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律师、法律学者和社会学家都很关注法律当局执行法律的情况。他们都知道，要确保人们遵守法律，重要的一点是要确保人们遵守警察、法官等司法官员所作的裁决。为了确保法律和司法机关获得，就必须保障法律规则和司法裁判确实能够对其调整对象的行为产生影响。如果争议各方都觉得不需要理会法官做出了什么样的裁决，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这个裁决确实不过聊胜于无。同样，如果一项法律制定后，该法律要规范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发生频率根本没有任何改变的话，那么想要通过这项法律来禁止这种行为肯定也会徒劳无功。立法者要想使自己所颁行的法律产生应有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社会成员从总体上来说愿意……遵守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规则，这是立法者首先就应当想到的"。(富勒1971年，第201页)。233当局要确保人们能够遵守法律，当务之急是能够维持现行制度。实际上，维持现行制度对人们也是有利的。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当局也知道现行制度是不公正的，是需要进行改革的。在这种情况下，重点是要弄清楚领导的指令在哪些情况下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领导的指令得不到执行会导致整个制度体系的不稳定，并最终有可能需要建立新的机构。因为"司法机关作为一个实务部门，其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其必须能够对所调整对象的行为产生影响"(霍兰德1978年，第45页)。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有效领导，就必须使"大部分社会成员……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能够遵守领导者所做的裁决或者决策(伊斯顿1975年，第185页)。

法律当局所关心的是如何能使人们服从他们的问题，但人们服从他们的决定和政策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因此当局实际上要思考的是应当如何建立和维持这些条件。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通过一些零散的证据，我们能够发现，有很多种违法行为，即使是警察和法官们也是很难杜绝的。这些行为从偷税漏税、醉酒驾车到吸毒等，不一而足。当联邦较高法院的法官们对在美国的学校里能否进行祈祷的问题做出判决时，或者对是否应当废除种族隔离的问题做出判决时，全国上下对这些判决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当局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们就应当遵守法院的裁判(多尔比和哈蒙德1970年)。233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当记住，这是从当局的角度来看人们不遵守法律和服从当局这一问题的，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有时候，如果出现人们普遍不遵守法律的现象，就说明整个社会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存在严重的冲突。就规范吸毒、性行为和其他类似行为的法律来说，总有一些人认为这些行为虽然被法律禁止，但实际上并不应当被法律规定为一种罪错。这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有些法律与整个政治群体中的少数人的道德价值观是不同的，这种法律为什么可以制定出来，以及法律当局是否应该执行这样的法律。

我们应当把因为道德价值观冲突而没有得到遵守的法律，与其他一些法律，比如说要求驾车者遇到红灯应当停车那样的法律区分开来。后者更有可能会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尽管人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违反这样的法律。

在实践中，人们对有些法律和裁判的看法会存在分歧，本书要研究的不是这些法律和裁判。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违反的是规范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法律。我们要研究的就是这些情况。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会遵守法律，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遵守法律。为什么让人们遵守法律就如此困难?实际上，人们要想遵守法律，就必须做到一些行为，这些行为本身从性质上来说就是困难的，这也就使遵守法律成为一个难题。因为社会之所以要制定并实施各种法律，就是要强迫人们去做一些他们本身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向身体受到伤害的一方支付赔偿金，再如禁止人们去做一些他们可能从中获益的特定行为，比如盗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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