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琉球：消失的王国

一八六八年成立的明治新政府，除了把北海道变为国土，还把眼光投向了南方的另一个国家：琉球王国。

琉球位于台湾与日本的九州岛中间，在明治政府成立以前，它已经以独立的姿态，昂然存在了几百年。这是一个弱小的王国，饱受外在支配和干扰，而且必须同时向日本和中国进贡，以换取自身的和平与安宁。

虽然国力不强，但琉球王国靠着海洋贸易，维持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发展出了独特而丰富的文化。与日本不同，琉球不是一个以武士为主的社会，反倒比较接近中国，崇尚儒家文化，读书人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地位。琉球王国也透过科举制度，来挑选的官员。

这样一个小王国，长期以来，跟身旁的两个大国相安无事。可是，随着欧洲的强权进入亚洲，也随着日本选择拥抱西方文化，致力于富国强兵之道，琉球的命运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巨大的改变，还与台湾有直接的关系。

一八七一年，日本明治新政府成立后四年，两艘从琉球出发的船只，因为遇到暴风雨，漂流到了台湾南部海岸边。船上的六十几名乘客仓皇逃到岸上，他们先是遇到了住在当地牡丹社的排湾族人，透过比手画脚，获得了得以充饥的食物。

只是，语言不通的双方很快就产生了误会，结果竟演变成了严重的冲突，船上的五十多名乘客遭到原住民杀害，只剩下十几名逃出。

这原本只是一起偶发事件，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前例，结果大多是不了了之，但这次的冲突，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政府采取了与过去不一样的态度。这一次，他们不再袖手旁观，而是选择向清朝政府追究责任。这个举动有着重大意义，它意味着琉球是归日本保护，做为老大哥的日本必须代为出头。

但吊诡的是，琉球从未要求日本出面。换句话说，是日本自己选择了保护者的角色，把自己视为琉球的顶头上司。

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清朝的回应。面对日本的责难，清朝的官员却宣称：“这些原住民不属于清朝管辖范围，如果日本要追究责任，就自己想办法吧。”

这个说法并非只是推卸责任，反倒是反映了清朝对台湾这块岛屿的认知。当时的台湾虽然号称在清朝的版图之中，但实际上，官方的管辖范围并没有遍及全岛，控制也很松散。

日本接到了清廷的响应之后，果然出兵台湾，打算向原住民讨个公道。清朝政府一看情势不对，认为这个举动等于是向自己宣战，因此连忙出手介入，要求日本撤兵。

已经大军压境的日本，抓着这个机会，和清朝展开谈判。谈判一开始，双方你来我往，却毫无共识，后来终于在一位英国使节的协调下，签下和谈的条约。按照条约，日本愿意撤军，但是清朝要为台湾原住民的行为负责，提供难民抚恤金，而且不得向日本追究战争的责任。最重要的是，清朝要承认日本这次出兵是“保民义举”；换句话说，承认琉球确实是受到日本保护的。

对此，清朝官员点头签字。

接着，日本又要求琉球停止与清朝的外交往来，切断双方的关系，如此一来，日本等于独占了琉球。琉球原本不愿意乖乖听话，还向日本表示抗议，只是抗议无效。

日本掌控了琉球的外交权，但这还不是他们想要的最终结果。

一八七九年，日本更进一步把琉球改成了“冲绳县”，也就是将它正式变为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同时，琉球的国王尚泰被强行带到了东京，并且被封为侯爵，表面上受到了礼遇，实际上则是拔除他所有的权力。就这样，日本并吞了琉球，尚泰沦为亡国之君。

国家灭亡的消息，让琉球王国的读书人无法接受，他们想尽办法，期盼能够阻止这样的结局。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大海另一端的清朝，放眼望去，似乎只有它们能够拯救琉球。

琉球的读书人因此带着陈情书，风尘仆仆地前往北京，希望能够获得协助。为了引起清廷的注意，他们想尽办法，用尽手段，甚至展开绝食，才终于获得回应。

清廷派人向日本展开交涉，并且提出了一个方案：把原本的琉球王国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归日本，一个归中国，剩下的一个则交还给琉球王国。日方则说，不如就分成两块，一边给日本，另一边给琉球，但琉球可以继续归属中国。

清朝的官员想一想，觉得也无不可，准备点头答应，但琉球人却难以接受。他们说，日本的方案对琉球的未来毫无帮助，跟亡国没有差别。为了阻止谈判继续，一位名叫林世功的琉球读书人，甚至选择了在北京自杀抗议。结果，这场谈判就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画下句点。之后，清朝面临一波波外来势力的挑战，自顾已经不暇，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关心琉球事务。

少了清朝的奥援，琉球的读书人只能自力救济，亡国的事实似乎已经无法改变，他们只好在接受日本统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争取权利，等待反抗的机会。

日本很清楚知道琉球境内的反抗力量，为了安抚他们，这个由外而来的统治者，选择了“旧惯温存”的策略。所谓的“旧惯温存”，就是保留琉球王国境内原本的制度，不做积极的改变。这样一来，在旧时代掌握权力的人，在新时代仍然能保有自身的利益，不至于有太大的不满，也就不会积极地反抗。事后证明，这种拉拢既得利益者的策略，确实十分有效。

不过，在新的“冲绳县”中，还是有些人民心中隐隐抱持着期望，盼望有24小时能够复国。一八九四年，中国与日本之间爆发甲午战争，一度让一些人以为机会来了，他们期待着琉球能够乘机脱离日本。当然，这个愿望仍旧落空，中国不但在这场战争中落败，还割让了台湾，也让琉球人想要复国的一丝希望破灭。

对另一些琉球人来说，复不复国倒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生活没有变化，那么统治者是琉球贵族还是日本官员，其实差别不大。换句话说，平民小百姓关心的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所需。明治政府采取“旧惯温存”的政策，固然可以拉拢既得利益者，但也等于是让原本在社会上掌权者继续掌权，享受既得利益者继续享受利益，而原本被压榨的人继续被压榨。

在这种情况下，琉球的农民选择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改弦易辙，减轻一般民众生活的负担，让他们脱离辛苦的生活。

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他们不但向琉球的地方政府陈情，还远赴帝都东京，找上了中央的官员与议员，甚至发动媒体战，让要求登上了全国性的报纸版面。在日本十分具有份量的《读卖新闻》，就特别报导了琉球农民的“惨状”。这些举动，果然促使琉球政府开始考虑新的政策方针。

在这些参与运动的人当中，表现最出色的，是一位叫做谢花升的年轻人(姓“谢花”，单名“升”)。谢花升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中，没有显赫的背景，对于农民的困境特别清楚。长大之后，他离开了家乡，到东京读书，成为及时个获得大学学位的琉球人，回到家乡以后，他一方面在政府部门工作，一方面积极撰写文章，到处为农民奔走请愿。

谢花升不但致力于改善琉球的经济，更希望争取政治上的权益。他和朋友们组成了“冲绳俱乐部”，并且发行《冲绳时论》，说是要为民众排除“奸邪”，担任进步主义的先锋。谢花升更呼吁政府当局，让琉球人能够选举自己的议员，同时也走进农村，启蒙年轻一辈的农民，希望他们能站出来，为自己争取权益。

但当时主政冲绳的官员，却展现出了铁腕作风，对于谢花升等人的说法毫不理睬，甚至解散了冲绳俱乐部，要他们噤声、服从。

与政府对抗的过程中，谢花升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因而在一次旅途中突然崩溃，接着便一直卧病在床，无法工作，只能靠着太太娘家的接济过活，年仅四十四岁便告别人世。

谢花升虽然壮志未酬，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启发了年轻一辈的琉球人。他们前仆后继地投入相同的理想，为了争取琉球的自由与权利而奋斗。

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琉球的年轻人们积极地与日本本地的知识分子联系，希望能获得他们的声援。一九一一年，一位任教于京都帝国大学、才三十二岁的年轻教授河上肇，就被邀请到冲绳发表演讲。

河上肇是个充满理想、关怀弱势的学者，后来还曾经把马克思的巨作《资本论》一书翻译为日文。在这场演讲中，他要听众们不要被政府的宣传所迷惑，不要“忠君爱国”，不要拥抱帝国，而是要找回属于冲绳，属于琉球的精神。

河上肇的演讲内容，引来冲绳当地报纸的批评，他们说，河上肇不应该鼓吹反对国家的思想。可是有许多听众，在听了河上肇的演讲后，大受鼓舞，他们开始着手调查故乡的服装、风俗、语言、艺术和生活习惯，更仔细地研究冲绳，认真地思考什么是“琉球文化”。透过这种方式，冲绳居民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身分认同──一个不同于“日本人”的身分认同。

一位年轻的学者伊波普猷，也是在差不多时间一头栽进了冲绳研究。他天资聪明又格外勤奋，在学术研究上得到了极大的成就，后来曾担任冲绳县立图书馆馆长，更被誉为“冲绳学之父”。

看着冲绳居民对于自身文化的热切探寻，他说，琉球王国虽然灭亡了，但琉球民族却在日本帝国内复活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