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打马赛克？

我急急忙忙走进演播室，这天节目有点急，编辑在机房编片子，领导马上来审，演播室同时录主持人部分，三管齐下，合成。

我一看大屏幕，站住了。巨大的屏幕上，站着一排女孩儿，那是东莞色情场所等待被挑选的女孩。她们的身材、相貌历历在目。我问：

“为什么不打马赛克？”

“其他新闻节目播出时也没打。”

“那咱们《焦点访谈》也得打，这哪行啊？可以用街景，招牌，不是也能说明问题吗?”

我坚持，所有女孩的镜头都要打马赛克,或者做虚，看不出她们的面目时,才能录。有女孩的近景也不行。

我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她们还年轻，她们家人看到会怎样呢?

终于，画面调整完毕，大屏幕上看不请面目了，我才开始录。

我没有看机房合成的过程，我以为都会做相应处理了。

节目播出了，让我特别意外和难受的是，在片子里边的镜头里，有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我又追问：

为什么这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

我没有得到回答。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经营者反倒给打了马赛克呢？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 但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追寻根源，不能落在这些女孩身上。有人可以特别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但是我不能。这不用什么大词,最朴素的想法,她如果是你的熟人亲人呢?她们还那么年轻,她们还要面对未来，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新闻伦理。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有一个年底例行的电视批评,叫“掌声与嘘声”,“嘘声”常常是白岩松，面对不良的电视现象，他带领着大家“嘘——”会场一片嘘声，其中的提醒、批评，彼此都懂。有一次的“嘘声”针对的就是电视屏幕上那种该打马赛克而不打马赛克的现象。这种违背新闻伦理的现象屡屡出现,所针对的，有时是未成年人，有时是病患，有时是被害人，有时是身份敏感的人，都是需要马赛克保护的人，这很容易被理解,为什么会轻易突破底线呢?心中有人，尊重人，才会有负责任的细节把握，才会拒绝粗疏热闹。这里有值得媒体思索的地方，小小马赛克包含着职业原则。

顾忌，有时会让我选择放弃。

胡同里那个孤儿，进入我们的节目后，生活境遇有了改善，未来生活有了保障，我们很欣慰，但，接下来，众多媒体频繁关注，孩子的生活慢慢变了模样。这让我担心，会不会让孩子失去自然的生活环境？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性格和成长？于是，我拉开了距离。

西双版纳的傣寨姑娘在泼水节告诉我们，她们怎样把长裙挽到头上，走下河去。她在竹楼上镜头前演示着，我却有些不放心，这样做，是不是符合她们日常的习惯呢？眼下不是在河边，而在竹楼里，镜头前，可不可以这样呢？她是不是不好意思拒绝呢？我问了姑娘，说可以，我又问了姑娘的妈妈，也说可以，我这才放下心。我这样，显得很“事儿”，可如果不这样，我心里真存事儿了。

“你缺少刚性”

头儿看了我几个节目，摇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缺少刚性。摄像说：大姐心太软。

一个大大的窟窿，在墙上格外刺眼，周围有种不详、不安的气氛，一看就是出事了。这是湖北一个存放种子的粮库。我盯着那个窟窿，心想，人得气愤到什么程度才能砸出这窟窿！沿途农民和我们说的情况，果然很严重。摄像王守城不露声色，在周围观察，把该拍的都拍了，包括那个大窟窿。

《焦点访谈》接到举报，这一带出现了假种子,眼看就误了农时了，农民万般无奈把这坏消息告诉了记者。我们来到现场,看到愤怒的农民，但没看到县长书记。出了这么大乱子，人呢?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们,县长书记全都到村里去了。我们本能的思路是:真的吗?在哪?我们跟过去。到村里，县长和书记真在那儿,带着农业科技人员教农民紧急情况下的育种。地下有不少水桶大盆，新运来的稻种浸在里边，大家说着技术细节，气氛平和。

我们如实记录了这样的情景。

回到北京，进机房，回看那些镜头，琢磨怎么编辑。如果，我把报道只停留在粮库的大窟窿上,再强调渲染如何误了农时,如何影响了农民,伤害了农民利益,这个节目看上去会很火。但是，那不是我们了解到的全部，县长和书记如何紧急处置，避免农民更大损失，也是这一事件中的重要内容。于是，我把事件从头到尾都说了，把大窟窿和书记县长都编进去了，力求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过程。我起了个题目叫《谷雨话种子》,这不是冒着火星的标题，有点儿提醒的味道。节目播出以后,有人问：这是批评报道还是正面报道？也有人说这节目“有点温”。在《焦点访谈》锋芒毕露 的年代，“温”是一种批评。

另一个节目，我也不可救药地“温”了。北京市有些人滥印地图,印错了, 我拿着这个印错的地图对着镜头说,这是工具，地图弄错了，后果有多严重,会带来多少麻烦。回来却没通过。制片人说：

你得往下挖啊,谁印错的？

我说，这还用挖?底下都写着某某出版社。

制片人要求：得找到这个出版社，这个人,采访他，挖到底。

这和我以往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样,以前做经济节目，说出现象就行了,不一定要挖到当事人。

于是我就去采访,这是一个科技专业出版社,我拿着地图找主编。主编一看就是一个老编辑出身的文人,说：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社,技术性的书籍出一本赔一 本,我们刚批了一个综合编辑部,还能挣点钱,刚印了一个地图就印错了。

我实在不忍心采访他了。怎么办呢?我说，你把责任编辑 找来,好吗?

责任编辑来了,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拿着羽毛球拍进来的,兴冲冲地问：什么事？

他们头儿跟他说,这是记者,了解了解情况。

我本来想用严厉的语气问：你知不知道把地图印错了,后果有多严重?

一开口，变成了：你以前印过地图吗？编过地图吗?

小伙子说，没有,这方面实在没有经验,确实弄错了。

从责任编辑到主编,都一副认错的态度,我判定这不是恶性的,成心的，只是过失。所以，我没强调这做法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而是把经验不足的原因编进节目里去了。我心里有些不安,节目播了,这个小伙子将来还能评职称吗?

去监狱采访，设想着，对犯人，气氛得冷俊点儿。失足少年带进来了,我开及时句：

你这扣子怎么是红线缝的呀？

在家谁给你缝？

你妈来过吗？

我称呼他时特意去掉了姓，好像在叫人家小名，说话时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摄像事后说,你跟那个少年犯说话，怎么像孩子的大姨似的?是啊，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 个少年,然后才是“犯”。

摄像说：大姐心太软。

制片人看了几个节目，摇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缺少刚性。

孙玉胜也跟我说：“你是介于传统和前卫之间的形象。”

我该反思自己了。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口号之一就是“前卫”啊！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和栏目之间的差距。我有点儿心虚地为在心里自己开脱：节目要长久存在，不也需要刚性以外的东西吗？传统和前卫之间的中庸不正是被多数人接受的吗？

每每看到我的同事们做出酣畅淋漓的节目，每每看到这样的节目强有力地影响着社会，我总会由衷的喜欢，也由衷地感到自愧不如。

记得再军、白河山的《罚要依法》节目播出时，我正在办公室编片子。节目开播，大家放下手中的活儿，聚拢在电视机前。

只见309国道上，交警截住卡车，罚款：20！

司机解释求情，警察更加粗暴：40！

一个又一个细节，一环又一环调查，这一暗访的节目把公路三乱表现得淋漓尽致。演播室老方的评论也有理有据有分寸。

我不禁为同事叫好，回头看着手里的半成品：还编吗？真拿不出手啊！

我真得重新衡量自己了，节目要求和我性格之间确实有冲突,但我也确实不愿意违背内心,我宁可节目温，也不愿心里别扭。在选题上，我比较倾向于中性话题，现象分析，不太胜任短兵相接的监督报道。好人犯错,我下不去手;真正的坏人,我斗不过他，当然我也没有怎么遇到过真正的坏人。在这个栏目里，我原本的弱点突出了。我有点迷惑，也试图改变，但还是没能改变。

后来《焦点访谈》实行了总主持人制,我们几个总主持人更多从事演播室的工作,我慢慢感觉对位了。演播室需要和现场拉开一定距离,需要沉淀下来思考,主持人的言论不仅仅是锐,更重要的是分寸和平衡。舆论监督节目带来痛感，也许，锋芒毕露的人带来的是刺痛，而我带来的是隐痛。

我承认自己的有限,认识有限，思索有限，所以表达也得留有余地，否则明天我可能会为我昨天说的话脸红。《焦点访谈》越火,我就越觉得，得格外谨慎,每一个镜头,每一句话都可能 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不管他是强势还是弱势。 过把瘾就死,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过把瘾就死,那是愤青的表达，不是成年人的态度。当特别热闹的现象出现,一时没看清，又需要面对它的时候,尤其得“留有余地”。我不会在节目里做出欢呼状,拍案状，经常会沉淀一下再开口，有时用问句,用删节号，留一点空间,空间是留给观众的, 也是留给时间的。

早期《焦点访谈》,如果拍到“不许拍照”、“无可奉告”、推搡记者、遮挡镜头时，记者会有些暗自兴奋,这些镜头会直接编到节目里,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效果,揭丑！解恨！痛快！大家一看就会说: 那是坏人。但这种判断太简单了。

后来我们主动减少,甚至不用这些镜头了,《焦点访谈》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慢慢也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

记者，凭什么拥有一个节日

2000年11月8日下午。

在台里安排好别人替班录像，我匆匆去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一路默念：记者节、记者节。

初冬，渐有寒意，而这里好热乎啊！报刊、广播、通讯社、电视台，各路记者云集，人们寒暄着，兴奋着。以前，台上有新闻，台下有记者，此刻，台上台下都是记者，这次不是报道别人的事，而是庆祝记者自己的盛事：从今天开始，中国记者有了记者节了。

我在讲台前代表中青年记者发言。

我理解，让我代表发言，是因为我来自《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就在前24小时，我还在镜头前面对观众，带着这种前沿的感觉走上讲台，这正是记者节需要的。我身边有一个群体，他们是有战斗力有创造力的有使命感的一群记者，怀着新闻理想，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下，那旗帜上写着：舆论监督。在急难险重的采访报道中，他们是上得去，打得赢，信得过的群体。

今天的主角是记者，哪个记者没有故事？

我真想对着记者同行讲讲《焦点访谈》记者的故事。此刻，在及时个记者节，他们依然在忙碌。有的在崎岖山道上奔波，有的在复杂环境中调查，有的在危险境地秘密拍摄，有的在机房昼夜编片，我来这里，只不过是因为脸熟，成了这个群体的代表。我的同事们珍视记者的职业，在“记者”二字前面加上《焦点访谈》，更有了沉甸甸的份量。而百姓对《焦点访谈》记者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期待和感情。

再军采访制作的反映山西交警乱罚款的节目《罚要依法》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观众电话不断，最多时24小时接到500多个电话和传呼，有支持的，有提供新线索的。在随后进行追踪报道时，看到记者在街头采访，当地百姓放起了鞭炮，为《焦点访谈》记者叫好。

我的同事刘涛、吕少波在采访回京途中遭遇车祸，车起了火，摄像机被烧焦，人受了伤，情况危急，他们从车上逃脱出来，急需去医院。他们满脸血浑身伤，在马路上拦车，过往车辆都没有停下来。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附近的农民来了，听说受伤的是记者，他们围了过来。听说是《焦点访谈》记者，他们就手拉手站在路上，终于拦下了车。这些淳朴的农民上前与司机交涉，甚至说，如果不救《焦点访谈》记者，就把车推下悬崖。终于，记者送进了医院。我们的记者不曾为自己的伤痛危险流泪，却为这些手拉手相助的农民流了泪。素不相识的路人，只因是记者、是《焦点访谈》记者，就成了相知，这是怎样的信任，怎样的情意！刘涛说，做《焦点访谈》记者，做鬼也光荣。

我没能在记者节的讲台上讲这些故事，毕竟，我不仅仅代表《焦点访谈》。

我被要求代表全国中青年记者发言。中青年记者有什么共同话题呢？我特地与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记者聊了聊，记者采访记者，看看有哪些共识。

作为中青年记者，我们很幸运。老一代记者辛苦一辈子，才有多大的空间？哪里有什么记者节？而现在，媒体空前发展，记者阵容可观，社会需求强劲，职业声望提高，才有了记者自己的节。

更重要的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多变、多样、多元。我们正经历巨大变革，充满生机、矛盾凸显，人在转折中，人在冲突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各种关系都在重新调整定位。这样的多事之秋，给了记者从未有过的空间，处处都是新事物，时时都有新发现。陌生题材、新鲜样式，层出不穷，记者面对着多种可能。我们赶上了！

记者是什么？暸望者、发现者、监测仪、记录者、无处不在的眼睛、孜孜以求的揭露者这样的职业形象让人尊敬，比饭碗、生计更能激发起人的激情，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多半都伴随着理想、热血、崇高、使命这样的词。

在社会360行里，行行都有价值，唯有教师、护士拥有节日，如今，记者也有了自己的节日 。这让我扪心自问，记者，何德何能？为什么拥有这样的节日？凭什么接受鲜花掌声？确定这样的节日，这是社会对我们职业的尊重，也是精神奖赏，更是鼓舞鞭策。

自从有了记者节，就有了不同的过法。

我和小崔曾经主持记者节特别节目《记录中国》，一个个记者出现在镜头前，平时采访别人，记者节被采访，分享同行的精彩。对我们自己来说，记者节是个自我提醒的日子，提醒自己：记住使命了吗？尽职尽责了吗？如何爱护职业声誉的？经常这样问自己，就会自省自重。一句话：当记者就要有记者的样儿。

记者生活是热运转，也需要冷思考。幸好，有这样一个思考讨论的地方。作为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我每年参加中国记者节大型公益论坛。一入秋，电视研究中心主任俞虹教授就召集研究员们讨论，今年记者节的关注点是什么？研究员来自四面八方：新华社的陆小华、清华大学的尹鸿、中国青年报的陈小川、社会科学院的时统宇、央视的白岩松、吴克宇、中国传媒大学的刘昶、北师大的张同道、教育台的张志君??大家集结在这里，就有了同一个身份：电视研究中心研究员。

十年来，一年一度，论坛探讨着怎样做记者？怎样做媒体？学界和业界在一起，有差异，有互补，有碰撞，有共识。回首十年聚焦的关键词，也能看出认识的脉络。

2005年 数字化、产业化、收视率

2006年 媒体面对挑战

2007年 媒体与奥林匹克

2008年 重大事件中的媒体

2009年 媒体的生存底线 梦想

2010年 危机 转机 生机

2011年 自媒体时代的新闻自由、价值导向与媒介责任

2012年 率先理性 人人都是记者时代的民意表达公民素养与舆论博弈

2013年 叩问边界 新闻伦理，媒体责任

2014年 重建信任 重构尊重

这些话题，记录了媒体格局之变，记录了学界业界的关注点，也记录了记者和学者思考交流的过程。

那些年，论坛上那些眼睛发亮的年轻听众，那些为论坛奔走忙碌的学生，有的已经成为我们的记者同行，论坛发出的声音，经过媒体传播，被多少人分享？引发了多少思索？

每年记者节，忙忙碌碌中，停下来，想一想，谈一谈。以这样的方式过记者节，成了一个盼头。

11月8日又到了，2014年的记者节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记者节。记者节，这是一个不放假的节日，我的同事、同行都在忙碌中。没有鲜花掌声，更多的是思索。2000年设立记者节时，我并没有料到媒体环境在十几年里有如此大的变化，面对世事变幻，身处媒体变局，难免纠结不安。这时，分享论坛的声音，也会让我多一分安心和信心：

“有所不为，有所不畏，这就是新闻人。”

“对公信力的敬畏，是记者应具备的态度”

“不管时代怎样变，世界对记者的需求从未改变”。

换发记者证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还换吗？快退休了，将来也用不上了。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我还是想要，没有记者证，似乎在职业生涯里就失去了一个念想。

将来，我会为自己欣慰，因为，我是记者。

迟钝，也许成全了我

28岁，我考取研究生；38岁，我创办《一丹话题》，40岁，我加盟《焦点访谈》都没想年龄的事儿，这和年龄有关吗？

那一年，我刚到焦点访谈不久，《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我。我对这家报纸一向有好感，当年的一些青年话题曾经影响过我，潘晓《人生的路》，曾激荡了八十年代青年的心，我当时作为朝气蓬勃女青年，也被强烈激荡过。记者采访记者，是个挺有意思的事，何况是女记者采访女记者。

专访见报了，标题是：《敬一丹 另一种中年》。

啊？我成了中年？这个标题让我意外。

这时我四十岁。

后来，又有东北报人写道：《敬一丹，与年轮抗争》

我看了大笑，谁抗争了？谁去一圈一圈数年轮啊！

记得20多岁的时候，看潘虹主演的电影《人到中年》，感慨唏嘘，那是多遥远的年龄！潘虹的美丽带有一种倦意，那就是我看到的中年。

我35岁的时候，台里开运动会，告示上写着：35岁以上，参加中年组。我转头走开，35岁怎么能算中年呢？我才不去参加什么中年组呢！

38岁，我创办《一丹话题》，脑力体力满负荷投入，也没觉得和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40岁，我加盟《焦点访谈》。想都没想年龄的事儿，这和年龄有关吗？

也许，别人看，40岁，当然就是中年嘛！而我是在报人的提醒下才意识到，噢，是人到中年了，真够迟钝的！

放眼望去：小崔、小水，比我小八岁，小白，比我小十三岁，被叫做老方的，也只是和我小弟弟一样大。编辑是小姑娘，摄像是小伙子，当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团队的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周围一派青春。

过去，我好像没怎么在意过这些。别人问起我的年龄，我从没有什么忌讳，遇到有人拐弯抹角地问：你中学是那届的？我心说，有话直说得了！索性痛快地直接地说出自己的年龄了。和年轻人一起，也没觉得有啥不同。看到白岩松精力旺盛反应飞快，我会想：是新闻素质使然，性格使然，与年龄有什么关系呢？

我对年龄感觉有点儿迟钝。

对性别，我也有点迟钝。

在早期《东方时空》，除我以外都是男主持人，栏目长期阳盛阴衰，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记得那时候，我自己凑合着化妆，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在演播室一角，用一个小镜子，也没觉得有啥不妥。后来，主持人队伍壮大了，女主持人多了，办公室配备了专业的化妆镜。张羽对着化妆镜惊讶地说：世界上还有这个东西呐！其实我知道世界上有这种东西，只不过就我一个女主持人的时候，这需求，连我自己都忽略了。

平常采访、出差、走山路，熬夜编片、也很少想到女士优先，被关照什么的。

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恰好在妇联界，被大姐们影响着，稍稍有了一些性别意识，有了点儿用女性角度说话的自觉。也只是“稍稍”而已。

中年、女性、主持人，这几个词组合起来，有一种特殊色彩。作为一个中年女性主持人，我对年龄、性别的迟钝，也许成全了我。这种迟钝，使我对这组词的一个词“主持人”更敏感更在意，职业的要求往往是首要的。

一到中年，似乎不可避免地出现惰性和惯性，而惰性和惯性对一个电视主持人来说，是对职业生涯的慢性伤害，有经验了，有经历了，驾轻就熟了，而职业所要求的好奇心呢？新鲜感呢？ 拍案而起的激情呢？质疑精神呢？如果这些都没了，只剩下值班状态。那就真的老了。

幸好，我在这个时候到了一个年轻的群体中。在生理年龄心理年龄都很年轻的同事中，我跟随着，也会被感染，被影响，被裹挟，更在意职业，而淡忘了自己的年龄。

幸好，我所在的团队营造了适合主持人生长的土壤。孙玉胜曾谈到对新闻节目主持人的看法：一个主持人的外在标准应该是具有个性、魅力、和激情。而内在的标准是主持人要具有良好的职业敏感能力，也就是发现能力，还要具备出色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他还说：新闻节目主持人必须来自的新闻记者。他提出“记者——名记者——主持人——名主持人”的理念，这使得新闻评论部几个栏目的主持人形成阵容。

在这片土壤里，不会肤浅地把节目主持人这一行看作是青春职业，主持人能否被观众认可，能否与栏目贴合，最要紧的指标是职业感，而不是年龄、性别、相貌什么的。

意识到年龄，也好，可以让自己有一点警觉。人到中年以后，不知不觉就容易怀旧了，小时候的事，年轻时的事，历历在目，津津乐道。一说起布票、粮票、、知青，那些话题，我就止不住地陷在往事里。那些事，那些人，那些日子，都涌上心头。当我觉察到自己的这种状态时，有些不安。怀旧，是不是太早了？眼前的事那么多，面向未来的事那么多，我似乎应当克制怀旧。等我真的七老八十了，再去怀旧，也不迟。不太老的时候去创造怀旧的资本，很老的时候有旧可怀。

意识到年龄，也是一种自我认识和调整，30多岁时，我对着镜子说：我都有皱纹了。我妈看着我说：“少有少的美，老有老的美”。这话真说在点儿上了，接受年龄带来的转变，才能看清自己，有舒服的、自然的顺应，而不是徒劳地留恋青春，惧怕未来，那实在是拧巴。

卢勤老师总是让我忘了她的年龄，她一辈子都被叫作姐姐，不仅因为她是《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也因为，她一直保持着姐姐的状态：年轻、热情、活力四射。她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是最有神采的，敏锐灵活，激情四溢，精神抖擞。一礼堂的孩子，叽叽喳喳，她能瞬间让他们安静，让他们注意力集中，也能瞬间让他们欢呼雀跃，畅快表达。孩子的秘密、困惑，不想对家长说，却可以对知心姐姐敞开心扉。

几十年来，她影响了几代小朋友，她也永远保持着年轻的状态。我几乎没听她谈论过年龄，她似乎与中老年话题很远。即使她病了，受伤了，躺在医院病床上，她也依然是阳光灿烂。我去医院探望她的时候，听她聊孩子的故事，聊她正在为孩子家长写的书，聊她的下一个计划，好像有做不完的事。谈到伤病，她只是轻描淡写，不像病床上被关照被慰问的人。

卢勤已经当了奶奶，孙子的到来使得奶奶更精神，卢勤老师绘声绘色讲完孙子的故事，拿出了一张红色的名片给我。她很有幸福感地说：我儿子帮我建立了一个“卢勤问答平台”。只见二维码中间，是卢勤姐姐的照片，看起来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