无形领域的竞争越来越多，非对抗性冲突成为新的冲突形式。

(二)从权力竞争模式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已由权力竞争模式向软实力竞争模式转化

软实力竞争更多体现为影响力的竞争，影响力更多体现为吸引力，而不直接等同于强制力和控制力。同时软实力竞争也体现在制度构建领域，即面对如何维护与完善现有制度，或不同制度间如何共存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更需要合作与沟通来实现。国际制度是一项软实力资源，而软实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在国际制度建设中所能提出的理念、议题、感召力和动员能力。软实力竞争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与共存性，软实力竞争也为合作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以上变化带来了中美之间竞争观的改变。多元竞争分散了矛盾焦点，竞争中的合作减少了原有竞争的对立成分。中美关系虽然具有竞争性，中美之间有对抗，但对抗程度大大降低，这应该成为理解中美战略关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不会轻易失控，亦可称为“竞而不破”，这是中美之间竞争可定性的现实。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中竞争的自变量，尤其是军事安全领域的潜在竞争，也会带来负面影响。现在美国一些人仍强调中美意识形态对立，视中国为潜在对手，尤其按照实力政治原则，视中国为具潜力的军事竞争者，强调对中国的防范。在军事上的防范和竞争，表明中美关系并没有消除对手或敌手的担忧，还存在成为对手或敌手的可能性。简而言之，一些美国战略决策者仍以中国战略未定论来看待执行和平发展战略的中国，视中国处于“战略十字路口”，这使得中美竞争关系仍存在不确定性。

(三)中美两国关系中相互依存变量的新特征

中美之间的竞争性正呈现出新的非零和特征，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理解中美关系的另一关键所在。同时，正是因为竞争性质的转变，才使得两者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加深。竞争与相互依存成为中美关系中互动的复合因素。对这两大变量相互影响的分析是探索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关键。

中美相互依存可以体现为以下几点：

及时，美国已经意识到无法孤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无法排斥与中国的合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维持现状的行为离不开中国的协调。 第二，中美相互依存是全球相互依存普遍加深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中美关系既是双边关系也是多边关系，出现了双边与多边相交织的情况。第三，国际经济全球化也导致了国际安全全球化，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外化。

由于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论证已较为详细，可以更多地从中美安全相互依存角度来加以分析。

首先，安全上的互助与互利正在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助与自行其是的行为。安全困境的基本前提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而中美之间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范围的相互依存正在化解无政府状态，相互依存本身正在有效地制约自行其是的行为。

第二，安全上的复合相互依存促进了中美安全合作。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性质强化着中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的领域是中美安全合作的重点，包括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卫生安全、信息安全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相互制约性和综合性，一国无法单独应对和解决。同时，中美在共同创立新的安全机制和制定安全规则上正在开展程度不断加深、范围日益广泛的合作，合作的依存度在深化。

第三，中国主动融入国际安全体制，强化了中美之间在安全制度层面的相互依存。中国加入了包括核不扩散机制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安全机构，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均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国际安全制度层面的合作使得双方的信任度得到加强，合作的效益更大，也为双方可持续合作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

在以上特征之下，中美安全关系出现两个突出特点：

首先是两国安全合作的日益机制化，显示了依存程度的加强。这种日益机制化是使得两国关系不可能轻易引向对抗与对立的保障，由突发事件引发中美关系戏剧性变化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中美关系经受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美撞机事件以及中国台湾海峡危机的多次考验。美国在安全上开始意识到中国核心利益(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美国、日本公开将“协防台湾”从联合计划中删除，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记者会上公开反对台湾所谓“入联公投”就是证明。2010年以来，中美在东海划界、防空识别区以及南海问题上产生了新的分歧，但仍然达成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2015年9月18日，中美已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附件完成正式签署。

其次，在热点问题上达成了更多安全共识，有些甚至是全球战略共识。比如在台海稳定问题上，在反对台湾“入联公投”的立场上，中美双方保持了高度一致。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中美双方均达成高度共识，意识到中美双方在安全上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安全上相互依存关系。中美在安全领域已形成安全合作惯例、危机处理惯例，针对非国家威胁和跨国威胁的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决策者都清楚，中美冲突是最危险的一项选择，其危险性使得这一选择缺乏理性选择的可能性。另外还要看到，中美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广度和深度正在超越一些局部问题所带来的困境。

从目前看，由于中美需要共同面对的威胁不断增大，中美之间的依存度已经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总之，由于中美之间在安全上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虽然中美两国之间还面临着由于美国遍布全球的传统联盟所导致的结构性障碍，但仍然不应错估或低估两国安全相互依存的作用，中美安全相互依存不仅存在，而且正在进一步深化。中美关系进程表现出强烈的不可逆性，其合作趋势呈缓慢的梯形递进势头。

(四)竞争性相互依存——对立统一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中美之间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相互依存性。竞争不可避免，但又彼此依存，这就造成了中美关系之间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的出现。从竞争与相互依存两个变量来看，首先出现了竞争与相互依存变量互为因变量的情况。相互依存无法消除竞争，反而可能使竞争频度增加。随着中美合作的增多，竞争的领域与范围也增加了，这可以从双方首脑和战略对话讨论的议题得到证明。然而，相互依存强化了机制建设，促使竞争的范围和性质发生转变，从而使竞争限制在良性循环的轨道内。其次，由于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更大风险的发生，促使了两国关系的机制化安排。

从以上变量关系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未来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并不必然带来冲突。中美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但不一定会必然引发对抗。中美关系有许多危机边缘性因素，但竞争与相互依存的复合关系使中美关系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包容度。地区核不扩散、反恐、自然灾害救助等实际上都是中美齐抓共管的典型案例。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也达到了一定高度。而且由于中美之间安全上的相互依存，中美之间由一个热点问题引发为中美直接对抗或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

2. 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要求中美双方辩证地看待中美关系，更加务实地理解对方政策。中美关系之中，竞争与依存并存是一个重要特点，突出地体现为不可分割性和性，不是有的领域竞争，有的领域依存，而是在多数领域均出现竞争与依存关系，是个矛盾的复合体，具有很强的辩证色彩，竞争必须置于依存关系的基础上来理解。竞争性相互依存从传统上是指政治安全竞争，经济上相互依存，而现阶段中美间的竞争与相互依存却适用于所有领域。在竞争与依存这两个变量的共同作用下，政治决策与经济决策既联系又分割。一方面，由于经济依存，政治决策的门槛提高，底线不断上移；另一方面，经济冲突可能十分激烈，却不大可能影响政治决策，所谓“政经分离”。未来的中美关系将围绕这一竞争性相互依存框架而展开。

中美竞争的性质已经改变。相互依存条件下的竞争趋向于可控的良性竞争。在相互依存条件下引发的竞争很难导致尖锐的冲突，因为任何一方都会不堪重负。相互依存促进了竞争性问题的解决。竞争不会引起单纯的对抗，有些竞争性问题也有可能促进合作，也要求双方进行合作。“中国威胁论”也由来已久，可中美之间的合作却不断加深，就是因为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无法割舍的复杂利益的控制与约束。长期以来，由于对中美关系的复合性缺乏正确认识，使得双方对彼此利益的共存互利的一面认识不足。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利益的相互渗透与延伸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拓展，客观上要求中美双方避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充分把握中美复合关系性质的变化。认清这一关系性质的变化，将有利于把握机遇，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矛盾将继续，但合作空间可能增大，中美关系已经更趋成熟和理性。相互依存无法消除竞争，但会发挥减压舱的作用，抵制恶性竞争，使之趋于良性。

在看待中美关系时，应避免对立两分法，而强调辩证统一与多元共存论。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是以前未有的现象，也许是一种阶段性的现象，但却可能是长期存在的现象，或许是当今时代国家间关系的真实反映。从未来看，相互依存与竞争两个因素很难分割存在，或出现一方占地位的情况。虽然此起彼伏的情况难以避免，但这两个矛盾因素将长时期地交织在一起。中美关系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竞争对相互依存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利用相互依存的局面更为有效地化解竞争中的冲突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