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作为哲学家的一生

牟宗三，字离中，1909年(清宣统元年)夏历四月廿五日生于山东栖霞蛇窝泊牟家疃祖宅。牟氏祖籍原为湖北公安县，明洪武年间迁居栖霞县，历经数百年繁衍，成为全县较大的望族。宗三乃栖霞牟氏老八支中第四支的后裔。其父牟荫清，最初以经营骡马店为业，后改为纩织业附带农耕，娶杜氏为妻，生三子，长子宗和，次子宗德，宗三为季子。荫清教子有方，宗三自幼深受父亲的影响。

1917年，宗三(9岁)读私塾；1919年，升入蛇窝泊新制小学；1923年，考入栖霞县立中学；192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读预科，一开始就决定了读哲学。两年后，宗三升入哲学系本科就读，开始地接触到西方哲学，同时在自学中把握到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一大根源《周易》。宗三的学思在中西方哲学的来回中双向并进，一边读《周易》，一边沉浸于怀特海(Whitehead Alfred North)的哲学之中。宗三对怀氏哲学见解超凡，卓然而成一家之言，直至暮年，仍然引以为骄傲。然而，怀氏哲学无法满足宗三极强的思辨爱好与要求。因此，宗三从怀氏走向了罗素、莱布尼茨、康德的哲学。宗三自治易学，大学未毕业就写出了处女作《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与道德哲学》(原名)，假借易学阐发"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元学"即"玄学")，并为中国思想中的哲学赋予一个形式系统，后被誉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当时，此书就得到了林宰平、沈有鼎、熊十力、李证刚、张东荪、孙道升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并引起了名重一时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重视。因为此书的方法论之争及其中的玄学意味，导致宗三与胡适之间在学问的精神方向上的彻底决裂与分道扬镳。

在读大学期间，对宗三思想有直接影响的是张申府、金岳霖与张东荪三位先生，这三位先生是宗三的启蒙老师，分别从逻辑学与知识论方面对宗三早期的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32年冬，在邓高镜先生引荐下，宗三认识了熊十力先生。从此，宗三以熊十力为师，并终生服膺。这其中，较大的关键在于熊先生给宗三的生命与思想带来了一个具有"质"的决定意义的大转变，那就是使宗三从西方哲学复归中国哲学，接续了儒学的慧命。事实上，宗三成为熊十力衣钵的传人，接续与光大了以儒学为主的中国文化的慧命。

1933年，宗三大学毕业，执教于山东鲁西寿张乡村师范学校。1934年秋，宗三北上天津，投奔老师张东荪，并与罗隆基常相往还，加入了国家社会党，参与编辑其机关刊物《再生》杂志。宗三大学未毕业就已经成为《再生》的撰稿人，发表的文章受到师友好评，颇为张君劢欣赏。张君劢后来写《立国之道》一书，便请宗三其"哲学基础"一章。1934年10月，关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论文，由张东荪主编，结集为同名著作出版。宗三有3篇论文，均全文收入该书。其中，《逻辑与辩证逻辑》一文成为该书的压卷之作。这年秋天，宗三赴粤，任教于陈济堂在广州创办的私立学海书院。这期间，宗三接替张东荪主编广州《民国日报哲学周刊》，不负所望，编辑与刊发了国内许多著名哲学学者研究中西哲学的论文，他自己也在该周刊上发表了若干篇重要论文与译著，这些论文的大多数构成了其逻辑学与逻辑哲学巨著《逻辑典范》的部分基础。

1936年秋，学海书院解散，宗三回北平，谋事无成，熊十力请求老友梁漱溟每月出资30元，供宗三继续从自己念书。梁先生一口应诺，却提出了苛刻的附加条件：要求宗三必须亲自观察和了解他在山东的乡建事业；必须读人生哲学之书籍；必须不得做政治的利用。宗三到了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由于不能认同乡建运动，与梁漱溟争辩，极不相契，不辞而别。十年之后，宗三在宁创办《历史与文化》杂志，梁漱溟向宗三订阅。宗三作一长函致梁，有意对他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活动提出规谏。未料，梁竟然率尔在宗三的信函上作答后寄回。宗三同样毫不客气地回敬了梁，将梁的答批一一剪下来，装入信封，原物寄还。梁牟就此绝交。20世纪70年代，梁对研究他(梁漱溟)的美国专家艾凯(Guy Alitto)博士谈到此事，依然感叹说：牟宗三，"他脾气真大啊"！又感慨道："没想到，他如今以哲学家名于世矣。"虽说宗三与梁绝交，但是数十年之后，宗三在《现时之中国之宗教趋势》一文中，却能本于学术的公正立场对梁漱溟为中国文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和礼赞。1988年，梁漱溟逝世，宗三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梁漱溟伟大的一生。

"七七"事变后，宗三从北平辗转至长沙、南岳，再到桂林，先后在梧州中学和南宁中学任教。1938年秋，宗三来到成为全国"避难所"的大后方昆明，谋职无比艰难，一年多的时间全赖好友张遵骝资助度日，在困顿中发奋撰著《逻辑典范》。远在重庆的熊十力得知宗三春城被困，致书在西南联大的北大哲学系主事的同仁汤用彤教授，极力举荐宗三回母校任教，其中写道："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此一人为可造，汝何得无一言，不留之于母校，而让其漂流失所乎？"汤用彤的回答是：胡(适)先生通不过。此时，胡适为驻美大使，却仍然遥控校事。宗三自大学毕业，终身被拒之于北大门外。

身为国社党的一员，宗三求助于国社党党魁和老友张君劢，却毫无结果。此后，二人在昆明相见，谈话极不愉快，还发生了争吵。熊十力又推荐宗三进复性书院，马一浮以无款推辞。熊便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提议，由教育部支付薪金，让宗三以都讲名义进入书院。宗三去乐山见熊师，途经重庆，应邀与与张君劢以及《再生》杂志社的熟友会晤，宗三与张君劢又多次发生争执，在诸友的劝说下，二人归于和解。张君劢要留宗三主编《再生》杂志，不同意宗三去复性书院，并与陈立夫(国民党)发生关系。此时，张君劢正在筹备创建大理民族文化书院。宗三提出，等到书院成立后，就去那里读书。张君劢一一应诺，宗三才终于答应留下来负责《再生》杂志。然而，宗三的薪水仍然是由教育部供给的。宗三几经曲折，终于见到了被日机炸伤寄寓璧山疗养的熊十力，盘桓数日后返回重庆。1940年秋，大理民族文化书院正式招生，宗三以讲师名义进驻书院读书，但与张君劢关系极度紧张，精神上痛苦至极，变得消沉而颓废，显出生命个体性的破裂之象，从纯粹理论理性的一端下落于感性的追逐与沉沦的另一端。一边是理智抽象中的具体的哲学，一边是感性生动的具体的酒色，宗三从这边走到那边，又从那头回到这头。这边丢不下，那头挣不脱，只能在彷徨与痛苦中艰难地挣扎。终于，宗三从中真实地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体证到儒家的良知本体和天理，在生命的具体历程中解读与领略了佛家的业力以及耶教关于上帝的"普遍的爱"，觉情大发，提起生命，摄智归仁，向着"肉身成道"的方向转化，这颇有似于日本禅宗史上的一休在妓院悟道的经历。

1939年，宗三在重庆结识了唐君毅，两人由此结下了一生中最真挚的友谊。宗三与君毅同是哲学天才，但是君毅似乎比宗三更为早熟。君毅在哲学义理上相契于熊十力，先已自见于心，在哲学的某些方面、尤其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方面，对宗三起到了"带路"的作用。在论学交往中，君毅影响了宗三，宗三也启发了君毅，二人交光互映，彼此相得益彰。君毅在晚年坦承：宗三在其《逻辑典范》与《认识心之批判》中所表现的分析与建构之才是自己所不及的，并断言宗三的著作可以证明现代逻辑不能超出理性理解，而别有所根。这同西方由康德、黑格尔到鲍桑奎之流，关于传统逻辑不能离开理性理解而别有所根的观点，正好遥相呼应；在与宗三的交谈中所触发的思想，甚至远远超过了从熊十力先生处得到的。君毅与宗三在哲学的康庄大道上不停迈进，互相启发与激励，你追我赶，硕果累累，大气磅礴，在世界哲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在当代新儒家中，"唐牟"并称，二人的哲学同为当代新儒学的典范，代表了两大重镇。

1943年，大理民族文化书院因为政治的缘故被迫停办，宗三再回重庆投奔熊十力，途经故地昆明，应西南联大哲学系之邀，作了一次关于康德哲学的讲演，内容是关于《纯粹理性之批判》范畴论的探讨。出席的听众，除了以哲学系的学生为主的联大学生之外，更有师长辈的著名学者汤用彤、贺麟，以及沈有鼎等人。当时够资格讲康德哲学的人，除了的康德专家郑昕教授以外，可谓凤毛麟角。然而，流离失所的宗三居然可以到西南联大讲康德，是很了不起的！宗三到了勉仁书院后，与熊师寄寓于此，过了一段寄人篱下的日子。

这年秋天，在君毅的推荐下，宗三应聘为华西大学哲学历史系讲师，开始了他一生在大学独立讲学的生涯。在华大，宗三一边独自钻研全世界也没有超过15个人能读懂的那部由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巨制《数学原理》(一般称为PM系统)，一边继续撰著平生及时部最重要的著作《认识心之批判》。康德的《纯粹理性之批判》以及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乃是西方近世学问的两大骨干，宗三常自庆幸能出入于其中，得以认识人类智力的较高成就，一窥西方学问的庙堂之宏富，的确很不简单！由于宗三对罗素哲学下了大苦功，终于成为世所公认的罗素专家。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宗三转往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被礼聘为教授(37岁)，得与挚友君毅共事。宗三的教学颇为出名。时任哲学系主任，以美学家名世的宗白华教授常与学生一起听宗三讲课。秋冬之际，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议，梁漱溟和张东荪都将赴会，宗三写一长函给梁，同时托梁转呈一长函给张，对二位先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提出劝告。但没有得到以"狂人"著称的梁漱溟的答理。张东荪还算念及与宗三的师友之情，便约宗三面谈。结果，宗三失望而归。这时，宗三已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同梁、张两位先生作了不可挽回的决裂。

1946年春，中央大学迁回首都南京。中大哲学系系主任实行的是"轮流执政"的制度。秋季，宗三接续君毅当系主任，刚一上任就碰上了一桩麻烦事。系中博学的名教授方东美为延聘古希腊哲学专家陈康任教被学校否决而与学校顶撞起来，以罢教相抗。与方东美一向不契的许思园提议，为学生计，方教授的课程应该由人顶上。经过一番商量后，几个教授就把方讲授的西洋哲学史课程分担着上了。方误以为是系主任牟宗三的主意，毫不谅解，并予以报复。翌年暑假，宗三因为当系主任而曲遭谗诬，不再被续聘。君毅挺身而出，向校方争公平，没有效果。自此，牟方之间数十年不相往来。然而，彼此之间在学术上尚能秉持一种客观大度的精神和态度，不失大师风范。尽管方一直不大喜欢宗三，但是当宗三的《才性与玄理》出来后，方赞许其"功力甚深"，给予很高的评价；宗三在谈到台大哲学系的建设与发展问题时，对方也不乏微词，但是充分肯定了方的博学与开阔，而且方称当代西方哲学为"纤巧"的哲学，也得到了宗三的认可与采纳。直到1972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王阳明国际学术会议上，方向宗三提了许多问题，得到礼遇，二人之间长时期的僵局才得以打破，恢复了交谈。这成为哲学界的一桩趣事与美谈。

1947年1月，内战爆发，宗三目睹国是日非，民族不幸，文运否塞，"客观的悲情"愈发昂扬，就以自己的薪水与友人姚汉源等人一起创办了《历史与文化》月刊，以"人禽"、"义利"、"夷夏"之辩昭告于世，从头疏导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与学术命脉，以期唤醒士心，昭苏国魂。宗三自任出版发行的具体事务，但只坚持到第四期就被迫停刊了。《历史与文化》的创办在当代新儒学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

这年夏秋之际，宗三应聘为金陵大学和江南大学两校教授，往来于南京和无锡之间，暂时借住于好友、也是熊十力的另一大弟子徐复观家中。徐复观正在办《学原》杂志，白天各忙各的，夜来相聚，两人谈学论道，十分爽洽。宗三成为《学原》的重要撰稿人之一。这一时期，宗三的学术研究仍然是中西两线兼顾。夏天，他选译了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总论》(未发表)。宗三视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哲学为西方哲学的一大骨干。接着，又撰著了《王阳明致良知教》上下篇，这是宗三研究宋明儒学的开始。1948年秋，宗三与恩师熊十力一同任教于浙江大学。此时，熊十力的又一位高足程兆雄主持的江西信江农业专科学校升格为农业学院，地在南宋鹅湖书院故址。程校长有意邀请师友来鹅湖论学会讲，旨在重新复活朱(子)陆(象山)之学脉，并嘱请宗三撰写了《重振鹅湖书院缘起》。此文及时次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使命"的观点，成为当代新儒学史上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1949年春，内战的尾声降临，精思与写作近乎十年的伟构，宗三平生及时部最重要和最富于原创性的皇皇巨著《认识心之批判》，终于在杭州完稿了。此书具有取代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的意图，奠定了牟宗三哲学体系之大厦的础石。夏秋之间，宗三只身渡海到台湾。

1950年，宗三受聘于台湾师范学院(后升格为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分别讲授理则学(逻辑学)、哲学概论，先秦诸子学和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宗三的教学非常出色，并以"怪杰"著称。最为传神与不可思议的是，宗三上课总是那样：一课的段落正好讲完，钟声就响了，非常之准，从未有过失误。学生都十分惊奇，赞叹"牟先生怎么将时间把握得这么巧妙"！宗三口才好，有思想、有内容，又有技巧，讲得清楚，有条理、有逻辑，又很巧妙，而且非常的有感情。实在令人佩服不已。宗三走到哪个学校，就成为哪个学校的一块金字招牌。世所公认，在当代新儒家那一辈当中，宗三是最会讲课的人，是最杰出的一位哲学老师。学生门人将宗三比拟为佛门中"说法及时"的天台智者大师智！

1952年初，金岳霖在大陆做自我批判和检讨的消息传到了台湾。宗三发表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一文，激怒了殷海光，并葬送了二人之间多年的友情。宗三与殷海光之间的断交，成为新儒家与自由主义两个阵营之间大论战的导火线。(新儒家出面论战的始终是徐复观。至1957年，论战达到较高峰。最终，双方由敌视和对垒逐渐走向和解，并在某些观点上达成一致。)

1952年6月4日，宗三在《台湾新生报》发表了《哲学智慧之开发》一文。此文一出，脍炙人口，青年学生争相传诵。台湾大学外文系有一个学生读了这篇鸿文，便决定了读哲学做哲学家的终生志向。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奋斗，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学生成为国际有名的哲学家。他就是华裔美籍哲学家傅伟勋。

宗三的教学与文章备受青年学生与社会人士的赞赏，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蒋总统介石先生的重视。蒋总统邀请宗三到他的官邸晤谈，嘱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