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衿结缡、寝丘之志：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爱孩子是父母们都会做的事，但是爱需有道，爱需有法，爱不是一味地溺爱，也不单是日常生活中的嘘寒问暖，而是引领孩子向善、向上、向前。

颜之推提到，世上有些父母，对子女不加教育，只是溺爱，他们对子女的饮食言行，总是无条件地满足，任其为所欲为，该告诫阻止的反而夸奖鼓励，该斥责的反而和颜悦色，孩子长大懂事之后，他就会认为自己的言行举止理应如此，显然，这种爱是不对的(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颜氏家训 教子第二》)。颜之推举了一个例子：梁元帝的时候，有一位学士，从小聪明多识，他的父亲对其特别宠爱。假若他有一句话说得很漂亮，他的父亲就会到处宣扬，巴不得过往的行人都知道自己生了一个聪明的儿子，一年到头挂在嘴上，生怕哪天忘记宣扬儿子的才智。但是，假若他有一件事做错了，他的父亲则会为他百般掩饰，希望他能够自我改正。在父亲这样的失当管教之下，这位学士渐渐长大了。长大后的他以为还是生活在父亲为他营造的小圈子里，为人粗暴傲慢，不知收敛。后来终究因为说话不够检点而被周逖抽出肠子，用他的鲜血祭奠了战鼓(梁元帝时，有一学士，聪敏有才，为父所宠，失于教义。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饰，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语不择，为周逖抽肠衅鼓云。《颜氏家训 教子第二》)。至此，估计他的父亲肠子也该悔青了，又或许他父亲至死都不会明白儿子因何而死，只是会一味地去咒骂周逖吧。当然，颜之推还指出父母对子女疼爱，也不是想让他们作恶犯罪，只是看不得子女受责备时沮丧的脸色，不舍得子女受皮肉苦。归根结底，就是不懂得怎样才是对子女真正的爱。

《战国策》中有一则非常有名的故事———触龙说赵太后，古文选本中经常选录此篇。战国时代的赵惠文王驾崩，其子赵孝成王即位，因年幼，便由其母孝威太后临朝听政。一心想吞并六国的秦国瞅准时机，向这对孤儿寡母开刀了。强敌压境，赵国岌岌可危，在此危急时刻，孝威太后派人向齐国求援，希望齐国可以发兵助己一臂之力。齐国同意了孝威太后的请求，但是他们也有一个要求，那便是让孝威太后的小儿子安国君到齐国做人质。在战国时期，两国因为政治、军事原因而交换人质并不罕见，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就曾经被送到赵国去做人质。但是齐国的这一要求，孝威太后无法接受，因为她的小儿子是她的心肝肉，锦衣玉食伺候着都嫌不够，怎么忍心让他舟车劳顿到齐国去，甚至可能面临性命之忧呢？但是，不去做人质，齐国就不出兵，秦国的威胁就无法解除，所以朝中大臣便劝谏孝威太后。孝威太后态度也很坚决，不同意，而且她放言说谁要是再劝说，她就吐这人一脸口水。大臣们很着急，但也很无奈，这时左师触龙拜见孝威太后。孝威太后知道触龙是来劝说自己的，气不打一处来。没想到，触龙拜见孝威太后后，并没有说什么军国大事，而是先说自己的腿脚不便、饮食不佳等，而这些顿时让孝威太后心有戚戚焉，怒气稍微消了一些。接着，触龙向孝威太后请求让自己的儿子进宫做侍卫。孝威太后便问触龙：男人也爱儿子吗？ 触龙说：比女人更爱。孝威太后不信，触龙则说孝威太后爱女儿胜过爱儿子，因为她爱燕后胜过安国君。当初燕后出嫁时，孝威太后握着她的脚后跟哭泣、不舍，但是每当祭祀的时候一定会祈祷不要让女儿回来，希望她在燕国可以生育子孙继位为王。这些都是为燕后的长远打算，但是安国君没有军功，等孝威太后驾崩后，他凭什么在赵国立足呢？ 触龙的一番话，让孝威太后幡然醒悟，立马派人为安国君准备，将之送往齐国做人质，齐国亦遵守保障，出兵救赵。

触龙言及孝威太后对燕后的爱，涉及中国古代的一个婚俗。古代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要将五彩丝绳和佩巾结于其身，还要对女子叮嘱一番。《诗经 豳风 东山》有言：“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此为东征的将士回忆当初与妻子结婚时的情形，仪式复杂，其中一条便是岳母为妻子结佩巾。《仪礼 士昏礼》言：“母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母亲叮嘱女儿：嫁过去要勤勉、要恭敬，要日夜谨记自己在家庭中承担的事务，不要背弃自己的职责。如此嘱托是为了女儿能够在夫家稳住地位，家庭和睦。由此形成了成语“施衿结缡”，用以比喻父母对子女的教训。触龙之所以能够说动孝威太后，在于他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人父母者，必须为子女做长远打算，这是历史上成功父母的共识。

春秋时期楚国良相孙叔敖精明能干、清正廉洁，楚王多次要赏赐他土地，他都没有接受。在临终之前他对儿子说了这样一段话：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请寝之丘，故至今不失。孙叔敖之知，知不以利为利矣。(《吕氏春秋》卷十《异宝》)孙叔敖告诉儿子，因为自己生前一直没要楚王的赏赐，自己死了之后，楚王一定会赏赐土地给他。土地可以要，但是不能要肥沃富饶的土地。在楚国与越国之间有一个叫“寝丘”的地方，这里土地贫瘠，而且名字也不吉利，要要就要这块地，这是可以长久拥有的封地。寝丘，即陵寝之丘，有陵墓的意思。孙叔敖死了之后，楚王果然要封赏给他儿子肥沃富饶之地。根据孙叔敖的临终嘱托，他儿子拒绝了楚王的赏赐，请求给予他寝丘之地。楚王对于孙叔敖儿子的请求很是不解，但是一来人家就是不要富饶之地，二来寝丘之地实在不起眼，将如此贫瘠之地封给功臣之子，既没有什么损失，还能落个赏赐功臣的美名，何乐不为呢？ 孙叔敖儿子因此有了寝丘这块封地。有了地，一切都不是问题，贫瘠的土地经过努力，一样可以开花结果。根据楚国的规定，楚国拥有封地的人死后几代没有军功，封地即要收回，除此之外，楚国的某些封地有时候会成为他国与楚国争夺的战场。但由于贫瘠，寝丘之地始终没再进入过楚国国君的视线，因为它太不起眼了：赏赐的时候经常忘记它，即便想起也拿不出手赏赐功臣；名字不佳，信奉鬼神、希望求得福报的楚国、越国也没有为此地而发动战争，因此孙叔敖的子孙在寝丘之地过得很太平、很安逸、很长久。

孙叔敖在位之时不要封地，为的就是自己死后楚王因为愧疚而大赏其子孙；告诫儿子要寝丘之地，为的就是保住子孙后代长久的封爵。孙叔敖异于常人的选择，一来显示了他的智慧，二来表明了他为子孙后代考虑得长远。后人从此故事中概括出了“寝丘之志”这个成语，以比喻与世无争、知足知止之心。

除了通过父母的力量为子女谋得长远的生存途径，还有一种为子女长远计的方式，那便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增强子女谋生的能力，提升子女的个人修养，让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在社会立足。司马光特别强调对孩子的教育，他认为疼爱子女，就应当好好教育他们，培养他们成人。疼爱子女却让他们走上邪路，又怎能算得上疼爱他们呢(夫爱之，当教之使成人。爱之而使陷于危辱乱亡，乌在其能爱子也？《司马温公家范》卷三《父》)？在司马光看来，为子孙后代做长远打算，造福后代，这是为人祖、为人父者共同的心愿，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却很少。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人只懂得多攒钱、多买地，田地连阡陌，商铺遍街巷，粮食堆满仓，财物塞满箱，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怡然自得，也自以为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不尽。殊不知，自己殚精竭虑积攒的家财，身后便会被子孙很快败光，更有甚者，在其生前子孙便盼望着他早点死去，以便早日继承家产，并为此不惜投毒杀人。究其原因，就在于为人祖、为人父者只知道赚钱求利，不懂育子之道，不懂用礼义教育子孙，不懂用礼法管理家庭(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

家。《司马温公家范》卷二《祖》)。在这样的教育下，他们的子孙从小只知道追逐利益，不知道讲道义。

父母是子女的守护者，亦是子女的引路人，生而有养，养而有爱，爱而有道，这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与义务，是传统家训对父母的道德规范。

慈乌反哺、寸草春晖、扇枕温衾、菽水之欢、不辱椿萱：如何为人子女

子女年幼，父母抚育子女含辛茹苦，无微不至，而至父母年老，为人子女者亦当明晓“慈乌反哺”之理，以寸草之心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慈乌，是乌鸦的一种，相传此鸟能够反哺其母，故称慈乌。小

慈乌长大后，在母鸟无法觅食之时，会让母鸟栖息在巢穴中，自己主动出去觅食喂养母鸟。人们便用慈乌反哺比喻子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与“慈乌反哺”意思相近的，还有一个成语“春晖寸草”，也称“寸草春晖”，此成语源自孟郊那首非常有名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寸草，比喻子女的孝心像小草一样微弱。春晖，指的是慈母恩情如同普泽万物的春天的阳光一般。寸草春晖用来比喻父母恩情深厚，子女难以为报。

父母之恩大于天，为人子者当行孝道，这是子女的责任与义务。《孝经》有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子女为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之事。又言：“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

孝。”不孝为众罪之首。传统家训对此亦作强化说明。概括来说，子女之孝当有四个层次：

及时，口体之养。

为人子女，首先要给予父母必备的物质生活。无论家庭贫富，各尽己心，不要断了父母的饮食；可以委屈自己，但是不能委屈了年迈的父母。司马光《家范》中举了两个此方面的例子：东汉的江革、十六国时期的王延。

东汉谏议大夫江革，年少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时王莽篡位，天下大乱，盗贼并起，为了避祸，江革背着母亲外出逃难。一路上艰难无比，常常靠采拾野菜果腹。后来江革与母亲客居下邳，为了省钱，他赤脚走路，依靠给人打工赚钱。随身所用之物，都给母亲准备齐全。西河人王延，为人孝顺，夏天在父母枕边扇凉风，冬天用自己的身体为父母暖被。隆冬严寒，他自己体无全衣，而父母亲却生活得很好。与王延悉心照顾父母情况相似的，历史上还有不少，比如“二十四孝”之一的“黄香温席”，留下了成语“扇枕温衾”，也称“扇枕温席”，用来形容对父母十分孝顺。

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总有一些不管父母者，让父母老无所养。《孟子 离娄下》提出了“五不孝”之事，其中前三不孝为：“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好货财，

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因为懒惰、嗜酒好赌、爱财、偏爱妻室儿女等个人原因而置父母于不顾，而且还总是以种种借口为自己不孝敬父母辩护，清代无名氏的《八反歌》篇末的话语亦可以送给那些不孝的人：“富贵养亲易，亲常有未安；贫贱养儿难，儿不受饥寒。一条心，两条路，为儿终不如为父。劝君养亲如养儿，凡事莫推家不富。”《八反歌》说得很直白，子女不孝，是因为不能以父母照顾子女之心来照顾父母。

第二，敬顺愉悦。

《论语 为政》记载了这么两段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乎？”孔子的两个学生子游与子夏向孔子请教何为孝，孔子回答子游说：如今所谓的孝，只是说能够养活父母就足够了。但是犬马都能够得到饲养，如果不是心存敬意地孝顺父母，那么赡养父母与饲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 孔子通过这种比对，说明为孝之道以“敬”为内核，无敬则无孝。这是成语“犬马之养”的出处，指的是仅能供养父母而不存孝敬之心。孔子回答子夏是这样说的：子女在父母面前经常有愉悦的容色是件难事。有事情，儿女为父母去效劳；有酒有肴，让父母吃喝，难道能认为这样就是孝吗？ 孔子此处亦是列出了反面例子，并正面提出为人子女尽孝，应当在父母面前保持和颜悦色。

孔子的两处回答，实际上内容可以合而为一，《礼记 祭义》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深爱父母者，自然而然地会对父母有孝敬之心，自然会和颜悦色，一句话即要“有心”，这是在口体之养基础上的进一步要求。只要有孝敬父母之心，哪怕是再简单的饮食照顾，父母都会非常欢喜，成语“菽水之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菽水，即豆和水，指普通饮食。菽水之欢指奉养父母，使父母欢乐，出自《礼记 檀弓下》。子路向孔子悲叹说：“伤哉贫也！ 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贫穷真叫人伤心啊！ 父母在世时没有什么可以供养，父母去世后，又没有东西可以按规矩办丧事。孔子则说：“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首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父母生前，尽管自己只能提供粗茶淡饭，但只要能让父母高兴，精神愉快，这样就已经是做到孝顺了。父母死后，只要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尽力办事，也就是合乎丧礼的要求了。

“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斯可谓真孝者矣。”(《庭训格言》)可见，为人子女，当以让父母心情愉悦为务，力行孝心。

第三，不辱椿萱。

椿是一种长寿的树木，《庄子 逍遥游》言：“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古人常用椿来喻指父亲，希望父亲长寿。萱，是一种草本植物，相传可以让人忘忧，游子远行之前都要在母亲堂前种上几棵萱草，以免母亲思念牵挂。不辱椿萱，指的是不要让父母因为自己的言行受辱。

为人子女，要尽力维护父母的尊严与声望，不要因为自己的言行让父母蒙羞。《大戴礼记 曾子立孝》即言：“不耻其亲，君子之孝也。”《孟子 离娄下》所列举的“五不孝”之四便是“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放纵耳朵和眼睛的欲望，给父母带来羞辱。刘向《说苑》卷三记载了与此相关的一则故事：

曾参在瓜地除草时不小心锄断了瓜苗的根，他的父亲曾晳看到之后大怒，抡起一根大木棍就向曾参的后背打去，曾参一下子就被打得不省人事了。过了一会儿，曾参苏醒过来，赶紧爬起来向曾晳进言：刚才儿子做错了，让您生气，父亲用力教育儿子，该不会累病了吧？ 后来曾参回到自己房里，弹着琴唱起歌来，目的是让父亲知道自己身体并无大恙。这在曾参看来是为人子者当做之事。但是，孔子听说此事之后却很生气，他告诉门下弟子，如果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门。曾参拜见孔子受阻，很是疑惑，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过错，便请他人向孔子请罪，希望孔子能够告知原因。孔子以舜事父的故事给曾参上了一课。舜的父亲名瞽叟，舜母死后，瞽叟再娶，生下了儿子象。瞽叟特别喜爱象，便多次与后妻联手，想要杀掉舜，以霸占舜的财产，但是舜总是很警觉，瞅准时机逃跑了，瞽叟的杀子计划便失败了。即便父亲有这样的举动，舜却能够做到不失孝道，瞽叟使唤他，他总是在身边。对于舜来说，如果是小棰，他就等着被处罚；如果是大木棍，他就逃走。因此，瞽叟没有犯下不称职父亲的过错，舜也保持着他的孝道。在孔子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孝。如今曾参侍奉父亲，放弃自己的身体等待父亲暴打，也不知道躲一下，一旦不小心被打死了，就会陷父亲于不义，背上杀子的罪名，他这是大不孝。很显然，孔子之所以认为曾参不孝，就在于他看似孝顺的行为可能会使其父背上恶名，这便失去了孝的本义。

第四，显亲扬名。

显亲扬名，指的是使父母双亲显耀，名声传扬，出自孔子向曾参传授的一段话。他说人的身体四肢、毛发皮肤，都是父母给予的，不敢也不能损毁伤残，这是孝的开始。人在世上遵循仁义之道，修养道德，有所建树而显扬名声于后世，从而使父母显赫荣耀，这是孝的终极目标。所谓孝，最初从侍奉父母开始，然后效力于国君，最终建功立业，功成名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 开宗明义章及时》)。此处，孔子将孝分成了三个阶段，而立身行道，让父母荣耀是较高境界。自先秦时期中国就流传下了“三不朽”的理念，立德、立功、立言遂成为中国人念念不忘的志向。“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是许多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屈原在去留选择时，“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不甘心退而静默不语，不愿意无人知晓他的心志，所以不断地申说自己的不平与志向。留名，不仅是留下自己的名声，更是留下父母的名声，所以显亲扬名成为支撑很多人继续前行的动力。司马迁遭遇宫刑之后，隐忍苟活，为的就是要完成父亲司马谈的遗愿，完成写就史书的事业。司马谈亦是显亲扬名的身体力行者，司马氏家族远在虞、夏两朝就已经显扬功名，负责记录史事，司马谈不愿意祖业到他而中断，故而临终之际一再嘱托司马迁不要忘记承续祖先的事业。司马谈的遗训中还提到：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

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

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司马谈说，孝道起始于侍奉双亲，进而侍奉君王，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为父母双亲增加光彩、荣耀，这是较大的孝道。天下人都称颂周公，就在于他的言论能够传播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传达古公亶父、季历乃至公刘的思想，以尊崇始祖后稷的功业。这便是司马谈督促司马迁写就皇皇史书的心理基础。在坚守孝道的父亲的影响下，司马迁以极大的忍耐力完成了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写作，在一篇《太史公自序》中将父亲写入，让其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为司马氏一族扬名。三国时代的王昶也曾说过：“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可见，显亲扬名而行孝的思想影响深远。

孝，很简单，也很复杂。简单在于只要用心便能尽孝，也能尽好孝。复杂在于有些人的心里装的东西太多，留给父母的只有那么一丁点儿的空间，有的甚至直接将父母驱逐出内心，不给一点儿位置。所以，世间便多了那个被推上墙头的父亲，多了那个与破烂儿为伍的母亲，多了那个他人面前道貌岸然、父母面前龌龊不堪的不孝子。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孝经》就已经指出：“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不爱护自己的亲人而爱他人，不敬重自己的父母而敬重他人，这有违于人之常情，有违于礼法，有违于道义，这样的人再有能力也不可与之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