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时间之轴来看待法治，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区分，不是法治的器物，也不尽然是法律的制度，而是法律的文化，是法学家脑中法治的理念和蓝图。法典与法条，自古就存在。古代社会，巴比伦有《汉穆拉比法典》，犹太人有《摩西五经》，雅典有《德拉古法》，罗马有《十二表法》，汉代有《法经》；中古社会，罗马有《优士丁尼法律大全》，唐代有《唐律疏议》，日耳曼有《萨利克法典》；现代社会，英国有《大宪章》，法国有《人权宣言》，美国有《联邦宪法》。形式上看，现代社会的法律之于古代社会的法律，结构上更合理了，篇幅上更厚实了，但是，法律作为行为规范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从实质上看，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差异，是相同或者相似法律规定中不同的法律精神。"朕即法律"与"国王在法律之下"，"一人统治众人合乎自然的规律"与"人人自然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以侵犯"，法律从古代精神向现代精神的过渡，是法学家的发明，再通过法律的制度表现出来。这样，现代法治的逻辑顺序，则是从法治的理念到法律制度再到法治的器物。换言之，先是法学家对现代法治理想的设计，然后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的制度设置和应用，落脚于可感知的法律实体。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学家是现代法治的始作俑者，他们是现代法治的开端。

国人对"法治"含义的理解，习惯于引用亚里士多德"法治优于人治"的名言。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的贤人政治，因为一个人的智慧抵不过众人的才智，法律是客观的尺度，优于个人的主观任性。如果我们深究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那么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并非现代意义的"法律主治"，依然是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他在《政治学》中把法治区分为两个要素，一为"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二为"法律本身制定得良好"。前者强调法律的与服从，后者重视法律的道德正当性。道德观念不同，法律的善恶自然也不同；既然不存在普世的人类之善，也就不存在共同认可的良法。商鞅变法，以秦帝国的强权推行法家之律，以刑杀捍卫政治与社会的秩序，法律既得到普遍的服从，又合乎新兴贵族的道德观念，即使如此，我们断然也不能称商鞅之法为法治，称大秦帝国为法治社会。纳粹第三帝国，驱逐和灭绝犹太人之法，既用强力普遍推行，又合乎雅利安人优等种族的道德观，如今的人们从来都不会称纳粹帝国为法治国家，相反，纳粹被当作法治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