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界的国家文明历史，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程。

在国家群落的纷纭兴亡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文明的兴衰荣辱。

不变的事实是，中国跋涉到了，成为世界及时期国家群中一个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古老国家。原生族群没有变，国土基础没有变，文明架构也没有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人类最古老的国家文明的活体存在，是6 000余年前的东方人种文明创造力的永恒骄傲。为此，研究中国文明的生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历史性课题，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性课题。

人类世界要继续向前发展，就要有创建更高文明形态的历史方向。这一历史方向，不可能抛开既往国家文明发展所呈现的历史轨迹，更不可能抛开既往国家文明在生亡兴灭的历史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我们既要尊重历史，我们又要修正历史轨迹的延长线，抛弃历史留下的垃圾遗产，进而尽可能明晰地确立我们未来的文明发展方向。

在这样的意义上，人类世界要无视的一个从最古老时期一直有效存活到进入现代世界国家之林的文明大国的生命智慧，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无论当代世界如何以暂时居于强势的西方文明为主流，而有意识地忽视，甚或有意识地轻慢一切有关中国的话题；关于中国文明生命力的重新发现，重新开掘，重新整理与重新总结，都会以无可阻挡的现实脚步，迟早会成为整个人类寻求新的发展方向的最重大的探索课题。

无谓的骄傲是浅薄的。无端的自卑是猥琐的。

原生文明：中国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取决于自身生成时期的历史特质。

这些历史特质，不是上天神灵赐予的，也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相反，它是我们的远古祖先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出来，并且经过了严酷的历史实践的检验而定型，并最终构成国家文明根基的那些最基本的文明架构与文明元素。从理论上说，这些具有“天赋”基因意义的创造物，就是那些一旦在静态出发点时期被设定，此后便永远不可能变更的历史元素。这些最基本的文明元素，就构成了我们进入国家文明成熟期的历史特质，就变成了不可变更的国家文明基因。

什么是静态出发点时期？

从理论上说，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决定事物本质的生发、成长及其定型的时间阶段。举凡自然创造物与社会创造物，都是如此。一个物种，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胚胎生成阶段及生命体的成长阶段、定型阶段，就是它的静态出发点时期。某种海中生物，一旦上陆历经成长时期并定型为某种动物，其生命的本质结构便已经完成，其后无论如何演化(某种功能器官的进化或衰退)，其作为某种动物的特殊本质，都不会改变。一种型号的汽车，其设计阶段及依据或修正设计图产出定型车辆的阶段，就是这一型号汽车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一旦问世(上市)，其后无论如何修改外形，或增补内饰，或增强功能，都不可能改变其本质——根本结构。同理，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群，在特定时期创造出一种国家形态，并历经一定历史时期的成长，定型为一种稳定的国家文明形态，这个国家文明的生成期、成长期与定型期，就是它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也就是决定它的本质结构的时期。此后，无论这个国家文明形态如何因为种种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或者变强大，或者变弱小，或者最终灭亡，或者一直走到，它的那些特定的本质都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原生文明时期。

我们已经看到，在世界国家文明的历史发展实践中，除了倏忽生灭的许多小国家，世界各地区的主要大国，都有自己的原生文明时期。古希腊有，古罗马有，古埃及也有，古巴比伦与古印度同样有。虽然，因为历史黑洞太多，它们的原生文明时期并不那么清晰；但是，它们都曾经有过一个生成期与定型期，这是毫无疑问的。以相对清晰的古罗马为例，其生成期是公元前数百年的“狼孩”传说时代，直到罗马人的国家政权创立；其成长期与定型期，则由罗马早期共和制，直到执政官独裁制形成并定型；其后的皇帝制的罗马帝国，只是独裁制的进一步发展，是古罗马文明定型后的国家历史形式而已。也就是说，从公元前700余年的罗慕路斯兄弟建造罗马城而创建国家，直到罗马共和国定型为执政官独裁制(前三雄时期)，前后历时700余年，是罗马帝国的原生文明时期。其后，罗马帝国生存发展到公元300余年时两分，欧洲的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00余年时灭亡，最终结束了欧洲较大古典国家文明的生命历史。

那么，中国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应该在哪里？

中国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原生文明时期。历史实践的呈现是：从舜帝时期的大禹治水到夏王朝建立，是中国国家文明的生成时期，大体100余年；从商周两代到春秋社会，是中国文明的成长变化时期，大体1 000余年；从战国到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定型时期，大体300年左右。从总体上说，这三个时期，包括了舜禹时期、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七大历史阶段，都是中国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原生文明时期。

从秦帝国之后，中国文明进入成熟期，始终以统一文明的历史形态矗立于世界国家文明之林。所谓一种文明形态的成熟期，就是这种特定的文明形态已经没有了剧烈的形态结构变化，而进入了常态发展的历史时期；此后，决定这种常态发展生命力强弱的，就是那些在原生文明时期已经形成的历史特质。对这一历史演化过程的详细论说，我已经在3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呈现出来，请有心深入的读者读之品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原生文明时期，中国文明形成了鲜明的三大历史特质。

其一曰实践发散性思维方式，其二曰强势生存，其三曰多元均衡。

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原生文明最重要的三个基本方面。

这三个基本方面，是中国文明最深层的原生设定。也就是说，所有具体领域(政治文明、战争文明、经济活动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等)的结构方式与核心价值观，都是在这三个原生设定所规范的框架内运行的，都是服从于这三个方面的原生设定的。

从这三个基本方面的关系而言，它们又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如同个体生命中的基因排列组合方式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原生文明三大历史特质的有机联结方式，就是中国文明历史特质的一部分。没有深厚的历史哲学意识的民族，是“读”不懂文明元素联结方式的重大历史意义的。

抽象的根基是具体。我们先来最简约地说说三大历史特质。

实践性与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国家文明的主体基础，是特定民族或民族群。

因此，主体民族的思维方式，对于它所创造的国家文明，无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一个必须强调的问题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思维方式，不是立足于今天的国家民族群智慧海洋而言的，而是立足于5 000余年之前创造国家文明时期的族群思维方式而言的。那个时期生存在中国大地的先祖族群们以它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创建了我们最早的国家形式；因此，它们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覆盖了我们国家文明的方方面面，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国国家文明的历史特质。

揭示原初时代的族群思维方式特征，神话比较是一条路径。

神话是什么？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生命史前状态的追忆，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所以形成的想象(创世)。神话对一个民族的意义，在于她饱含了这个民族对生命创造与生存环境创造的最原初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的民族永远有着不同的远古神话。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神话园地里，构成中国文明远源的中国神话，与构成西方文明远源的古希腊神话，是最为鲜明的具有两极对立意义的两种神话体系。对这两种神话体系的分析比较，能够相对充分地揭示两种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的本质性特征。

古希腊神话对人类史前世界的想象是被动的，是不包括人类的实践奋争在内的。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的一切原初出发点都是天神赐予的，人类的一切原动力也都是天神赐予的。人，是天神普罗米修斯与天神雅典娜创造的；火，是天神普罗米修斯盗给人类的；文字、家畜、车船，医药等，同样是天神普罗米修斯和他的天神朋友赐予的；爱情是天神掌管的，阳光是天神普照的；连人类的种种灾难，也是另类女神潘多拉释放的。总而言之，天神是人类进入生命存在的及时出发点，是人类进入文明创造活动的及时推动力；天神，是与人类不同质的生命存在，他们生活在大地之外的未知空间；人类就是人类，天神就是天神，两者具有不可逾越、不可转换的生存特质。显然，这种关于神人关系的想象力，渗透出一种区隔分明且静动有界的思维方式。

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截然不同。

在中国神话里，人类自身生命，人类生存环境，包括一切与人类生存相关的器物，都是半神半人的远古英雄创造的。盘古氏开天辟地，创造了与整个人类世界相对应的大自然环境。女娲氏造人，创造了人类生命的出发点。

盘古氏与女娲氏，都不是希腊神话里具有完整神性的天神，而是神性与人性统一的中国神话里的“人神”。而人类一旦开始了生命历史的活动，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便有了更为鲜明的差别。这一差别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本点，都是人类英雄创造的，而不是天神赐予的。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创造房屋，神农氏遍尝百草，后稷氏创造农耕；黄帝时代创造了衣裳、弓箭、指南车，鲧发明了筑城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织帛，仓颉造出了文字，蚩尤发明了兵器，伯益发明了凿井，奚仲发明了车辆，共鼓、货狄发明了舟船，夷鼓发明了战鼓，伶伦发明了音乐，隶首发明了算数……

在中国神话与远古传说中，举凡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根基，都是人群中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完成了创造性业绩的英雄们，或在生前，或在死后，就变成了永远被人群敬仰的神。这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神”——从开拓生存的众生中走来，从创造生活的英雄中走来。在中国神话中，人类生存活动的出发点，是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结果。神是人类个体英雄在族群精神中的神圣化；神可能成为人，人也可能成为神；神以人为根基，人以神为升华；人与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与神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也是具有同质性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远古神话的意义，在于它最充分地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也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在开始阶段所能达到的对世界的解释能力、解释方法，以及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远古神话的个性，是各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所生发的及时组文明基因，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及其所包含的理解力的最初根基。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理解能力，朦胧地涵盖了特定族群在此后的文明创造中的一切基本精神。

中国远古神话的历史特征已经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质：一是实践性，人类的一切都是人的努力奋争达成的，绝无脱离人类实践的虚妄的天神赐予；一是发散性，事物之间绝无不可逾越的差别或障碍，包括神和人在内的一切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变化与爆发是事物的常态，顺应天地人各方变化方能生存。

这两大思维方式特质，决定了其所创建的国家文明的一切特质。

与大自然之严酷紧密融合的实践性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民族的勤劳奋发、不事虚妄的求实精神；与大自然丰富变化紧密融合的发散性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所创建的国家文明始终具有“求变图存”的自觉意识，具有“顺天应人”的变革意识。尤其是，在世界国家文明进入到西方国家经验丰富的近代社会后，我们民族仍然能够艰难地打破自我封闭状态，艰难地摆脱衰老腐朽的历史桎梏，放眼世界，寻求新的生命参照系，不畏浴血奋战，在一个具有最古老帝制传统的国家，既抛弃了“君主立宪制”，又推翻了帝制，先后两次建立了“共和”，并且以历史大潮有效地淹没了帝制复辟的几次倒退；其在政治文明形式上实现自我再造的彻底性，已经超越了英国与日本等一批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国家。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我们民族特有的立足实践的“求变图存”的思维方式，在我们这样的具有最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几乎是必然的历史道路。帝制在中国所以不能复辟，正在于我们民族思维方式所达成的共同的精神基础，使整个中国社会再也无法形成帝制复辟的强大力量。

强势生存之理性精神中国文明第二个历史特质，是强势生存的理性精神。

一个民族的生存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状态。它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危难之时的终端表现——强悍的姿态与果敢的行动。这种终端表现，几乎是世界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在面临危机之时都会有的，只是程度不同或结局不同罢了。从本质上说，强势生存精神，是一个民族所创造的国家文明的生命状态所具有的力量特质，也是一种文明形态的硬度特质；它包括了终端行动阶段，但又不局限于终端行动阶段。从根基上说，强势生存精神最主要的客观基础，在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认识能力及由此而产生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否为这个民族提供了自觉而清晰的生存目标理念，是否为这个民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以及坚实的文明自信心，是否为这个民族提供了为目标理念而能顽强奋斗并长期坚持的策略(方法)的经验资源。

强势生存，绝不是简单的强悍，而是一种深刻的理性生存精神。

我们民族五千余年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理性生存精神的全部历史内涵。在世界国家文明的历史上，中国并不总是强盛富庶的，中国对生存空间的开拓与扩张也是非常有限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同欧洲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中世纪“十字军东征”那样无限度的战争扩张；也没有出现过如同西亚地区的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甚或横跨欧亚的拜占庭帝国那样的迅猛扩张；更没有出现过东亚蒙古人在强盛时期的世界性扩张风暴。中国有过许多次的贫弱时期，也走过许多的历史弯路，中国文明之舟也有因破损而不得已被打上的“文明补丁”——东晋时期北朝100余年的诸胡统治、元代80余年的蒙古人统治、清代200余年的满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