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与两江总督陶澍的机缘

左宗棠与两江总督陶澍的相见，受其赏识，是他的一大转机。对他的学问和事业，意义也极大；同时也是左宗棠的历史趣闻。

那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事。

此时左宗棠得湖南巡抚吴荣光等重要人物的赏识，乡试告捷；而二次人京会试败北，赋闲周家，吴荣光邀请他主讲醴陵渌江书院。这个书院比不得长沙城南书院，水平相当于现在的高小。学院很穷，经常请不到老师。但是，该书院由省长关心创办，对学生却发给一点"膏火费"，即助学金。

吴荣光知道左宗棠"身无半亩"，寄人篱下，让他做该学校的校长(时称山长)和主讲教员，收入就不低了。

左宗棠感谢吴荣光的知遇，对教学和管理都很卖力。学生学习进步，学校名声初起，左氏也有了影响。

这时，两江总督陶澍到来。

陶澍是当时清廷很好的地方大员，也极有名气。清政府的地方大员，有八个总督，八督的地位并不平均，数直隶、两江很重要。直隶是京师重地，两江是国家的财富所在。愈到后来，这两个总督地位愈重要。后来西方各国纷纷与清政府发生外交关系，而皇帝仍坚持不直接进行外事往来，把直隶和两江加封北洋、南洋大臣衔，让他们兼任外交事务。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当国重臣，都做过两江和直隶总督，兼南北洋大臣。

当时的两江总督管辖江苏、江西、安徽三省的军事和行政，陶澍此次前来，是去江西阅兵的。他是湖南安化小淹人，去江西途经醴陵，顺便请假去安化小淹省亲扫墓，便巧遇了在此教书的左宗棠。

左宗棠正忙于执教，醴陵县令突然来到渌江书院，告知两江总督即将路过，请他为总督下榻的馆舍写副对联，以示欢迎，当时左宗棠写楹联的名声已是周遭难以出其右的了。

左宗棠闻知其事自然不敢怠慢。陶澍的名声他是早已知道的，因为世交好友胡林翼是陶公的女婿，恩师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是陶公的部下，他哪会不知陶公。况且陶公是嘉庆、道光两朝名臣，任江督已十几年，林则徐、胡林翼、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都是陶公栽培的名人，也都是人品、学术一派者。尤其是林则徐的知名升级，全赖陶公提拔，他先是提名让林则徐做他直属江苏省的布政使，又上奏提拔为江苏巡抚，还直接要把两江总督的位子让给林则徐，皇帝不同意林取代陶，而让林做了湖广总督。这些事不仅让左宗棠知晓，而且是正在发生的事，胡林翼、贺熙龄等一直向左宗棠讲述陶公的事业、人品和注重人才、礼贤下士等，直是如雷贯耳呵。

他仰慕的大人物一下子来到眼前，县令亲临请他写楹联，他诚惶诚恐，赶紧思维撰写。他要琢磨出一些与陶公有关的典故，颂扬其政绩，也表示自己的敬仰。

其中，让陶澍很为得意一段经历是，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皇帝第十四次召见他，为他读书的"印心石屋"钦题匾额。"印心石屋"在家乡小淹石门潭边，潭中有块直立的巨石，形如印章，潭边的书屋便因此取名。道光皇帝在皇宫接见他，同他从容交谈，听他讲自己少年在印心石屋读书的往事，便提起御笔为他题写了匾额。陶公曾临摹道光的御墨，临摹的"印心石屋"四字，被刻石存于岳阳楼上。

左宗棠为陶公下榻的馆舍题了几副楹联，其中一副用的是"印心石屋"御笔题匾的故事。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卅子弟翘首公归。

悬挂在馆舍门楹的这副对联，让陶公极为欣赏，询知作者和书者都是渌江书院的左宗棠，便让县令立召来见。此处的情节，著者多有夸张不实描写。为表现左宗棠的耿介、倨傲、不附权贵，居然拒绝去见陶公；很终还是陶澍屈尊去见了左宗棠，等等。实际上左宗棠虽有倨傲脾气，但也分对谁，对陶澍、林则徐这般让他仰慕之官，他还是积极拜见的。

当时，一听陶公要见时，他欢喜前往；而陶公"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陶公高兴，特意推迟归期一日，约左宗棠游醴陵。他们边行边谈，极为融洽欢快，成为忘年之交。当年陶澍是59岁的封疆大员，而左宗棠仅是26岁的教书先生，二人相知，亦可引为历史佳话。

第二年，左宗棠再度进京赶考，会试落榜归里，途中绕道去了南京两江总督府，这也是去年陶公临别时的嘱咐。

总督大人对左宗棠的再度落榜毫不介意，且格外热情，勉励他做事业不必论资格。这次留他在总督府住了十几天，陶澍还主动提出要与左宗棠联姻，提出让左宗棠4岁的女儿孝瑜，与他5岁的儿子陶桄订婚。

这是左宗棠未曾想到的，因为二人无论门第和年龄，相差都太远；何况子女尚幼，亦非谈婚论嫁之时，因此拒绝；或日只得同意。

对陶、左二人的联姻，著述亦颇纷纭。不少著作认为并非陶公当面提出，而是通过贺熙龄向左提起。左氏认为"齐大非偶"，表示两家门第、年龄悬殊，实不敢高攀。而贺熙龄是左宗棠的恩师，贺熙龄也是陶澍的儿女亲家，左宗棠论师生关系，若成就婚事，自己与恩师又乱了辈分。但毕竟是恩师为媒，不敢违拗，只好同意了婚事。

不论如何，陶、左确成姻亲。左宗棠又加入了湖南籍官僚集团之中，此说前已有论。此后让左宗棠的升迁，有了更大后盾。

回头细看，陶总督江西之行醴陵约见左宗棠，亦并非因看到左氏的楹联，才知有个左宗棠。实则因贺长龄、贺熙龄、胡林翼的各种关系，陶公怕是有意会见左宗棠的。没有那副对子，他也要见左氏。

而陶总督与左举人联姻，既是史实，也确属历目前极为罕见之事。陶总督一定是在贺熙龄、胡林翼等姻亲的提示下，闻左氏之才智等情，才以总督大人之身份地位，与极不相称的举人联了姻。其中，官僚集团的影响力也在影响着陶总督。这是客观历史的分析，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也都有必然因素存在。

第二年，陶澍在南京病逝，家眷迁回湖南安化小淹。左师贺熙龄写信给左宗棠，称陶公临终前曾把儿子托付于左，让左去陶家照料，教年幼的陶桄读书，直至成人成家立业。左宗棠遵命去了安化小淹，这一去就是八年之久。

在陶家的八年，除教陶子，也是自己未来女婿陶桄读书外，左氏大量阅读了陶家的藏书，极大地增长了他的学识。陶家藏书极为丰富，不仅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书皆全，而且有清朝的各种宪章文件及陶澍收藏的臣工奏稿、书信等。

这些图书文献，实现了左氏"读破万卷"的志向。尤其让他大量接触陶澍的数十年奏疏底稿，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清政府的内幕，这是以前他读多少书也难以达到的。例如：他率兵去新疆平叛、打击浩罕、俄、英侵略者时，同下属说，在陶家见到关于西北问题的疏稿，即有英国人暗中勾结浩罕，侵略新疆的内容，却并未引起清政府的注意。还回忆，在陶家看到一份档案，有个叫雷壬士的外国人，曾向清廷献上水雷制造的方法，并献予水雷实物。那还是道光年间的事，而中国自制枪炮又晚了二十多年，何以当时无人注意此事。

他在陶家读了大型的《图书集成》，看到了《康熙舆图》和《乾隆舆图》，使他进一步研究中国历代的地理，后来到了西域，行军作战对那里的地理也不生疏，那个俄国人想用《康熙舆图》考校他，他拿出《乾隆御图》来，却考倒了那个俄国人。岂料他还有更加详细的古今和各省各地的舆图，更非外人所能知晓了。《图书集成》中，尚记述了前清英国向清廷派使，遭到拒绝的情况，这也是当时的一般官员不了解的。因为这部图书太大，没有左宗棠那八年的闲暇，是读不透的。何况一般士子，只知读《四书》《五经》，准备博取功名，也不去看这些闲杂却有用之书。

总之，左宗棠的知识结构的确超出一般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也多是在陶家八年积累的。从中也反映出，陶澍其人为官所以注重国计民生，成为有名的经世致用学者和高官，同他研读实用价值很高的实学有很大关系，他重视左宗棠，也是看到了左氏的这一特点，是呼吸相通、气味相投所致也。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陶桄16岁、左宗棠长女15岁，在当时已是结婚的岁数了。在贺熙龄等师友的敦促下，他和陶澍夫人一同为陶桄和孝瑜办了婚事。第二年，陶家搬进长沙城，左宗棠在长沙徽国朱文公祠设馆授徒，陶桄仍跟他学习。

在陶家的八年，左宗棠为之料理家务，使其寡妇孤子有他做靠山，避免了无赖敲诈。左氏直至陶桄成家立业，确未辜负陶澍的重托，时人对左宗棠所为，多有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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