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沦陷

我们县城是1944年春天沦陷的。当时是杏子黄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麦子快熟了，汝河一带有一种说法叫“麦黄杏”。春天的汝河特别清，可以说是清澈见底，游鱼可数。那天早上，家里人起得特别早，五更天已把昨天准备好的东西装上了胶轮马车，三辆马车装了东西连坐人满满的。前面走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的是母亲、大妹、三弟和怀中抱着小妹的奶妈——王嫂。再前面走着三匹马：父亲骑的是棕色蒙古马“千里一盏灯”，大哥骑的是“四蹄踏雪”大青马，我骑的是黄色小川马。这一行人浩浩荡荡穿过县城的石板路，街道两旁所有的店铺封门闭户，整个县城像死一般寂静，显得马蹄踏着红石板的声音“踢踏、踢踏……”地格外响。出得城来，过了汝河大桥，回首北望，汝水缓缓从西门绕南门而过，宛若玉带，晨雾中依稀可辨红石基青砖砌成的城郭。不知怎的，生我养我的这汝水边的小城，我无数次看过她，为什么今天她是那么美，虚无缥缈，犹如仙境？！这一刹那的景象使我终身难忘。远处村庄的雄鸡报晓，此鸣彼应。本来是田园闲适的乐章，而今听来却揪心地难受。“国破方知山河美！”“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到南岸福音堂附近，碰上了金立时先生、金师母和可爱的“贝里”。我就在这所名叫斌英中学的教会学校读初中二年级。金先生是加拿大人，出生在杭州，其父母都是传教士。后来金先生回国读了大学后，又到此来任教。金先生是我见过的洋人中，汉学底子极厚的一个，而且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善良。由于我和哥哥两个人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所以父亲与金先生交往甚密。父子三人见了先生纷纷下马，行礼过后，父亲问金先生何往，先生曰：去漯河乘火车南下。先生很动情地说：“保重，保重！”从他那绿眼睛的泪花中，看出了他不愿说的话。此一去何时见也，就不得而知了。

天大亮了，中原大地一片丰收的景象，麦浪滚滚，由绿变黄，无边无际。公路两旁柳丝长挂，时不时能够听到几声鸟儿清纯的叫声：“布谷、布谷……”“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农夫依旧在忙碌着田里的活计，对“日寇”之将至，“亡国奴”的滋味，似乎是无可奈何的。可爱的伟大的可怜的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们，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若不去顾这眼前快要成熟的小麦，可怜一家数口，张口吃饭靠什么呢？

我们整整走了24小时，这样的景色在中原大地，没有多大变化。从汝河边走到湛河岸，我们进的及时个村子叫“孙寨”，后来真正住的时间长的村子叫“洪庄杨”，一个在湛河南，一个在湛河北，都在河岸边。距此不远有一个渡口，古槐之下，有块石碑，上刻“子路问津处”。究竟孔子去楚国时，是否在此处渡河，就无法考证了。但这里是叶县境，即春秋楚国叶邑倒是真的。据我的启蒙老师戴石斋先生讲，襄城(战国为襄城邑)因周襄王避难于此筑城而得名，叶县则是叶公问政于孔子的地方。可惜至今我都没看过这两县的县志，不敢说是否有据可考。

“洪庄杨”是个寨子，寨东西的两门是主要通道。寨里居住着百十户人家，房舍多半是青砖青瓦，很少有麦草房。看来杨家是多年的书香门第。最显眼的是那寨中间的“花门楼”。这“花门楼”是名副其实的，雕木镂砖，金碧辉煌，颇像个宫殿庙宇。“花门楼”是杨家何人为官所建，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今天住在这里的少掌柜杨耀瞻先生，却是少年时期对我极有影响的启蒙老师。我们就是冲着“花门楼”来避难的。据母亲讲这杨家的祖母曾是我远房姑奶，论辈分我该称这杨先生为表哥。可是彼此年龄相差甚远，那时的杨先生已是三十岁左右的人了，加上后来真正成了我的老师，所以我一直以“杨先生”相称。他家住在靠西门的一院房子里，一进三院，过厅厢房，很是整洁，但不知为何空无人住。这院房比起我家是差了些，可这“逃难”时期，能有这住处也就很不错了。主仆能分开，厨房、马厩一应俱全，对我们这一家几十口人讲，实在是不容易找到的好去处。

这寨子很像个样子，寨门、寨墙、寨楼都很牢固。寨壕还可以通水，很像护城河。壕外高出两米多是个堤，堤上可以拉牛车，堤岸栽种着杨树、槐树、柳树，郁郁葱葱，煞是好看。河是在寨南淌过，离寨子大约还有半里路。这堤、这壕、这寨是为了防洪水，或是防土匪，或是兼而有之，我倒没有探究过。

我印象最深的是寨西的那个乡学，距寨门三四百米，坐北向南，从建筑看显然是个庙宇改建的，但供过什么神已无从查考。院内苍松古柏，方砖铺地，甚为整齐。这乡学本是一所完小，由于抗战来了一批我们这些城里的中学生，也就成了“戴帽儿”中学了。中学班的学生基本上由两位杨先生教：杨耀瞻先生主教英语、代数、几何；另一位杨先生是耀瞻先生的堂哥杨敬斋先生——大杨先生，博学多艺，主教古文、历史、地理。大杨先生寡言而不修边幅，衣着颇似老农，秋冬之季毡帽、长衫、布鞋而已。他长于音律，二胡、板胡拉得极好。我听过他演奏的岳飞《满江红》，甚为悲壮。他也教我们音乐课，那“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几乎成了我们早晚集合站队时的校歌。

两位杨先生的国文底子，应该说都是很好的。他们都教过我们语文，只是敬斋先生偏重打基础，耀瞻先生更重视思想性。我跟敬斋先生学了《古文观止》的名篇如《秋声赋》《赤壁赋》等，皆能背诵如流。敬斋先生给我开讲的及时篇是李密的《陈情表》，当讲到“行年四岁，舅夺母志”时，他说：“长到四岁时，他舅逼着他娘嫁了人。”不知为什么，我把他这句通俗易懂的译文一记就是几十年。先生懂不懂训诂我就不知道了，但他把关键词“夺”讲成“强迫”“逼”是很好的。他和几十年后的国学大师赵荫棠先生，对我走上大学古典文学讲坛无疑都是有着重要影响的恩师。

耀瞻先生从选文上重视教育孩子们的抗敌救国精神，实为难能可贵。我在他的教导下，及时次读到了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等催人泪下的爱国主义名篇。

沦陷区能有这么一块“避风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抗战后期，侵略者已经成强弩之末，加上日寇战线拉得过长，其兵力只能侵占一些县城，且侵略军多是蒙古兵、朝鲜兵这些“二狗子”和少部分汉奸。乡镇地方个别时候有鬼子白天出来骚扰，太阳一落山这些家伙就要回城退缩到“乌龟壳”里去了。再则，伏牛山一带地主武装很强，长枪、短枪、手榴弹均有，专门保护自己村寨，小股鬼子是不敢轻易进犯的。所以大敌当前是很少听到有土匪打家劫舍的。洪庄杨地处襄城、叶县、舞阳的三边地带，也就成了谁也管不了的“游击区”了。

有一次例外，那是那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月明星稀，秋风萧瑟，从东边百宁岗方向传来了阵阵枪声，说是鬼子要从这里渡河。全寨男女老少都跟着民团出了寨。我也辨不清方向，只是跟着大人钻进了高粱地。中夜月光时隐时现，露水很大，鞋全湿了，趴在高粱地里又潮又冻。说也奇怪，几百口子人，连怀抱中的婴儿，都吓得没有一点声响。地边田垄上趴着端枪的百十号丁男：有父亲、表哥，更有杨家的家丁、佃户。鬼子真的来了，他们骑着高头大马，约摸有几十个人，走的是大路，离我们有三四百米。连他们“叽里呱啦”说话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但他们不敢进寨，而实际上虽寨门紧闭，亦不过是一座“空城”。这算是我及时次见到的日本侵略军。

这里消息闭塞，只能听到个别进城去的人带回来的一些传闻：有人说鬼子在平顶山一个山洞里，放毒气毒死了几十口子人，有老人，有妇女，连怀中吃奶的婴儿也不放过。又有人说：鬼子在颍河边一个村子找水喝，打一家的门没有开，跳墙过去一刀砍死了八十岁的老汉，进屋又把孙媳妇怀抱的娃娃用刺刀挑了，然后十几个鬼子像野兽一样轮奸了这个媳妇。我听得咬牙攥拳，恨不得快快长大，端起枪，杀一个鬼子抵一条命！

这时期，我好的朋友是二表哥王柳松。少年时期，我就认为他很神气。那年他好像是国民党军校七分校毕业，穿了一身陆军军装呢，脚蹬黑皮鞋，腰系武装带，佩了一把短剑，威风凛凛走进了我们家门，端端正正向我父亲行了个举手礼。我站在旁边爱不释手地摸那短剑，只见那剑柄上还刻着“蒋中正赠”四个字。表哥善意地用手捏了我一把，这我才意识到当父亲的面是不能提“”的。

后来表哥一直在抗日部队里供职，家乡沦陷时，他是刚刚打了仗，赶回来找我们才到了洪庄杨。表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骑马、打枪很有一套，所以我特别喜欢和他在一起玩。我能抓鬃跃上那没鞍没辔正在奔跑的赤条马；我能用左臂托着驳壳枪，单打那树上的横枝条，都是跟着二表哥苦练出来的。日落西山，放学回家较大的乐趣，就是跟二表哥到湛河岸边骑马、打野兔。东坡当年密州出猎，是“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我也发发少年狂，策马奔驰，如疾风闪电，又习练骑射，待他日报国杀敌，驰骋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