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一般包括廉政的社会意识、制度精神、运行成效等方面内容。它贯穿于廉政建设的整个过程和一切方面。德国的廉政建设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完善的制度体系、发达的运行机制，获得了“最清廉的国家”的国际声誉。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德国廉政文化建设是德国廉政建设的一条红线，其基本经验对于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及时节德国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在某种程度上，德国廉政建设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性，主要体现在尊重历史文化传统、重视公民政治教育、强调廉政的法治精神。

一、尊重历史，注重从历史中汲取廉政建设的力量

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的成就在德国学界点燃了民族统一的烈火。德国法学界试图效仿法国，制定德意志民族的“民法典”，从民事行为规范的一致化入手，启动民族统一的步伐。1813年，被称为“法学的牛顿或达尔文”的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发表了《论当代立法及法学的使命》的著名论文，认为当时德国有些人要求立即制定一部统一的德国民法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在当时的德国还不具备制定统一法典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立法者和法学家必须对历史上的法进行深入研究，必须具备渊博的法律知识。在不具备这种条件时，立法者和法学家的使命就是对德国历史上的法律渊源进行深入的研究。由此，开启了德国法学家对罗马法的源、流，日耳曼部族法原始形态及在中世纪延存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历史是百科全书”，德国法学家法律传统的系统研究结出了丰硕成果。一是树立了新的法理念，法的真正发展动力乃是民族精神，人的意志决不能参与法的发展过程。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民族精神”，发现“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二是开创了新的民法体系。萨维尼从法律关系入手，在理论上循序渐进地构建了民法体系的各个部分，整个民法体系充满了逻辑的力量。三是实现了法律精神的新融合。罗马法的个体主义和日耳曼部族法的团体主义在德国法学中交相辉映，成为德国法学和德国立法引领世界潮流的根本所在。19世纪德国法学家的历史研究，对德国的法律发达、德国人的法律意识培育以及德国廉政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近现代的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把人类引向了战争的深渊，纳粹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的极权腐败毒化了德国的政治体制。“历史是好的清醒剂”，惨痛的历史教训、黑暗统治的经历成为了战后德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及时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在魏玛宪法体制下，议会小党林立，经常执政的是小党联合内阁。由于相互之间的经常不妥协，小党联合执政根本无法解决国内的各种矛盾。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就是利用了德国内外交困的混乱局面获得了国家权力。1953年及1957年两次对选举法的修改，增加了一些淘汰小党的办法，规定一个政党在全国的选举中至少须得到5%的选票，或在分区选举中至少能当选3个联邦议员，政府才承认其合法地位，才可以参加比例代表制的选举，这些规定可以避免小党林立在德国的出现。依据这些法律，一些纳粹势力成立的极右政党被取缔，为防止纳粹主义的复兴起了很大作用。德国纳粹统治下极权腐败的根源在于纳粹党内的专权。鉴于此，《基本法》规定了政党的法律地位，其第21条第1款规定，各政党应相互协作以实现国民的政治意愿，它们的建立是自由的，它们的内部组织必须与民主原则相符合，它们的经费来源必须公开报告。同条第2款规定，凡由于政党的宗旨或党员的行为，企图损害或废止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或企图危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存在的政党，都是违反宪法的，由联邦宪法法院对是否违宪的问题作出裁决。战后德国政党制度有效地防止了德国政坛上的“裙带风”，成为德国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纳粹政权对法治的摧残和在法西斯主义法律之下的大量暴行，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反思，学界对“法律就是法律”的法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强调法的正义性，提出了“法必须是良法”的观点。战后《德国宪法法院法》的颁行，使宪法的可诉性付诸现实，为“法必须是良法”提供了体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