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兄嫂的信(一)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

刘伯坚

凤笙大嫂1并转五六诸兄嫂：

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及给虎、豹、熊2诸幼儿的遗嘱，由大庾县3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

弟不意现在尚留人间，被押在大庾粤军4及时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现有两事须要告诉你们，请注意！

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须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5及邓宝珊6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7在沪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须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须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8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嘱(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

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芷溪黄荫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雩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廿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贱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照娣。他们一家人很爱豹儿，故我寄交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致］〈至〉于饿死。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作］(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叔振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

诸兄嫂近好！

弟坚 三月十六日

于江西大庾

书信摘自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江西革命烈士书信选》。

1. 刘伯坚爱人的兄嫂。

2. 均系刘伯坚之子。

3. 今江西大余县。

4. 国民党广东军阀部队。

5. 即于右任，国民党元老，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职务，已在台湾故去。

6. 甘肃天水市人。1949年1月率部起义，曾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省长等职。1968年11月逝世，终年74岁。

7. 刘伯坚的妻子，早年参加革命，在闽西牺牲。

8. 即冯玉祥。

[书信 解读]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奉命随项英、一道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敌后斗争，被派往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尽管不能参加长征，生死未卜，但刘伯坚还是一如既往，精神抖擞地投入新的战斗。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刘伯坚日日夜夜在架桥工地指挥架桥和组织各种后勤工作。1962年8月1日，曾赋诗《建军纪念日怀战烈》五首，其中及时首：“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鄄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这首诗，再现了当年于都河边刘伯坚叮咛相送的动人情景，也表达了叶帅对战友的深切怀念。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国民党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苏区斗争越来越艰苦，形势变得十分严峻。1935年2月，苏区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级机关、部队，在仁风山地区陷入重围，形势非常危急。项英、根据中央来电的指示，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实行分路突围。3月3日午后，赣南省党政军机关在红六团的掩护下，离开仁风山区开始突围，向赣粤边油山游击根据地转移。部队刚出发，就遇上了倾盆大雨。队伍到达马岭附近时，已是3月4日凌晨3点多钟。拂晓时分，突围战斗便打响了。在敌众我寡的紧要关头，突围的先头部队如龙似虎，猛打猛冲，迅速越过牛岭、马岭这两道关口。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和刘伯坚带领后续部队紧随其后，在越过牛岭时，却遭到了敌人的重兵包围。敌人蜂拥而上，将这支队伍拦腰切断，在激战中，阮啸仙壮烈牺牲，刘伯坚不幸负伤被俘。刘伯坚先被押在驻信丰的国民党广东军阀及时军及时师及时团团部，在拒绝劝降后于3月9日被解往粤军及时军军部大庾(今大余县)，囚禁在大庾监狱。其间，曾转监至绥靖公署候审室遭审讯。

刘伯坚自知必死无疑，他至死都为自己是共产党人而自豪。在狱中，他连续写了几封感人肺腑的家书，谆谆嘱告亲人要继承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从以后收集到的信息可以看出，从被捕到牺牲，刘伯坚共给亲人写了四封书信，这里选取了其中的三封。这及时封信是写给刘伯坚爱人王叔振的嫂子梁凤笙女士的，信中反复嘱咐兄嫂找到虎、豹、熊三个儿子，并对他们提出了殷切期望。刘伯坚共三个儿子，在前往中央苏区前，将大儿子虎生托付给妻子王叔振的嫂子，带回西安抚养。此后，虎生再也没有见过父母亲。熊生刚刚出生一个月，就被母亲送给闽西连城县芷溪村黄荫胡家抚养，豹生则被寄养在一只商船上。虎、豹、熊三兄弟自来到人世，便天各一方。因此，刘伯坚对三个儿子格外挂念，在信中反复提及。此外，在这封信里刘伯坚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希望亲友们不要把他被捕的事告诉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冯玉祥、邓宝珊以及国民党上层人士于右任等人，更不要找他们来营救，说自己与他们私人感情虽好，但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如果去求他们说情，便是“丧失革命的人格”。这集中反映了刘伯坚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性格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长征 故事]三兄弟重逢

我的父母是1927年3月成婚的。当时父亲在西北军，母亲是西安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她经常出入西北军营地宣传国民革命，与父亲相识、相恋。母亲是个干练果敢的人，认定的事情绝不放弃。

父母一共生了虎、豹、熊三个儿子，可是没有一个儿子能长久留在身边。1930年，父亲和母亲一起奔赴江西革命根据地，为了工作和行动方便，不得不把两岁多的哥哥送给在西安的舅母。弟弟1931年出生，不满两个月就被送走。当时母亲想着有24小时能重逢，特意和收养人订下“抱约”：“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将其抚养成人，虽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续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母亲写下“承先启后”四个字，一撕为二，以便以后相认。我是三兄弟中在父亲身边留得最久的一个，1935年2月父亲被捕前被送走的。

父亲牺牲后，党中央开始寻找烈士遗孤。哥哥是最早被找到的。西安事变后，赴西安参加谈判，他听说刘家有一个儿子寄养在西安舅母家，立刻派人寻找。凤笙舅母拿出了悄悄藏着的父亲的三封遗书。哥哥拿着遗书，带着周叔叔的亲笔信，一路跋涉到了延安。在我之后，1953年，留在闽西的弟弟熊生也找到了。当时我还在上小学，他已经高中毕业了。弟弟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还寄来一张他的照片。

直到1979年，我们三兄弟才及时次见面。弟弟拿出那半张永远无法拼完整的“承先启后”，年近半百的三兄弟抱头痛哭。

父亲的遗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有时候，我使劲回想，依稀还记得我被送走的那一晚，腿部受伤的父亲拄着拐杖，在漆黑的山间小路上送我的情景。四五岁的我哭着，不肯跟着郭婆婆走。记得当时我大声喊着：爸爸你好恶呢，怎么不要我了。不要把我送给老百姓！爸爸……

那一晚到现在，70多年过去了，我也当上了父亲、祖父。再读当年父亲写给凤笙舅母的信，每一封信都询问寄养在她家的虎生哥哥的外貌，每封信都仔细形容收养我和弟弟的人家的姓名、地址和特征。我开始读懂了父亲的心。

据2011年6月8日《新民晚报》，刘豹口述，任湘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