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一：

不可否认，焦竑是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浸染很深的一位学者和思想家。“文学”在焦竑那里并没有刻意为之，兼济天下的中国文人集体无意识在焦竑这里主要是通过涵融的哲学主张、重视实政的政治思想来实现的。所以焦竑表现出“重道轻文”的思想倾向。他在《与友人论文》中开篇即言：“窃谓君子之学，凡以致道也。道至矣，而性命之深窅与事功之曲折，无不了然于中者，此岂待索之外哉。……故性命事功其实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从中不难看出，焦竑以其心学思想中的“道”“性”为出发点，构成了一个“道”—“性”—“文”的思想体系，并且前两者在焦竑心目中地位较重要，而“文”仅是一种文饰而已。这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即认为焦竑是一位如朱熹、二程一样的道学家，而事实并非如此。焦竑的思想较为复杂，其文学主张确实受到了哲学思想的影响，有重道轻文的倾向，但他又并非对“文”不屑一顾，相反，他也利用在文学创作中获得的灵感来弥补哲学思想上的不足并推动哲学思想的跃进，其文学思想中的“性灵”说就是一例。另外，焦竑虽然在主观层面对文学的地位存有偏见，但在客观上，焦竑的诗、词、小品文甚至墓志铭、策论等应制之作都文采斐然，在明代的众多学者和文学家中也堪称独步。如果以儒家的“文”“质”观点来衡量的话，焦竑是以状元的丰富内涵来驾驭文学的，这就使其诗文既具备学者的深度同时也不乏诗人的灵动，真正实现了朴拙与优雅的统一。

书摘二：

在这一方面，焦竑对魏晋文人非常推崇，在他看来古代文人中如魏晋时人以本色行事，又能以本色为文者实在所见不多。其中他对陶渊明更是顶礼膜拜，甚至“每念其人，辄慨然有天际真人之想”。究其原因，焦竑眼中的陶渊明是一位人品率真，忘怀得失并能够以胸臆之语进行创作的诗人。而其后的各代诗人往往脱离真情，为赋新词强说愁，只求争得暂时的荣誉，这样便导致诗道日微，能够打动人心的作品越来越少。

于是，焦竑以是否表现性情作为衡量作品优劣的重要指标。焦竑认为唐宋两代诗歌存在差异，总体来说唐诗优于宋诗，原因在于宋诗主“义”，而唐诗主“调”；宋诗刻板而偏重于道学，在表达真实性情方面略逊一筹，而唐诗则善于表情，是对人的真性情的表达。焦竑对唐宋诗的差异可谓一语中的，这种差异在当今学界几乎是一种共识了，而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能从性情的角度看待诗歌优劣，可谓慧眼独具。

书摘三：

焦竑非常重视文学的经世作用。焦竑十分欣赏中国文学的“讽刺”传统，认为先秦的儒家经典能够起到这种作用。事实上，《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确实因为它们鲜明的讽喻性而为后世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借鉴，因此焦竑主张恢复这种“言之无罪，闻之足以戒”的诗道传统，但往往事与愿违，后世诗歌假言、空言盛行，诗歌成了流连感伤的随性之作，以讽喻为主的六艺传统消失殆尽。故此，焦竑痛心疾首。在前代诗人中，他唯独推崇杜甫，认为其能够“闵事忧时”，力挽狂澜于即倒，其诗歌鲜有虚妄无用之语，甚至认为杜甫的诗歌达到了“动关国体”的高度，被后世推尊为“诗人之冠冕，良非虚语”。与杜甫相似，白居易也是焦竑推崇的对象，原因在于白氏的作品也以讽喻为主，其文章刺世伤时，与杜甫不相上下，“非近代词人比也”。

书摘四：

焦竑并不是为了考据而考据，考据只是焦竑经世的手段。焦竑的主要考据学著作《焦氏笔乘》中的大多数内容是他在求取功名过程中的读书笔记。他也十分重视对前代经典乃至史书的考证，对儒家六艺、《史记》《汉书》都用力颇多，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经典中含有大量立身、治国的方略。这是与后来清代朴学学者截然不同的。清代考据之学也可称为朴学或乾嘉学派。客观地说，清代朴学对于扭转宋明以来“束书不观”的不良学风确实意义重大，一批朴学学者为考证古代典籍的应有之义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过犹不及，一些人沉溺考据，埋首故纸，远离现实，以求洁身避祸，丧失了古代文人忧国忧民的担当意识。直到清末章学诚、钱大昕等人才又重新举起史学经世的大旗，而在这一点上焦竑要比他们早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