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 年的这一榜可以称得上真正的龙虎榜。其中的很多杰出人才会和湘军发生关系，例如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李宗羲等都是这一榜的进士。这些人是曾国藩人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李鸿章人脉关系的基础，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湘乡勇的组建，从一开始就不自觉地遵循一个原则：兵归将选，兵为将有。兵归将选，就是由营官组阁，一朝天子一朝臣。给你几百人的编制，你愿意要谁就要谁。营官自己选择的哨长和什长，自然都会服从他的命令，把他当成自己的父兄，这就是兵归将有。

曾国藩召集相关人士讨论湘军水师的进军方向。被召集的人士，不仅包括湘军水师十位营官，还包括左宗棠等人。之前，左宗棠一直充当张亮基幕僚。张亮基调往山东后，左宗棠回到家乡。湖南巡抚骆秉章久闻左宗棠的大名，派人聘请他为幕僚。骆秉章非常信任左宗棠，将军政大事全部交给左宗棠处理。所以，从1854 年到1859 年，湖南的军政大权掌握在左宗棠手中。

湘军统帅各有性格。性格的差异，是导致他们之间产生矛盾分歧的重要原因。1860 年太湖、潜山之战前，曾国藩和胡林翼在战略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分歧。导致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性格差异。他们俩，一个内敛，一个奔放，表现在作战上，一个力求稳当，一个喜欢冒险。

郭嵩焘不得已，只好拿出奏折交给潘祖荫。潘祖荫打开奏折一看，才知道这是一道保荐左宗棠的奏折。起初他并不在意，只是漫不经心地看，当看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话时，他的情绪突然激动了，高声喊道：“好文章！”

李鸿章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哪里不知道刘铭传在撒谎，可刘铭传毕竟是淮军的将领，刘铭传的脸面就是他李鸿章的脸面，他不能打自己的脸。于是，李鸿章昧着良心，在给清廷的奏章里把责任都推到鲍超身上。恰好，此时负责湖北军事的另一员统帅曾国荃也没有弄清楚情况，把责任记在了鲍超的账上。清廷根据李鸿章、曾国荃的奏报，认定责任在鲍超，于是下旨严厉责怪他。……十多年后，当鲍超麾下骁将孙开华、曹志忠在中法战争的台湾战场上与刘铭传再度相逢时，他们依旧无法原谅刘铭传。他俩与刘铭传的矛盾，险些造成了台湾保卫战的失败。

两人相见恨晚，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临别之时，林则徐从行李箱中取出一大捆文件、书籍，放到左宗棠手中，对他说：“历史会证明的，俄国才是中国的真正敌人。我老了，看不到这24小时了，你还年轻，一定会看到这24小时。东南海防，或许还有别的人可以办理，但西定新疆，我看只有你左季高可以做到。这是我穷尽毕生心血收集来的关于新疆的资料，我将它们全部赠送给你，你以后用得着，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当时，左宗棠已经六十九岁了。多年的戎马生涯，使他患上了多种疾病。来西北前就患上了长期腹泻。在肃州大营期间，由于不服水土，全身长满了风湿疹子，夜间抓挠不止，还曾经忽然吐血十余口。虽然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能不能活着回到关内都很难说，左宗棠依旧饱含着巨大的爱国热情，奔赴抵御俄国侵略者的前线。在跟随他前往哈密的队伍中，有几名壮士抬着一口空棺材，跟在他的乘舆后面。那是他为自己准备的！

这就是彭玉麟！朝廷给他加官，他不要；朝廷给他增加俸禄，他不要！但是，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主权受到侵害的时候，他却勇敢地站了出来！这时候的他，已经六十八岁了，身体已经很糟糕，此次南下对于他来说，很有可能会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而，他却浑然不顾这些，在他的头脑里，只有民族大义、国家尊严，丝毫没有个人的存在！他的这一行为，足以与左宗棠抬棺西征相媲美！在侵略者的铁蹄面前，这两位湘军名帅用自己的行为向世人宣示了，什么叫湘军的血性！

李光久长叹一口气，说：“事到如今，我也豁出去了。朝廷怪罪下来，由我李光久一人承担责任。湘军自建军以来，就不准败不相救。我李光久宁愿与武威军一齐覆灭，也不愿做败不相救的懦夫！”说完，李光久不再理会晏安澜，带领部队迅速向牛庄前进。

整个牛庄战役，湘军击毙日寇七十余名，击伤三百余人，这一斩获在整个中日甲午战争中都是屈指可数的。湘军在这一战中展现出了比较好的战斗风范。战斗开始时，魏光焘以三千多人独立抗击三四倍的敌人，连日军也不得不佩服：“其能久与日军交锋者为武威军，奋力决战，力战一昼夜，实清军中所罕睹也。”

序一：湘军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去年夏天，我和天闻数媒的马英老师在北京新康路上的宏状元粥店喝粥，席间谈及湖湘文化的话题。马英老师问我：“湖湘文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话问得突然，我来不及细想，只答了一句：“霸蛮。”

马英老师是北京人，虽也来过湖南但对湖南的了解十分有限，他自然不会懂得“霸蛮”的意思，于是便问我。我一时找不到很好的普通话中的词汇来解释“霸蛮”这个词，只答了一句：“蛮横。”

这个词一出口，我便有些后悔了。“蛮横”的确是湖南精神的一面，尤其是邵阳人，向来以蛮横闻名。但这个词，是个贬义词，而湖南精神，很显然只能是中性或者褒义的。所以，蛮横并不足以概括湖湘文化的实质。它和“霸蛮”并不相等。

那么，湖湘文化的“霸蛮”性质到底是什么呢？在写完《血色天下：湘军征战史》这本书后，我想用这样一句话来解释“霸蛮”，那就是“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这“三不”精神，在湘军将领们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湘军将帅中，不要官的典型代表是雪帅彭玉麟。他曾多次辞去显官要职，宁做闲云野鹤，也不愿替腐败无能的清王朝效力。

湘籍著名作家唐浩明先生对彭玉麟的不要官，有过经典的论述。唐先生说：“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求官、跑官、钻官、买官，又有多少人为了升官，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干得出，还有多少人或颟顸无能，或老迈病弱，却依旧占着一个职位不放。像彭玉麟这样一生辞谢六项崇职要缺，甘愿做苦役实事，甘于做普通百姓的人，衡之古今官场，实在是凤毛麟角，难寻难觅。”雪帅彭玉麟，就是这么一个千古难觅的不要官的奇人！

其他湘军将帅在对待做官这件事上，与彭玉麟的态度差不多。虽然他们并不排斥做官，但无官可做，他们大多能够处之泰然。一般来讲，他们都不会为了做官而拼命钻营。这与李鸿章的“拼命做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不要官一样，不要钱也是湘军将帅们的共同特征(贪财者亦有之，如鲍超，但只是少数，且多为中下级将领)。廉洁自律，这是湘军将帅们高出日后的淮军将领、北洋军将领的重要方面。

湘军统帅曾国藩带兵之初，就立下了不要钱的誓言。虽然曾国藩不像彭玉麟那样清廉，为了融入官场，他也会收灰色收入，但他一不贪污受贿，二不挪用公款，是可以入清官之列的。

与曾国藩一样，胡林翼在即将前往贵州做官的时候，也在先祖坟茔前立下誓言，决不贪污一文钱。后来，胡林翼也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除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外的其他湘军将领，也大多能清廉自守。其中的左宗棠、刘长佑等人，尤其以清廉闻名。

湘军的精神除了不要官、不要钱外，还有一个不要命。说到湘军的不要命，我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左宗棠。

当阿古柏侵略军吞并中国新疆，进窥中国内地的时候，李鸿章等人还在大放厥词说什么放弃新疆。那时候，如果不是左宗棠据理力争，新疆很可能就永远不是中国的领土了！当时，左宗棠已过花甲之年，并且病魔缠身。可是他浑然不顾一己之存亡，只求为中国保住新疆！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不要命的精神！

当法国侵略者吞并越南，进窥中国西南的时候，李鸿章等人还在鼓吹什么和谈。那时候，如果不是左宗棠坚决主战，积极备战，中国西南的矿藏可能都是法国人的了！当左宗棠一次南下督战的时候，他已经双目失明，举步维艰。可是他明知大限之期不远，却依旧义无反顾地南下，走向反侵略的前线。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不要命的精神！

这种不要命，坚决反抗外敌侵略的精神，就是湘军精神中最可贵的一点！任何军队，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即便武器很差，也能击败强大的外敌。甲午战争中中国之所以败给日本，主要原因绝不在于武器低劣，而在于当时的清政府中的某些人(比如慈禧太后、李鸿章)，没有不要命、与日寇血战到底的精神！

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这就是“霸蛮”！这就是湘军精神！这就是湖南精神！而它，更应该成为中国精神！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有这种精神，中国梦的实现，将指日可待！

序二：清末湘军果真是外战外行吗？

每每与人谈起清末的湘军，总有人说湘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历史的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在说出我的观点之前，我先介绍一位普通历史爱好者很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的湘军将领。

他叫方友升，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加入湘军。后随左宗棠入陕甘，办理军需。作为刘锦棠麾下的重要将领，参与收复新疆，清廷赏给他头品顶戴。

1884年3月，清军兵败北宁，滇桂边境局势危急。4月，清廷命当时的湖南巡抚潘鼎新带兵前往广西，取代北宁战败的诸将，抗击法国侵略者。方友升也奉上谕，统率所部两千人，跟随潘鼎新前往广西。

不久之后，方友升和另一位湘军将领王德榜等人一起，率部取得了观音桥之战的胜利，击毙击伤法军一百多人。遭受重创的法军狼狈南逃。

在后来的镇南关一战中，方友升虽然不像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等人那样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但也率部驻守在后路，颇有功劳。之后的谅山大捷，方友升也有参与。

中日甲午战争中，方友升所部虽然没有直接和日军交手，但也驻守在山海关外，守卫后路。战后，方友升就任广东南韶连镇总兵。

八国联军侵华后，当时的湖南布政使锡良奉上谕统率湖南劲字五营、湖北武功五营(挂名湖北的军队，其实是湘军)北上勤王。湖北劲字五营的统帅，就是方友升。1901年4月，方友升率部驻守在娘子关。当时，清廷一味求和，多次命令山西巡抚岑春煊警告方友升等前线将领，不准回击列强的进攻。23日凌晨，德军及教民两千多人猛攻娘子关，方友升率部稍作抵抗后，即根据岑春煊的指示，撤离娘子关。方友升传奇的外战生涯，至此才画上一个并不的句号。

我们可以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按照新疆喀什、广西友谊关、河北山海关、广东韶关、山西娘子关的顺序，连几条线，然后想象一下清朝末年的那种交通情况，这样一来，我们不难想象方友升万里奔赴、保家卫国的辛劳。这还只是说奔波，还没有说其他的困难。苦劳不消说了，那是肯定有的。那么功劳有不有呢？诚如我上面所说，方友升所部在收复新疆、中法战争中的功劳，还是比较大的。

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每当外敌入侵就勇敢走上前线，并且确确实实打过胜仗的人，是我们这些从来没有拿过枪的书生可以随便诋毁的吗？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读者诸君，扪心自问，你们有这个资格吗?

说完了方友升，我要郑重地说出我的观点，那就是：清末湘军外战胜多败少，即便是败，那也是站着败，而不是跪着败的！战斗的结局虽有不同，但湘军精忠报国的精神以及永不服输的血性，始终没有改变！

首先说收复新疆一战。虽然人数只占进军新疆的清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但湘军是这一战的主力。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等地的战斗，是刘锦棠麾下湘军和金顺所部清军一起打的，但湘军是占主要地位的。后金顺前往攻打玛纳斯南城，久攻不下，最终还是湘军赶到，解决了问题。

进军南疆的关键一仗达坂争夺战是湘军打的，达坂、吐鲁番两城是湘军收复的。张曜等部虽然攻下了托克逊，但并未遇强敌，不算关键战斗。南疆作战，湘军是先锋，张曜等部为后继，几乎所有的仗都是湘军打的。后来反击阿古柏余孽的战斗，也基本上是湘军打的。

总而言之，收复新疆一战，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功劳要记在湘军账上。当然，这一点是普通历史爱好者所熟知的。

然后说说中法战争。中法战争的主力是湘淮军，其中百分之四十的战功要记在湘军账上，另有百分之四十的战功是淮军的，包括冯子材所部在内的其他军队分享剩余的百分之二十的功劳。

在中法战争中，湘军胜多败少。及时次基隆保卫战，湘军名将曹志忠指挥得当，取得完胜。第二次基隆保卫战，由于刘铭传放弃基隆保沪尾，最终清军撤离基隆，算不上失败。沪尾保卫战，湘军名将孙开华指挥得当，重创法寇，使法军不敢再窥伺沪尾，功劳甚大。月眉山阻击战，包括湘军在内的清军没能守住阵地，算是失败，但法军不敢继续进击，所以月眉山失守对大局未产生巨大影响。镇南关、谅山大捷，湘军苏元春、王德榜两部是参战主力，战功并不逊色妇孺皆知的冯子材多少。镇海一战，湘军名将欧阳利见沉着指挥，使孤拔不敢进击，取得胜利。

总而言之，湘军在中法战争中，胜多败少，为中法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历史事实，一般的历史爱好者知道的甚少。

然后再说说中日甲午战争。著名近代史专家张鸣教授认为，甲午战争中的湘军之所以战斗力差，是因为“现代化水平还不如淮军”，“装备更为落后”。果真是这样的吗？

事实上，湘军兵败牛庄的直接原因是清廷中了日寇“佯攻辽阳，实取牛庄”之计。在第三、四、五次海城反击战的时候，清军在海城外围集结了六万多人，数量远远超过日军。然而清廷中计之后，海城外围的清军只剩下了一万多，人数远远少于日军。这一万多军队中，只有魏光焘的三千多人、李光久的两千多人参加了牛庄之战。其余的军队由于晏安澜的阻挠，并未开往牛庄。

这样一来，魏光焘、李光久以六千余人对阵日军两个师团两万多人，失败是必然的。然而就是在这种绝望的情形下，湘军的表现依旧不错。连日本人都不得不承认：“其能久与日军交锋者为武威军(魏光焘麾下湘军名武威军)，奋力决战，力战一昼夜，实清军中所罕睹也。”连日本人都佩服，我们又何必抹黑他们呢？牛庄一战，击毙日寇七十余，这一战果在整个中日甲午战争中都是极少见的，是很不错的。可见，魏光焘、李光久以及六千余湘军是努力了，是拼命的。失败主要怪清廷中枢没能识破日军诡计！

当然，湘军兵败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清廷的腐败以及制度的落后等，张鸣教授所说的武器装备不如日军也是一个原因。但武器装备的落后绝不是的原因，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一支丢掉血性的军队，武器装备再好，也不能战胜强敌！

和牛庄之战一样，湘军抗日保台，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当时，慈禧太后生怕得罪日本，严禁大陆接济台湾。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想支援，也被慈禧的谕旨所禁止。大陆的接济没有，而日军的数量却是如此之多，失败是必然的。

然而，就是在这种绝望的情形下，七千湖湘子弟依旧奋起抗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最终都长眠在宝岛台湾，其中包括新楚军的将领湖南湘潭人杨载云、湖南平江人胡轮。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就曾公开表示：“我作为湖南人，可以很自豪地讲，湖南人是用生命防卫过台湾。”“湖南人爱台湾不是用嘴巴讲，在历史上用血来表达对台湾维护的感情。”

说说湘军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作为。湘军将领刘光才率领的忠毅五营、劲字五营取得东天门阻击战的胜利，使法、德列强不敢深入山西，进逼慈禧太后及光绪帝所在的西安，功劳甚大。

，方友升率领的武功五营、刘光才率领的忠毅五营、劲字五营，分别放弃娘子关、固关西撤。这虽然是比较可耻的事，但其主要责任在慈禧太后、李鸿章、庆亲王。这些人一味求和，多次命令山西巡抚岑春煊警告刘光才、方友升，面对列强的进逼不准还击。刘光才、方友升不能违命，所以才丢弃要地西撤。这件事怪不得他们。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光才麾下将领彭定云率部稍微反抗一下，就击毙了德军及教民百余人，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综上所述，清军湘军并非外战外行，而是外战内行。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所说的“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并非吹嘘，而是晚清历史的事实。

第十一章左宗棠收复新疆

决定中国命运的大讨论：海防与塞防之争

1875年初春的兰州，严冬的酷寒还没有消去，每当夜幕降临，气温会急速下降，令人感觉到刺骨的寒冷。为了躲避严寒，人们早早地便躲进了被窝里。白天熙熙攘攘的大街一片漆黑，除了更夫之外再无别的人影。

然而，此时的陕甘总督衙门中，却有一盏煤油灯一直亮着。透过纸糊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肥胖的身影正在灯影下转来转去。

是什么人这么晚还不睡觉呢？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那么，是什么事情令一向乐观的左宗棠如此焦虑，夜这么深了还独自在衙门中转来转去呢？答案，就隐藏在左宗棠的身边。左宗棠的身边是一张用来办公的方桌。方桌之上，放着一道左宗棠刚刚收到的朝廷六百里加急密谕。

随密谕一起来到兰州的，是一大捆大臣上奏的抄本。这些大臣所讨论的，正是对日后中国之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海防与塞防谁更重要的问题。朝廷给左宗棠发这道密谕，正是想征求他对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看法。

原来，自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的防卫局势日趋严峻。日本准备大举购进先进的铁甲舰，构建铁甲舰队的消息，更是令奕?、文祥、李鸿章等关注海防的清朝重臣感到寝食不安。

在奕?等人的引领下，海防成了清朝的头等大事，而塞防则逐渐淡出了主流的视野。然而，筹办海防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大把的银子，这对经受长期战乱以致财政拮据的清王朝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李鸿章抛出了一个奇怪的主张：暂时放弃当时已被阿古柏侵略军(来自中亚小国浩罕的一支侵略军)占领的新疆，节省加强塞防的饷银，用来支持海防建设。

李鸿章认为，塞防不如海防重要。新疆相当于人的肢体，而沿海相当于人的腹心。人没有肢体还可以存活，但没有了腹心，也就没有了生命。新疆不收复，不会影响到京城，而海防一旦吃紧，京城立即就会震动。所以，海防比塞防要重要得多。

李鸿章又认为，用兵新疆，至少需要内地支援白银数千万两，而阿古柏侵略军狡诈凶悍，又有英、俄等强国撑腰，难以打败。到时候军事受挫，内地财源枯竭，海防用款无处筹集，后果将不堪设想。

李鸿章还认为，新疆荒凉，没有收复的必要。他说，自乾隆年间新疆正式成为清朝的实际控制区域后，内地每年都要支付新疆驻军军费三百万两白银，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所以，与其收复新疆，还不如失去新疆，省下这每年三百万两用作海防经费。

，李鸿章认为，新疆远离中原，国际关系复杂，迟早会被他国占领。如果我军西进，则英、俄会联合起来阻挡，我军必败。与其这样，还不如放弃新疆，使英、俄两国互相牵制，确保我西北边疆安宁。

根据以上这些想法，李鸿章上奏清廷，请求清廷明发谕旨，命令西征各军没有出关的暂缓出关，已经出关的暂缓西进，只需要留下数千精兵驻守，防备阿古柏侵略军继续南进就可以了。这数千兵，应该采取且耕且守的办法，自己解决粮食问题，以节省开支。这样一来，用作塞防的粮饷将大为减少，因此省下来的大量粮饷，都可以用到海防上，海防经费也就有着落了。

李鸿章的主张得到了不少重臣或全部、或部分的支持，作为当时舆论导向风向标的《申报》也为李鸿章的主张摇旗呐喊。一时间，放弃新疆的言论甚嚣尘上。

正是在这种海防派论点占优势的情况下，左宗棠接到了朝廷的谕旨，征求他对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看法。

夜已经很深了，气温也越来越低了，空气中充满了凝固的气息。然而，左宗棠丝毫感觉不到寒冷，并且睡意全无。他知道，这是决定他个人命运，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如果不能说服清廷重视塞防，那么他这么多年的心血可谓是白费了。不仅如此，如果放弃新疆，国家将会有累卵之危。这些，都是左宗棠非常担心的事情。

如何说服朝廷用兵新疆呢？左宗棠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的思绪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时刻。

那是1850年1月。前任云贵总督、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开缺回籍，路过长沙，想起了他关注多年却一直没能会面的左宗棠，于是专门派遣仆人前往湘阴请左宗棠来长沙会面。

左宗棠得知消息后，兴奋不已。这么多年以来，林则徐一直是他的偶像，能有机会与林则徐畅谈一番，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左宗棠、林则徐，一个是三次会试不中的乡下教书匠，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朝廷的重臣，看上去两人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但其实，两人之间的渊源还真不少。

当年，左宗棠以“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月，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一联获得时任两江总督陶澍的赏识，后来两人结成儿女亲家，陶澍的儿子陶桄后来娶了左宗棠的女儿。这个陶澍，正是林则徐仕途上的一位大恩人。林则徐长期担任江苏巡抚，为陶澍的下属。正是陶澍的重用和提拔，才成就了林则徐日后的飞黄腾达。因为这层关系，林则徐对左宗棠其实是不陌生的。

后来，林则徐虎门销烟，领导清军坚决反抗英国侵略者的侵略，成为了著名的民族英雄。左宗棠对此非常钦佩。林则徐的主战立场对左宗棠的影响非常大，此后的左宗棠，无论是一介草民，还是封疆大吏，面对外国侵略，始终主张坚决抵抗。

后来，左宗棠担任云贵总督。当时，陶澍的女婿、左宗棠的好朋友胡林翼在贵州担任知府，是林则徐的下属。胡林翼多次向陶澍推荐左宗棠。林则徐对左宗棠有了更多的了解，便要胡林翼去请左宗棠来云贵督署工作。当时的左宗棠虽然很想去云南拜见林则徐，但无奈家务缠身，无法前往，只得婉拒了林则徐的邀请。左宗棠与林则徐的及时次会面也就因此推后了。

左宗棠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这样表达自己对林则徐的崇敬之情，他说：“十多年来，听到别人对林公的赞赏，又看到陶公与他的来往信函，以及陶公私自记载的几则关于林公的笔记，我对林公的为人，非常佩服！自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我的心一直跟随在林公左右，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忽而笑。近年来林公辗转大江南北，一直跟随他的能有几人？他又怎能知道，在这湘阴乡下，有一个叫做左宗棠的人，是他的知己呢？”可见，左宗棠对于林则徐，是相当仰慕的。

所以，当左宗棠听到林则徐请他去会面的消息后，非常兴奋，连忙跟随林家仆人来到湘江边。这时候，林则徐的座船已经停靠在江边，当地的不少官员听到信息后，前往拜见这位名震中外的民族英雄。

左宗棠来到岸边后，将一个写有“湖南举人左宗棠”的大红拜帖交给仆人带给林则徐。不一会儿，仆人回来告诉左宗棠，林则徐已经支开了其他官员，专等左宗棠上船会见。

由于太过兴奋，左宗棠在过连接堤岸与座船的踏板时，一个不小心掉进了湘江中。虽然冬天水不深，没有性命之虞，但当左宗棠爬上岸的时候，他的衣服、鞋子全部湿透了。

浑身湿透的左宗棠进入船舱拜见林则徐。林则徐看到他一副落汤鸡的样子，不禁哑然失笑。

左宗棠自我打趣说：“我听说三沐三薰是一种重要的礼节。我今天做到了三沐，只是三薰还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