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我得停止享受生活，只是因为我有24小时会变成一个六十岁的人吗？

“搭乘CA936班机前往北京的旅客，请到B号登机门登机。”

这不是我及时次前往中国旅行，也不是我及时次单独旅行。即便如此，我还是从我的朋友圈中听到极为不同的想法和责难。

“这种旅行太疯狂了，你不是认真的吧？”泰瑞曾这样说。他是西藏学的博士候选人。接着他用一种极为法式的大男人口吻补充道：“女孩啊，女孩！可不能让你就这样独自幻想，你一定需要男性的陪伴！再等三个月，我就陪你到拉萨。”

另一位同学则在我向他道别时放声大笑：“盲人穿越西藏，这听起来就像好莱坞的电影。”

然后，一位同学的母亲还担心地问我是否得到父母的允许，而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六岁了。

克里斯多福，我当时的男友只问道：”你到底想用它证明什么？到底有谁逼你要独自完成这所有的事？你能不能先完成你的学业，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也能一起旅行。”克里斯多福曾经和我一起到过中国一次。一个月后他飞回德国，我又停留了两个月，靠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巨大国家的一小块土地上旅行。一开始我的确很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在没有明眼人的陪同下应付这样的旅行，但是很快地我便发现，如果人们愿意相信生命中的意外，坦率面对未知，一切会变得非常容易。我学习到了自由、没有计划和时间表，去做任何当下在我脑中出现的想法。

回到家中以后，我怀念旅行时的那种独立自主。在德国这里，好像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不论是朋友们友善的建议，或是教授们信心满满的推荐。但是，我却有一种感觉，我再也没有可以呼吸的空气。我想把一切抛在身后，于是着手计划新的旅行。而这一次，我不仅仅是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而是要实现我许久以来的愿望──在西藏高原的某处替盲人盖所学校。

“很好，你这样做，”克里斯多福挖苦地说，“你离开这一切，留下我一个人，全都是为了你那自私的旅行。”

我几乎就要感觉自己的确做错了，但随即为自己辩护：“那么是什么把你留在这里呢？去收拾你的东西，把工作和所有的东西抛在身后！”

起初克里斯多福没有回答。一位叫作盖洛德的朋友站在他那边说话：“萨布瑞亚，你不知道安定代表的意义。你将会知道照顾一个家、一个家庭和一份固定的工作意味着什么。等到你六十岁时，也会知道，你究竟完成了什么。”

这种像个老师般说教的谈话总会让我大发雷霆：“我得停止享受我的生活，只是因为我有24小时会变成一个六十岁的人吗？”

但是，盖洛德确实碰触到我内心里的一点什么。因为有时我也会问自己，我是不是选对了路？也许我该读个什么比较“稳当”的科系，为自己开创更好的就业机会才对。

为了了解那里盲人的生活状况而独自前往西藏，也许真的很疯狂——通常人们会派遣一整个研究小组来进行这样的工作。而为了保险起见，至少每个理性的人都会让旅行社去安排这样的一趟旅程，是什么让我一再成为独行者？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确定答案是什么。但是有一个梦，在我每次面对高度压力时都会做的梦：我站在沙滩的边缘，望向海洋。天空晴蓝，海洋宁静而深黝。阳光闪耀，海滩上挤满人群。突然，我看见在远处的地平线，形成了一面深蓝色的水墙，无声而缓慢地往沙滩上卷来。所有的人全都跳起来，向着我奔来，但我却往水墙走去，我感到我是如何地紧绷而专注，同时又对可能来临的事如此着迷。，水墙抵达了沙滩，此时它已高得可怕，遮蔽了半个天空。当张力到达了顶点，它翻转了下来，从我上方席卷而来。在那当下我察觉到那面水墙的重量根本不如我所预想的那么沉重。相反的，我感到自己轻盈而坚强，充满了能量，我有一种感觉：所有我想要做的事都可以达成。

“搭乘CA936班机前往北京的旅客，请到B登机门登机！”

“这已经是第二次广播了！你现在该走了。”我的父母已经有一点紧张，但是他们被我影响，相信我能克服这一切。我的母亲甚至还被我愉快的兴奋所感染。她了解那种感觉，那种离开这里，将一切抛在脑后的感觉。当她还是个年轻的女学生时，曾经前往土耳其两年，在安卡拉读伊斯兰艺术。那时候，为了丈量塞尔柱清真寺塞尔柱(seldschukische Moscheen，指的是十世纪塞尔柱人在土耳其所建立的塞尔柱帝国时代的寺院建筑)，还着男装和建筑系的学生旅行穿越东安那托利亚高原。

“如果你真的要什么，那么就有办法做到。”母亲总是这样说。

然而现在我有种感觉，我必须安抚我的父亲、她，也许还有我自己。于是我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我和其他的旅客有什么区别呢？”

在第三次广播时，我和其他的旅客一样，把随身行李揽在一起。我故作漫不经心地说话，极力隐藏突然浮起的旅行焦虑。在做完一次检查，确定所有的证件都已安全地装在我繁多的夹克口袋之后，我简短地向所有人告别。这时，我们身边已停着一辆电动车，它将载着我穿过法兰克福机场无尽的走道──这真是一件舒适又好笑的做法。我始终觉得这有些愚蠢，因为我虽然看不见，走路却走得极好。

“到哪里去呢？”电动车驾驶员感兴趣地问着。

“到北京，然后再旅行到西藏。”

“你自己一个人？”他吃惊地问。

我点点头，假装这是世界上再普通不过的事。事实上我非常紧张，但驾驶员的模样却让我觉得非常有趣，显然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在某个护照检查站停了一下，我得拿出我的证件。终于他犹豫地问：“你要怎么样做呢？”

我想了一下：“我其实没有个真正的方法。也就是说，总会发生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我得相信意外，要知道变通就对了。”

“但是你在那边可是单独一个人呢！谁能帮助你？”

“如果我需要帮助，不希望独自一人，那么我就不会是自己一个人。你只要拿根盲杖在一个有人的地方──在中国到处都是人──我向你保障，十分钟之内，就会有人和您说话。”

他的沉默泄露出他不怎么能想象这样的事。不过也可能是，他正用着一种不相信的神情打量着我，于是我愉快地补充道：“理想状况是，以这种方式你只会碰到某一种特定类型的人，也就是那种让人觉得自在、开放又聪明的同伴。而其他那些孤立傲慢的人，根本就不会跟盲人交往。”

“我明白了。”他很快地接着说，当然因为他也属于让人自在的那类。

在这个时候，从侧边走道涌出了一大群匆忙的旅客，阻挡了我们的路。驾驶员用力地按了两声喇叭，然后很大声地喊着：“注意！注意！这是盲人运输车！请你们让一让！”

我有点不好意思，可想而知这些互相推挤的乘客是怎样先吓到，然后又同情地看着我。我一直很恨这样的状况，就像如果我搭上了一班拥挤的公交车，我会站在靠近车门的地方，以便之后能够尽快地逃开这种推挤。

假如这个时候博爱座被占了，常常就会有人用半个车厢都听得见的声音帮助我这个可怜的人：“您不知道您坐在博爱座上吗？您让这位盲人就这样站着，不觉得可耻吗？”这时我往往会辩说，我可以站着。然后，也会经常听到：“如果有人为你们盲人挺身而出，你们应该感谢。”

总是在那样的时刻，我深深地了解到，这个社会是多么需要盲人“非自主而值得同情”的假象。从前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被认真对待的人，人们把我当作一个需要别人监护的小女孩，我也常常因此感到气愤、沮丧而放声大哭。

但是经过这些年，我的脸皮多少厚了点，学会了以自我解嘲的方式来反应。所以现在，我只告诉驾驶员：“太好用了！您说话的效果远比警笛还来得有效！”

到了B登机门，他跳下车，做好准备，打算费事地将我从车上抱下来。这下对我来说他实在做得太过了。“谢谢您的费心，我自己可以下车。”我友善但坚决地说着。

为了不让他太不舒服，我请他帮我把一个小背袋带到柜台。在那里，他开始轻声地对地勤人员说道：“这是一位失明的女人，要单独旅行至西藏。请好好照顾她！”

在飞机上我坐在一位德籍的飞机技师旁边，荒谬的是，这竟然让我稍许安心。当然，如果飞机故障，他在半空中也没办法做些什么的，但至少碰到奇怪的声响，我还能问他这是否是属于正常的状况。

我的左边坐着一位中国人，他向空中小姐要了份“中国日报”，当我和技师谈论飞机和飞行时，他似乎沉浸在报纸中。晚餐被收走后，我鼓起所有的勇气，用我新学来的汉语问他：“您住在北京？”

我没有得到答案，也许他只是点点头。于是我就用在波洪汉学中心三周密集课程学到的东西继续问道：“您有孩子吗？”

又是没有回答。也许他又点了头，或者因为他不愿意承认他没有孩子，所以根本没有反应。

“我没有孩子。”我用这句话向他示意，或许我们可以分享同样的处境。我又补充，“我今年二十六岁，在波恩大学读中亚学。”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引不起他的注意。或许他害羞，或者他根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可能我的发音非常蹩脚，于是我道歉说：“很抱歉我的汉语不是很好，我只学了三个礼拜。”

我的心里渐渐觉得不舒服，因为左边还是没有回应，倒是右边的机师敲敲我的肩膀说：“小姐，那位先生在睡觉，戴了耳机，他根本听不到你说话。”

当我们经历了十一个小时的飞行抵达北京之后，已经是中午时刻。和德国的寒冷气候形成强烈的对比，炙热正等待着我们。太阳无情地燃烧，连呼吸都困难。机师陪着我走到护照检查站，然后和我道别：“旅途顺利，也许有24小时会在报纸上看到您。”

是啊，是啊，我心里想着，人们会读到这样的消息：“视障女学生在中国失踪。”

现在我是独自一人。接下来该怎么办？害怕，其实我没有，只是有点紧张，就像在我准备得很好的考试前一样。无论如何，我得先到达我的行李那里。

我对那电动车驾驶员说了什么？只要拿出盲人拐杖，无数的旅客之中就会有个人帮忙！就这样做。

我拿着手提行李和拐杖，全副武装，站到人潮拥挤的位置。这里的确热闹。高跟鞋急促的喀哒声夹杂着登山鞋轻松跨步的声音，以及孩子兴奋的尖叫，我听到断断续续的汉语、德文和英文，人声鼎沸，但却没有人停下来。

我得自己采取主动。我挤身进入人潮之中，它将我带进一个大厅，我猜那里应该有个服务台。不久之后，我听见一位中国人说话的声音，他可能正和一位坐在玻璃窗后的柜台小姐说话，我听到他在询问银行。这就是我要的柜台。这位女职员一定能指点我提取行李的路。

轮到我的时候，我弯身对着小窗，用我背得烂熟的句子问道：“对不起，您可以帮我一个忙吗？”那位女人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径自接着说：“可以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我的行李吗？”玻璃后面的女人站起来，“前面那里。”她说着，手可能还指向某个地方。

我试着用其他的方法。“我需要有人帮我找到我的行李。”我一面说着，一面拿起白色拐杖。但她却不知这是什么，可能因为她正指着大厅里的哪个标示。

我再试了一次：“很抱歉，我不能看，所以需要有人告诉我到哪里去找行李。”

不幸的，汉语里的“不能看”也可以是“看不懂”的意思。于是她非常热心地告诉我：“如果你看不懂汉语，那里有个标示是用英文写的。”

此时，我的身后已排成了一列队伍，后面的那位男子也烦躁地咳嗽起来，终于不耐烦地大声说：“这位外国人是盲人，需要有人陪她到那里去！”

终于拿齐了行李，我询问出租车招呼站。出乎意料地，一切都没有问题。这24小时我已经克服一些事，我找到背包，和司机杀价，现在正疲惫而满足地坐在一辆吱嘎作响的破出租车后座，往北京市中心的旅馆驶去。

2.你从生下来就看不见吗？

凯莉笑了起来：“但你只是瞎了，又不是聋了，你可以自己说话啊！”

我在旅馆沉睡十六个小时之后醒来，感觉到了极度的饥饿感。现在已经是中午，我得试着找到一家饭馆。

在中国找餐馆是我最轻松的练习之一。我只要沿着路走，当合意的食物香味扑鼻而来时，我就转向它，用我优美的汉语向我碰见的及时个人问道：“这是餐馆吗？”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都会得到一个能证实我的猜测的答案。只有一次，我遇到两个青少年，我的问题让他们咯咯大笑。当他们平静下来之后，领我到另一间屋子，那里才真的是家餐馆。我一直很想知道，当时我差点就进了什么地方。

如果我幸运地找到了餐馆，接下来就要克服另一个障碍，那就是找出一个空的座位，然后填饱肚子。看得见的旅客总是能不假思索地走进厨房，指着不同的蔬菜、肉品料理。对我来说这就没这么容易了。其实找个位子还没有这么困难，因为你可以像个老实的中国客人站在入口的附近，等着服务生带你到座位上。而面对这样的方式，你同时可以借着几个有目的、笨手笨脚的动作说明，他不只是在招呼一个看不懂的客人，还是个看不见的客人。

所有的情况都解释了之后，接下来就是要点菜了。点菜在我汉语课本里面的第八章。只可惜出于空间的考虑，只能把课本留在家中，因为它包括了四个大档案夹，每个档案夹各塞满了一百五十页以点字写成的纸张。

在我到北京的及时天，我没有考虑太久，先点了白米饭和汤。

“你不要其他的吗？”服务生惊讶地问。

我要，因为前24小时没吃晚餐。“您有什么呢？”我问。

我实在不应该这么做的，因为现在他细数了至少四十样菜，听起来非常精彩，我却搞不清楚是什么。他能推荐我什么吗？他立刻开始张罗，很快地，我的桌上摆满了盛着美味佳肴的盘子。蜜汁猪肉、青椒虾仁、鸡肉炒杏仁片及辣姜、煎鱼、辣味香菇和不同的蔬菜，我到今天都还不知道这些食物的名字。那至少是桌四人份的盛宴。当时我拿筷子的技巧还不是很熟练，所以很快地便放弃了，然后为这顿吃得起劲、愉快却也很短暂的享受付了一笔可观的费用。

在出发到成都之前，停留在北京的这些日子是一段很好的学习时间。我来自一个即使只看到盲人拐杖的尖端，母性的直觉和助人症候群便急速涌现的国家。如果我在那个国家的某处，恰巧站在路口附近等人，常常就会有人抓着我说：“看不见？”然后把我带过马路。如果我抗议，抓住我的人会因为惊讶和羞愧而把我留在路中央，然后快速地朝远处走去。不，对于德国这样乐于助人的精神，我其实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在北京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姑且不论这里几乎没有盲人专用标志和斑马线的事实，也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将白色的手杖视为求助的信号。“这是什么？”一位女人迎向我来问道。她拿高拐杖，仔细地研究它。“你不需要这个，这里有出租车、公交车和电车。”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会到，原来她把我的拐杖当作登山拐杖。后来在西藏的时候，我还曾被问过是不是要去滑雪或牧羊。当然，这样的误解也曾经发生在我的家乡波恩：“这是地雷侦测器还是什么？”

“你从生下来就看不见吗？”

飞往成都的飞机上，我坐在一位六岁女孩的旁边。

“凯莉！”她的母亲是位年轻的英国人，低声严厉地说：“你不能问这样的问题。”

当然她可以这么问，甚至我还很高兴她这么问。一般人和盲人相处时，往往有非常多的顾虑和不确定，而这些只有借着这样的方式才能消除。我不顾那位母亲的反对，答道：“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的父母发现我有视觉障碍。可那时候我能看到的还比今天多得多。”

“然后呢？”

“一直到十二岁时，我还能认出人的脸和景观……我也能看见颜色，而且经常画画。”

一直到今天，颜色对我而言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的父母遵循医生的建议，尽可能延长教导我辨识色彩的学习时间。而色彩几乎是我真正能看见的东西，我利用它们来辨识方向。譬如骑脚踏车的时候，绿色的线条或深灰色的阴影就是柏油路上人行道的边缘。

更重要的是，颜色对我来说同时也是记忆的辅助。从我能思考以来，我便将数字和字汇用颜色来归类。例如：四是金黄色，五是浅绿色，九是西红柿红。这让我在记住电话号码或写数学作业时容易了许多。星期和月份同样也有颜色，另外还加上几何构图，就像依照一个“切开的圆形蛋糕”来归类。当我想要知道哪天有某件特定的事情时，我会先想起那天的颜色，如果不是很确定，就会记起那块切开的蛋糕在整个圆形蛋糕的位置。我在小时候和许多人谈到这些事，他们都认为我疯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罕见、天生、非常有用的能力，这种能力让我始终有很好的表现，尤其是在学校的成绩。

“那现在你看得见什么？”凯莉想要知道。

“一位眼科医生可能会说，我什么都看不到，也许只有一点光线和阴影。但是在我的幻想和梦里，我却看到更多的东西。许多颜色的景观，甚至脸孔。”

“你会因为不能真的看见而难过吗？”

我想了一下，还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想，当我小的时候，我常常非常迷惑，经常大叫，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不过，我不认为我会因为无法真的看见而难过。只有当我有种感觉，觉得别人并不想真正了解我的时候，才会失望，感到被伤害。他们要不就是觉得我不能正常地看，如果同时我又无法正确地反应，他们就会生气。再不然就是觉得我很难了解什么事，只因为我是个盲人。许多人会对我讲话讲得非常慢、非常大声。如果我的朋友、哥哥或是父母在我身边的时候，他们常常不直接和我说话，而是问我身边的人关于我的事。‘她要一颗糖吗？这鞋子合她穿吗？’”

凯莉笑了起来：“但是你只是瞎了，又不是聋了！你也会说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