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我的作文教学革命的骨构系统

一、经历

我农村长大，父亲是农民，母亲是农民，所有的亲戚都是农民。小的时候，我痴想，要是有亲戚是街上人，或学校的老师，多好。这个潜意识大概是促成我走上教育路的一个原因。像身边每一个贫下中农泥娃子一样，我不知道除了书包里的教科书外，世上还有浩如烟海、无以计数的报刊书籍。读初三时，我看到文字版《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如获至宝，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把学业荒废得一塌糊涂。

什么学校也没考上，合计着跟父辈们一起去修地球。

也许是天意。那年，乡成人教育中心破天荒地办了及时期、也是一期中考补习班，学费20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教师几个月的工资。失去才知珍贵，我死缠活磨要去补习。父母同意了。我从此发愤。可语文却怎么"发"也"愤"不出来。中考总分640分，我考了584分，扣了56分，语文扣了28分，其他五门功课也只扣了28分。

念师范时，教语文的张老师问我读过什么课外书。我说武侠。张老师说要读些名著。我不知道名著为何物，刚学过巴金的文章，张老师说，你看巴金的吧。买来《家》，读了三十几页，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我对老师说不好看。数学一直不错。瓜熟季节，外公常带上我去同里——如今名闻全国的江南古镇卖瓜。外公没上过学，不大会算。有人来买瓜，外公一称，报上斤两，我尽快算，报出价钱。我从小知道数学的实用，也就晓得数学的重要。念中师，数学依然不错，考90分也轻松。语文较高考过78分，低考了67分，总过不了80分的线——每门功课80分以上，是评"三好学生"的必要条件。

蹦来跳去，总够不着上面的桃，信心没了，灰心来了，得，毕业做数学老师去。

命运捉弄人时，谁都拿它没辙。没来得及参加毕业考试，没来得及拿到毕业证书，一场大病，突如其来。没参加毕业考试，自然拿不到毕业证书，分配也就成了问题；分配若成了问题，往后的医疗费对家庭将构成沉重负担。亏得老师多方奔走，分配总算没耽搁。没毕业就分配，分配到校，不能参加教学工作，得养着，什么地方来回什么地方去。

一年后，我病蔫蔫地去村里的小学上班。村校长说，你教数学，二、四年级。我厚着脸皮同校长商量，我身体不好，能不能教一个班。校长想了一夜，说，教一个班，那你教高年级语文兼班主任。我没教过书，以为一个班总比两个班轻松，高年级语文就高年级语文。呜呼，一个怕语文、怕作文的人，就此，一边给自己打针熬药，一边当起了语文老师。

考师范，对我们农村娃来说，较大的诱惑是跳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角落，做起街上人。没想临到，又回到村旮旯里。村小清一色民办老师，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抱着个病体，无可奈何地蜷缩在小村里，惆怅，苦闷，颓废，压抑，伤感，烦躁，莫名，寂聊……一个人处于这种景况，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病由心生。这郁闷总要发泄出来，人才会平和一些。

那年头，电话远没有普及，"电脑"与"网络"的词儿，还没路过中国老百姓的耳朵，我花二毛七买了本"工作手册"，涂啊涂，涂了一地心情。正是诗的年龄，我订阅了《散文诗》，很自然地，把一地心情寄给了《散文诗》。24小时，《散文诗》来信，拆开一看，是一张用稿通知单，我的一则小文要在上面发表。我怕了那么久的作文，竞在一个告别学生时代的冬日午后，将暖人的阳光照进我心扉。

1998年的春天，生命中无法忘却的春天。那年二月，我写了则乡村小景《三月》，投给当地市报，刊登了；再写《四月》，刊登了；再写《五月》，刊登了，于是有了《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冬之约》、《冬之歌》、《冬之舞》……一路写下去，我不怕作文了，我喜欢上了作文。我发现，作文给我带来了尊严和荣耀。它至少让本地区的不少人知道，一个村小里，有一个叫管建刚的人在用笔说话，每一个读者都是我知道或不知道、认识或不认识的听众。多年以后，有人见到我，说，你就是管建刚啊，当年在一所村小里写乡村散文的那个。写作给人带来的快感和成就感，如此强烈。

这些经历让我明白，作文是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更多认识不认识、见面不见面的人听到这种声音。从中我朴素地认识到，作文也是有用的，与当年替卖瓜的外公算帐一样有用，只不过，它与数学的"有用"，表现方式不一样，"用"的途径不一样。作文是有用的，它以发表的形式进行别样的说话，排解心灵的压抑，展现内在的才情，获得尊严的捍卫，寻找存在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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