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开篇指出：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今天，我仍然要这样说。今天很多专家学者开始急不可耐地总结“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殊不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我们过去的成功经验有可能成为今天阻碍改革的思维定式，过去改革的受益群体有可能成为今天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越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越要头脑冷静、保持清醒、认清问题，因为一步走错就再难回头、万劫不复。

为什么说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永无止境？因为每一次改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政策，都会产生相应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集团会阻碍社会的继续进步。一个好的社会，可以有效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不断推动改革，从而不断给社会注入新的活力；而一个发展停滞的社会，则往往是被既得利益集团牢牢把持而动弹不得。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制度，改革应该永远在路上，这对任何国家都一样。如果有24小时停止改革，停止对抗利益集团，那么历史就真正终结了。

我是“喝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当然知道产权和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性，但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必须让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受益，而不是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有多少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又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一夜之间陷入困境，结果差点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今天，国企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20世纪90年代相比，虽然已有很大不同，但如果按照“一卖就灵”的路子走下去，我敢肯定地说，结果只能更坏而不是更好。

我花了20年时间研究马克思，把我这么多年的思考写成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我在书中得出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共产主义本身，他真正追求的是和谐社会，其他都不过是手段而已。而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同样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感到痛心疾首，从书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是，其实马克思与亚当-斯密所追求的理想是一样的，两个人都致力于探索实现和谐社会的路径。不同的是，马克思希望透过阶级斗争打击腐败，实现民主与法治，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而亚当-斯密希望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杜绝腐败，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

那么，我想请问各位，亚当-斯密跟马克思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他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不会把手段当做目的，为左而左、为右而右，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