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那天并无祥云瑞雾，女未大就已不中留，与受冷落的母亲被接到外公家将息。父亲终于畅所欲言，抱我在故宫路的深宅大院示威游行，口中念念有语："女神，我的女神！"

老哥是香火，小妹是尾仔，唯我掐头去尾，居中的孩子讨人嫌。父亲却最宠我。

带我上街，大马路不走，非在沟沿蹦蹦跳跳；进植物园，大门不入，非要爬墙翻栏杆；别人的女儿乖乖地在树下捡落果，我却骑着一颤一颤的枝桠攀龙眼；去海边玩沙子，略一分神，我便溜走，在礁牙上滑一跤，小臂被锋利的牡蛎壳划开半尺长的血口子。父亲用他的大手帕扎紧，吓出一头汗水。

那年父亲作为右派补遗，胸戴大红花，空着双手，在爆竹声中被匆匆塞上大卡车，说是劳动改造八个月，一去就是八年。

八年的时间，父亲从西装笔挺的银行家谪贬为忍气吞声的囚徒，赤膊在三明露天煤矿挖煤，熬过铁丝网、岗哨、臭虫、和三年自然灾害，挣扎生存下来。而我从一个惹祸不断的小淘气包长成桀骜不驯的少年。

考中学之前，我在家附近的巷口，遇见一个皮肤黧黑、皱纹像刀刻的男人，他把一手帕的鸡蛋使劲往我怀里塞，说："功课紧张，补补身体。"我推开他，逃回家，气急败坏禀告外婆。外婆叹气道："那是你爸爸，可怜你都不记得他了。"

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头发三七分，梳得油光水滑，雪白西装，白皮鞋，风度翩翩的呀。怎么会这样？衣服破旧也罢，头发枯槁也罢，偏偏内八字脚，还穿一双搽了白粉的力士鞋，白得刺眼而俗气，仿佛对往日好时光的谄媚和贿赂。

外婆家的洋楼处于厦门九条巷的八卦中心，我变换路线神出鬼没躲避我的亲生父亲，劳心劳力，竟然还能考上厦门一中。我永远不会忘记哥哥一手牵我一手拉妹妹，走向凤凰树夹阴的中山公园，远远先看见那双簌簌掉粉的自力士鞋，路标一样显眼，父亲在公园门口望眼欲穿。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父亲允许自己的奢侈，平时干苦力，他趿拉着一双破军鞋。

父亲被改造掉的不仅有白西装、发蜡，还有家庭和公职。他期满回家之前，母亲经不起领导和社会压力，已和父亲协议离婚。带哥哥一起住在鼓浪屿祖母家的父亲，幸运地碰上个颇通情达理的居委会，很快介绍了一份重体力劳动给他。一年后满街都是戴高帽的牛鬼蛇神，有政治污点的父亲每天如履薄冰，却侥幸逃过此劫。

渴望合家破镜重圆，忍受心中痛苦的父亲，拉起载货板车。从火车站到渡口约5公里，拉一趟挣八毛钱，每天两趟，四个来回，可以得一块六，不算少。上午和下午点心都是豆浆四分加馒头二分，渡轮一毛钱，午餐半斤米饭两毛钱菜，这已去掉五毛二，还要扣去刮风下雨的损失。最重要的是不能生病。点心和午饭都是低限度的体力补充，须知他每天拉数百斤重物，步行20公里，又有多年胃病史。现在父亲的算盘拔来拔去虽然只有两位数，要在小数点后面节省零头，仍须发挥聪明才智哩。偶尔空车返回时，有人搬家求载个家具什么的，就有非法的额外收入。三五毛钱罢，虽然最多只有两块钱，已是天上掉下肉包子，父亲便大大破费买半斤红糖饼干，泡一杯茶末，怡然自得地给自己压惊。

一分钱看作磨盘大的父亲，在火车站看到一位中年教师，拎件半新的绒衣向路人求抵押九块钱，说丢了火车票，急于回老家探母病。父亲拍出十块钱，用清秀的隶书写下自己的姓名地址，说："钱借你，方便时还我，这也是血汗钱。穿上衣服吧，天冷。"那人不久即把钱邮来，同时还有一包裹，是上品红菰和笋干。

我身上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可以说是父亲的遗传。

父亲经常载货的木材公司看中父亲一手好算盘，请他当仓管员，正式评了个二级工。重操财政旧业的父亲虽不必再马拉松竞走，但要清点原木和各种型号的模板，劳动仍然繁重。他说服我们姊妹俩暑假里到他工作的露天堆场去帮忙，拾捡遍地的碎木块。不一会儿，我们的手指扎了刺，头发上、脸蛋上沾满汗水和锯木屑。我因为捉一只绿色大蚂蚱，袖子扯裂了，飘飘扬扬，翅膀一样。父亲脸上一直喜气洋洋。他犒赏我们六分钱一碗的花生浆和八分钱的大肉包。父亲那样骄傲地介绍我们给他的工友；兴致勃勃带我们参观肮脏不堪的综合办公室，在他的糙木写字台上有我们的全家福。父亲看我们狼吞虎咽时不觉咂着嘴，是那样的满足。我似乎没有从父亲的精心策划中得到什么社会实践教育，但很可能从这24小时起，我们认同了父亲。

上山下乡运动的铁扫帚把我们兄妹全赶到上杭山区。轮到父亲源源不断给寄包裹。有次父亲寄了个15公斤重的木条箱，几个男孩拿扁挑翻山去公社扛回来。我照例把包裹往厨房大柜一扔，轮到谁烧饭，谁就伸手掏去。几天后接父亲信，说包裹里不但有三个梨还有月饼，方晓得不知不觉已过了中秋。赶陕把包裹倒出来，梨流着黑水，月饼尚有希望，活学活用父亲当年烤蛋糕的经验，六个同伴围在大锅边煎月饼。月饼和鼻子都有点酸，每个人很仔细地把饼屑送进嘴里。

插队期间我开始写诗。写过一首《我想有个家》，只记得其中几旬："哥哥吹笛子/爸爸爱喝茶/葡萄棚下妈妈养鸡鸭。"多年以后父亲还念叨，说这是我好的诗，可惜丢了，没有发表。P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