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舜的即位

尧崩后，舜在“天与人归”的情形下即天子位。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认为以孟子所言最切。他一则说：“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是民受之也。”再则说：“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簒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所以经文说：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舜于尧崩三年后，在正月择一吉日即天子位，并到文祖庙祭告。舜于摄政之始祭告，此又祭告，足见其有决心承继尧的意旨，以彰其德于无穷。圣人之德，于其举手投足之间，均足以示人以规范，这就要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去体会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即位后的施政方针吧！

(一)纳贤人、广视听以决壅塞。经文说：

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帝舜即位，治理人民，其所作为，当然是政治。然而他采取什么态度，以作为他一切施政的根本？在民主时代，国家元首的一切措施均需咨询国会，依宪法而作为，在远古的帝王时代，虽不必如此，然而我们看了帝舜的作为，民主思想的意识确然已蕴寓其中了。您看，他即位之初，首先谋询于总理诸侯之事的四岳，听取他的高见。然后就广开纳贤之门，明通四方的耳目。能广纳贤人，即可做到野无遗贤，能明通四方耳目，即可做到民无隐痛，能野无遗贤、民无隐痛，那当然就可达到“四门穆穆、无凶人”的和乐景象了。刘向《新序》说：“天子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贤左右也。故独视不如与众视之明也，独听不如与众听之聪也。”其所指虽有不同，所言治理，当无二致。民主政治的可贵，不就在此？

(二)任命十二牧，使治理地方。经文说：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咨，史公作命。前经文曾说“肇十有二州”，所以这里说命十二州牧。牧为一州的长官，负有安民养民的责任。国以民为本，民不得养而安，而国治者无之。是以任命州牧治理地方，实为政治的根本。然民以食为天，故又特别告诫说：“食哉，惟时！”《洪范》八政首言食，以其“所以养民也。”宋蔡沈《书经集传》也说：“王政以食为首，农事以时为先，足食之道，惟在不违农时。”不管时代如何进步，科技如何发达，对于食物的追求，其方法、手段或有异，而其于食物的充足不虞匮乏，以达养民的基本立场则将永远不会改变。其次则告以“柔远能迩”的治人方法。王肃解释说：“能安远者，先能安近。”这不就是儒家“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卑而高”的切情尽理的做事方法吗？再次，则戒以“惇德允元，而难任人”的修己处人法则。这是说：要厚修自己的德行，相信仁人，而远离奸恶的人。能做到这一步，当然也就可以“安近”了。既能安近，推而大之，不就是“柔远”？而蛮夷的顺服也是极其自然的事了。中国的王道精神，不就源于此吗？

(三)命禹为百揆，总司百务。经文说：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

百揆，就是后世所说的宰相，当然也可以说成百官的事务。尧曾以此官试舜。今舜既即天子位，是以询于四岳，想物色一位能日起有功、且以惠爱为怀，并能完成光大帝尧事业的人，使居其职。众人皆一致推荐当时任司空的伯禹。帝舜听了之后，不仅以为众举得人，且借此机会嘉许伯禹过去平定洪水的大功，并以百揆的新职是勉。由于禹的奋力以为，全力以赴，不仅未辜负舜的期望，并能继舜而有天下，使圣圣相传的道统得以发扬光大。

(四)命弃主稷官，以播种百谷。经文说：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作后稷，播时百谷。

弃，后稷名，是周朝的先祖，自幼即喜好耕种，农民皆以为法则。因而尧举以为农师，使教人民稼穑。舜即位，命弃主稷官，固为旧职重加申命，但也未尝不可说是任用专家。这对后世任用官员来说，是否能有一点启示作用？愚以为读经书的人，心思应该分一部分在这上面，使经书的实用性更加显著。

(五)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经文说：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契，《史记》以为高辛氏之子，殷朝的先祖。本为帝尧的司徒，掌理教化，是舜即位命契为司徒，乃为旧职重加申命。孟子说：“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敬敷五教的内容。又叙尧的治民说：“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这无异说，施行五伦的教化，应抱有此种态度、方法和精神，使人在不知不觉中而能潜移默化，这也就是布教在宽的意义了。

(六)命皋陶为刑官，惟明克允。经文说：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审断刑狱，唯在明允。能明方可毕知情伪，不明则不足以尽人心。克允方能轻重适当，不允则不足以当人罪。是舜命皋陶，以“惟明克允”为戒。程子说：“圣人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刑罚立，则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虽曰尚德而不尚刑，顾岂偏废哉！”此话最为明通。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郑康成的话说：“猾夏，侵乱中国也。强取为寇，杀人为贼。由内为奸，起外为宄。”至于“五刑有服”的解释，服，是用的意思，这是说：五刑要用得其时，用得适中、公平、尽情、勿枉勿纵，各有用刑的时机。而“三就”，是指野、朝、市而说。《国语?鲁语》臧文仲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笮钻；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刑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贾逵注说：“用甲兵者，诸侯逆命征讨之刑。大夫以上于朝，士以下于市。”五流，是以流放、宽宥五刑的措施。宅，作居讲。三居，马融说：“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这是说：五流各有其居，而五流之居，只有三处。

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说：“蛮夷猾夏，外患也；寇贼奸宄，内患也；二者内外通患也。去患有道，不修其治术，不可以去患。将何修而可乎？舜咨十有二牧，自近而远，国无任人，以德之术也。舜命皋陶，自内而外，明刑知兵，以刑之术也。德刑不怠，治术之神。于是乎舜之天下无患矣。虽及百世，有天下者，宜何修焉！”这话值得我们三思。

(七)命垂掌百工技艺，以利民用。经文说：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shū)、斨(qiāng)、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诣。

蔡沈《书经集传》说：“若，顺其理而治之也。曲礼六工有：上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周礼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抟埴之工，皆是也。”在舜时，虽不致有此名称，然此处所指的“工”，当与《曲礼》、《周礼》所载不会相去太远，低限度应是同一性质，这是可以确定的。因此我们认为蔡氏的见解是对的。经文中的“共工”，就是掌管各种工技的长官。而殳、斨、伯与，为三人名，与垂为同事，或为垂之佐。垂虽欲让，而舜却以其为能最得人缘，故终命之为共工，并促其前往合和众职以治事。

(八)命益掌山泽，以蓄民财。经文说：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pí)。帝曰：俞，往哉，汝诣。

这是舜即位后设专官(虞)以掌山林川泽的措施，使草木、鸟兽、虫鱼各得其滋长，然后以时取之，“所以顺物性也”。《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说：“数罟(gǔ)不入洿(wū)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当为此经义的引申。至于经文中所言朱、虎、熊、罴，为四臣名，史公以为益之佐。以此推之，前文所载，殳、斨、伯与三人，当为垂之佐。

(九)命伯夷典三礼，以导民行。经文说：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伯夷为尧时老臣，此时年最尊。舜谋于四岳以之掌三礼，足见既重礼又重其人。所以当舜命他做“秩宗”的时候，却特别提出“不论日夜早晚，都要格外敬谨，而且尤其要正直明心静洁为怀”相告勉。这也可能是“秩宗”的基本责任，起码要做到的，所以舜才有这样的提示。以礼本主敬，不敬何以成礼？故舜以“寅、钦”相示。舜的即位命官，至此始言及礼，这是因为人物既得以治，而礼不可或缺啊！《礼记?乐记》所说：“治定制礼”，就是此意。而汉高祖的命叔孙通定朝仪，应该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了，仅此一事，亦可见礼是如何的重要。经文所说的“三礼”，马融以为是“天神、地祇、人鬼之礼”。蔡沈从其说。郑康成以为是“天事、地事、人事之礼。”就范围来说，我们认为郑氏所言较广，也较切于实用。

(十)命夔典乐，以和民志。经文说：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乐以发和，最能陶养人的情志，因此舜命夔典乐，其所期盼的结果，就是要使那些自天子到卿大夫士的人，在乐教的陶养下，能达到“正直而色温和，宽大而敬谨，刚毅而不虐害，简约而不傲慢”的目标。因为凡人之性，直就不及于温，宽则难及于栗，过于刚则虐，过于简则傲。周官大司乐，所以主用乐来教国子，必曰中和者，就是为了要除去其太过与不及啊！至于乐所要达到的条件，就是要把表达情志的歌词(诗)，用长、短、高、低、清、浊不同的声调，配合律吕唱出来，务使“匏(páo)、土、革、木、石、金、丝、竹八音，不失其伦”，达到“神人以和”的境界。舜即位命官，至此始言及乐的原因，如以教化来说，就是《论语》所谓“成于乐”的意思；如以政事来说，那就有如《乐记》所载“功成作乐”的意味了。

(十一)命龙作纳言，以出纳王命。经文说：

帝曰：龙，朕堲(jí)谗说殄(tiǎn)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凡为正人君子，没有不憎恨、畏忌谗言、绝君子之行的人，明君在位，尤当如此。因其所言，奸邪不经，变白为黑，以是为非，使人真假莫辨，以惊骇众听啊！纳言，官名，《诗经?大雅?烝民》所说：“出纳王命，王之喉舌。”即指此官而言。然而何以要置纳言？蔡沈《书经集传》说：“命令政教，必使审之，既允而后出，则谗说不得行，而矫伪无所托矣。敷奏复逆(按：复是报白之义，逆谓上书)，必使审之，既允而后入，则邪僻无自进，而功绪有所稽矣。周之内史，汉之尚书，魏晋以来，所谓中书门下者，皆此职也。”《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引傅元初的话说：“帝舜之时，明目达聪，绝去壅蔽，而虑及谗说殄行者何？盖谗说之人，反是为非，倒白为黑，或假纶(fú)(按：纶，天子的命令)之传宣，或托敷奏而进说。方善君子，相与匡扶国是，翊赞皇猷，而谗说一出，大则移易主意，次则阻挠事机，人心动摇惶惑，所关匪细，谨喉舌，正所以防壅蔽，养聪明。”二氏一言纳言之利，一明谗说之害，真可说是互为表里，相得而益彰，使我们不仅了悟到“纳言”的重要，同时更可于此体会出舜之所以致圣功的所由了。

命官完毕以后，紧接着就以敬其职、相天事是勉。经文说：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经文所说“二十有二人”，指四岳、九官、十二牧。《史记集解》引马融的话说：“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无所复勅。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与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蔡沈亦主此说。凡此，皆为“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任命，所以才有这样总命的话。于此，更可见舜命官虽能明决速断，然实有赖于平日的预作精审详察所致啊！

(十二)明黜陟，以兴庶绩。经文说：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

所谓考绩，就是考察各级官员的政绩。黜，是贬、降的意思。陟，作升、进解。幽，指昏暗的官员。明，指明达的官吏。考绩之法明确公允，人人各自勉励，所以众功皆能兴起，政治的良窳(yǔ)，端在于斯。伏生《尚书大传》说：“三岁而小考者，正职而行事也。九岁而大考者，黜无职而赏有功也。积不善至于幽，六极类降，故黜之。积善至于明，五福以类相升，故陟之。”三载九岁，以时而论，不能说不久，依此而行“黜、陟”，当能了无憾事，在这里也就可以看出舜的气量了。

至于经文在“庶绩咸熙”之后，又缀上“分北三苗”一语，确实有画龙点睛之妙。这分明在说，天下已经承平、“庶绩咸熙”了，此时唯有三苗不服教化，背理作乱，是以舜也只有对于那些不率教的苗民分别予以流放了。所以《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引吕祖谦的话说：“史官载分北三苗，见万国皆顺轨也。”从这简略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作我国及时次的大一统之功，应该归之于舜的推想。可惜典籍阙如，以致我们无法稽考，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我们还想一提的，就是关于舜的命官，在次序上，是否有义可说？关于这一点，宋代的王炎已为我们作了详尽的解答，他说：“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养民，治之先务，故次命稷。富，然后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皋陶。工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略备矣，然后及草木、鸟兽，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则隆礼、乐之时也，故次命夷、夔。礼先乐后，故先夷后夔。乐作则治功成矣，群贤虽盛，治功虽成，苟谗间得行，则贤者不安，前功遂废；故命龙于末，所以防谗间、卫群贤，以成其终。”王氏所说，皆能入理，附此权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