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五岁时，凭借外祖父留下的一架旧卧式钢琴，父亲开始对我进行音乐启蒙教育。虽然他的技法并不怎么高明，却总能即兴弹奏出悦耳动听的曲子。七岁那年，我在学校用小风琴给赞美诗曲调配上自创的和声，没想到竟然让老师颇感惊讶。一年后，尽管双脚几乎还够不着踏板，我却已经开始练习管风琴了。我对此种乐器的兴趣很可能遗传自外祖父，因为他不仅爱好弹奏，而且还乐于管风琴制作。据母亲所言，外祖父那出色的即兴演奏技艺在当年也算是颇有名气的。无论前往哪座城镇，他必定要了解一番当地的管风琴水平。闻听卢塞恩教堂新配置了一架知名的管风琴，他甚至专门赶去观看工人的安装过程。 及至九岁，我及时次获得允许，开始有机会在甘斯巴克镇的教会仪式上顶替管风琴师登台演奏。 截止到1884年秋季之前，我一直在甘斯巴克镇的村校里上学。随后，我又去孟斯特的实科中学(该中学根本没有开设古典语文课)念了一年，并且利用课余时间补修拉丁语私教课，以便为将来进入高级中学第五级做准备。1885年秋，我如愿被阿尔萨斯区米约桑镇的高级中学录取。教父跟我的祖父同父异母，也叫路易斯·史怀哲，当时担任全镇小学的行政委员，便十分好心地让我寄居在他家。否则，仅靠父亲那点微薄的薪水，除了养活一大家子，几乎是不可能供我上高级中学的。 叔公夫妇二人膝下无儿女，平日在家里对我严加管教，这对我倒是非常受用。每每回想起他们施与的恩惠，我就禁不住感激万分。 在甘斯巴克镇和孟斯特求学期间，尽管阅读与写作曾叫我吃过不少苦头，但课业总算马马虎虎过得去。可是到了高级中学，刚开始我却学得很差劲。究其原因，一方面要怪我懒懒散散、耽于幻想，另一方面则由于我的拉丁语基础太薄弱，之前补的私教课仍不足以达到入学第五级的知识要求。直到升入第四级并遇上韦迈博士，他教会我一些正确的学习方法，并且又给了我不少信心，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当然，经过头几堂课我便意识到：韦迈博士之所以能对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无非源于他对每堂课都提前做足了准备。因此，他也成为我心目中认真负责的楷模。往后的日子里，我更是多次登门拜访过他。大战接近尾声时，我碰巧前往斯特拉斯堡小镇，也就是他安度晚年之所，便立马前去探视。不想竟意外听闻噩耗：长期的饥饿使得他神经失常，且早已寻了短见！ 在米约桑镇求学时，我的音乐老师名叫尤金·梅奇，是圣斯蒂芬改革教会里一名年轻的管风琴师。而这也是他从柏林音乐学院毕业后找到的及时份工作。在柏林期间，适逢人们对巴赫激情复燃，他则更是如痴如醉。我想，正因为梅奇老师的缘故，我才有可能年纪轻轻便接触到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指挥的作品，并且从十五岁就开始接受规范的管风琴演奏指导。但不幸的是，1898年秋，梅奇老师竟由于感染风寒而英年早逝。当时，我还专门用法语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悼念他。后来它在米约桑被公开出版，并成为我生平刊出的及时篇文字。 自从进入高级中学，我把主要兴趣都放在了历史和自然科学上。至于语言和数学，我则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略有所成。不想没过多久，对于自己原本毫无特殊天赋的这些课程，我竟然也都钻研得入了迷。结果，升到高年级以后，尽管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上拔尖，却己进入到中上游。当然，说到作文，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倒常常都是高居及时。 及至较高年级，拉丁文和希腊文都由威廉·迪克校长亲自教授。他来自吕贝克城，为人德高望重。他在课堂上并不拘泥于常规的语言学说教，而是通过旁征博引古代哲学，让我们一窥近代思想的精妙所在。对于叔本华，他尤其推崇备至。 1893年6月18日，我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只可惜笔试部分发挥得不太理想，甚至连一向擅长的作文也不例外。然而在口试部分，凭借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独到的见解，我却引起了主考官(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阿布瑞特博士)的注意。结果，历史等级为""，外加几句赞美之词的衬托，顿时给我的毕业证书增色不少。否则，它恐怕只会显得平淡无奇。 同年10月，仰仗那位巴黎商人伯父的慷慨资助，我有幸拜在了巴黎管风琴大师夏尔一玛丽·维多尔的门下。本来，维多尔先生通常只招收音乐学校管风琴专业的学生，可由于之前米约桑镇的老师已给我打下良好基础，他在听过我一番弹奏之后，终究还是破格将我录取。维多尔先生的指点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他不仅从根本上完善了我的技法，而且还敦促我在弹奏中尽量追求创造性。与此同时，多亏有他的教导，我对音乐结构体系的真谛才能了然于心。 记得维多尔先生给我上的及时堂课安排在金秋十月。那天阳光温暖，适逢俄国水兵在他们海军上将阿维兰的率领下造访巴黎，以庆祝法俄两国正式建交。只见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四处挤满翘首期待的人群。由于人多拥挤难于通行，待我好不容易赶到大师家中，已晚了许久。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