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王兆鹏

文如其人。文学作品如此，学术论文也一样。王立的《唐代教坊考》，就一如其人。

王立行事果断干练，行动力强。她本科读的是农学专业，毕业后从事农药研究。干了两年，离开本行投身图书出版业，做得有声有色。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又改行转向读文学硕士，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如期拿到硕士学位后，只身下南洋，去马来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词史和古代音乐史。三年时间，便顺顺地完成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而未及博士毕业，她又离开熟悉的创业之地北京，举家移居加拿大，到陌生的世界里重新开始。读书、创业，一路打拼，虽历经艰辛，但都如愿以偿。

她做研究，写学术论文，也是这般利索。我原以为，像她这样"半路出家"的博士，写起考据性的论文来，多半会结结巴巴、疙疙瘩瘩，不承想，她的考据文章写来那叫一个利索爽快！全然没有一般博士论文体的生涩堆砌、拖沓冗长。在前辈学者中，能把考据文章写得清通流畅、轻快活泼的，不乏其人，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就堪为典范。但能把考据性的博士论文写得如此简洁流畅，读来让人兴味盎然的，相当罕见，至少我是在王立的论文中才头一回体会到。

初读王立此文的绪论，便觉清风扑面。博士论文的绪论，依例都有文献综述，对已有的成果进行梳理，以交代选题的研究基础、存在的问题和自我努力的方向。一般博士论文的综述，往往是罗列成果名称和相关观点，读来冗长而乏味。可王立的综述，简明扼要，但绝不简单草率，在充分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其融会贯通，了然于心后直陈已有观点的得失，斩截痛快。前辈时贤的观点，谁是谁非，对在何处，错在哪里，直接点明，毫不含糊。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自己要解决什么问题，都说得透切、明白。至于正文，更是如此。论文的观点是从大量的文献史料中考辨提炼而来，确切、有理据，但绝不生硬地堆砌材料，而是将史料予以巧妙处理，或全引，或摘引，或撮述，或参见，史料丰盈充实，写来却灵动简要。结论观点，让人信服。

要把考据论文写得灵动鲜活，除了对历史真相和文献资料的透切理解之外，还需要良好的语言驾驭能力和表达能力。非科班出身的王立，何以能有如此娴熟的语言功底和技巧？原来，王立是"文艺青年"，能诗擅文，曾发表过多篇散文和诗歌、小说，翻译出版过《泰戈尔诗集》、《纪伯伦诗集》和《天堂玫瑰》等。丰富的文学创作和译作的实践经验，磨砺出一副犀利明快的笔锋，因而写起论文来也是行云流水、畅达清通。

王立处事有主见，做学术研究也一样有主见，独立思考而不盲从。历史真相，必经自己深入探索而加以还原，不人云亦云。即使是前辈大师的结论，她也以科学的精神予以质疑求证，绝不随便引用敷衍。如陈寅恪、任半塘两位赫赫有名的前辈， 都将梨园分为"禁苑梨园"与"宫内梨园"，王立经过深入考察后认为其"不确"，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王立此文中诸多新结论、新观点是否正确，自然有待学界的认同，但其独立思考、自主探索的勇气和精神诚为可嘉！

王立与我有着特殊的师承渊源——她的硕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的董希平教授是我的硕士，她的博士生导师、马来亚大学潘碧华教授与董希平是同门，都是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门下的博士，而我曾在马来亚大学任客座教授，跟潘碧华是同事。因为这层渊源，我与王立颇为熟稔，她的行踪去就，总是及时时间让我知晓，跟我分享她成功的喜悦与奋斗的快乐。

我乐于为她写序，倒不仅仅是因为这层特殊的师承关系，而是有感于此书的特殊贡献。以前看崔令钦的《教坊记》，却不知唐代教坊究竟是怎样的情形；读白居易《琵琶行》的"名属教坊及时部"，不明白这"教坊及时部"究竟意味着什么；诵白居易《长恨歌》的"梨园弟子白发新"，也不清楚梨园与教坊是何关系、有何区别。读罢此书，这些疑问都涣然冰释。

不仅如此，唐代有关音乐机构如武德内教坊、内教坊、左右内教坊、梨园、太常法部、仗内教坊、鼓吹局教坊、宜春院、云韶院、宫廷女乐系统、内园小儿等机构的性质、职能及彼此间的关系，历来混淆不清，王立此文都进行了系统细致的梳理，基本弄清了各机构的所属关系、建置沿革、人员构成、运行机制、日常职能和表演项目，是唐代音乐史、文学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收获，将唐代音乐制度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王立是难得的学术人才，虽然暂离学界，但我期待她能时时回望学术，以更加从容的姿态继续关注和从事词学和音乐制度史的研究，收获一定更大更多。

二零一五年三月于武昌承欢堂

序二/潘碧华

任半塘先生对唐代文艺学推崇备至，认为其足可以成为一门学科——"唐艺学"。任先生自己就撰有关于唐代文学艺术的著作，像《唐声诗》、《唐戏弄》等，身体力行地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为"唐艺"研究指示门径。

大致说来，王立这部《唐代教坊考》也应该属于任先生所说的"唐艺"范畴。

王立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从教坊这个机构入手，翻检大量资料来寻绎唐艺的某些发展规律，这其中有机构文献的考辨，有乐伎活动的描述，有文学发展的剖析，上述三者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共同运行于"唐艺"这个系统之内。比起单纯地讨论制度、乐伎、文学各自本身来考察文化本质，这种系统论方法的优势显而易见，获得的结论更科学、也更接近历史本来。

书稿切入角度独特，所以相关的考证虽然繁琐，却只显精密而不让人感觉啰嗦。作者扎实的功底和耐心的经营，使得书稿在很多方面都有所突破：对唐代乐艺系统、机构建制等进行了系统梳理，特别考察了(武德)内教坊、教坊、梨园、仗内教坊等机构的发生、发展；对名目繁多的宫廷艺人的编制、职能、活动做了较为的归纳；明确了宫廷女乐、内园小儿等的归属。行文中书稿指出并订正了长期流传于学界的一些错误观念。这是文献学的创获，也为后来唐艺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就唐艺学意义而言，这部书稿可谓首部乐艺机构研究专著。其突出特点在：不满足于精审的文献梳理，而是在此基础上，将机构各层面的探讨、延伸对应到文艺活动诸层面。这样，整个研究就活了起来，也使文献研究具备了更深层次的意义。通过各乐艺机构的职责、功能等考辨，揭示了它们与唐代乐艺发展的关联。如对梨园、法曲、官伎、北里市井伎等进行考辨，清晰地说明了词的发生、发展、传播、表演等的主要因素和途径，这是以往治词者容易忽略的，有助于完善词史的描述。又如对教坊、散乐的考察，揭示出了通常戏曲史描述忽略之处。

书稿的视野又是开阔的，在重点描写中央的乐艺机构之外，还介绍了由此所衍生的、分布于各节度使幕府的官伎，介绍了长安北里的市井伎，并探讨了上述两种乐伎的设置、变化、管理等情况。这显示出书稿小中见大、由点及面的构思，以及从一个侧面揭示唐艺辉煌的制度原因的企图。

王立这部书稿，是以她的博士论文为主体修订而成的。她的专业基础很好，对于研究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是她的博士指导教师，论文写作期间她因为同时要处理一些事务，论文做得很辛苦。但是她精力充沛、动手能力很强，总能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如期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了答辩。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好评，我个人也很满意。

现在王立的论文能够出版并广为学界所知，我感到很欣慰。

王立后来移居加拿大，我希望她的人生之路越走越好，也祝愿她前程远大。

2015年3月10日于马来亚大学

序三/董希平

盛唐气象一直是关注中国文化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对于盛唐气象本身的描述及其成因的探讨，学术界的相关成果也很丰富。然而，眼前这部《唐代教坊考》，还是让人不禁产生耳目一新的惊喜之感。

唐代诸乐艺机构是行政管理工具，但因为其管理对象的性质，于是又具备了影响艺术发展的能力；乐艺机构的管理对象——乐伎，本身既是唐代歌舞、文学等艺术的传播者，又是载体，在某些特定时间或场合，又是创作的参与者；如此，管理机构—乐伎—艺术作品，三者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影响关系。该书正是以此关系作为行文框架，细致论证诸机构的沿革、建制、运作，进而描述其所管理艺人的活动，兼及对相应艺术形式的影响。

如此缜密的分析之下，盛唐气象的辉煌似乎才有了更合理的解释，尽管话题仅限于艺术，甚至是艺术的一小部分：一代艺术的繁荣，民间影响不可或缺，中外交流功不可没，作者们的天赋更是根本，但是相关制度的影响，恐怕也不可忽视。

从制度层面入手考察文学艺术的发展并探讨其规律，前人时贤已多有创获，如《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程千帆)、《唐代科举与文学》(傅璇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李剑亮)、《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马自力)、《唐代铨选与文学》(王勋成)等等，都是开一时风气的作品。但该书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成功突出了自己的独到之处：抓住"教坊"这一核心，有条不紊地由中心而分支、由中央而地方，考察其沿革、活动，直至辨析所辖乐伎活动及诸艺术现象，高屋建瓴，视野开阔，虽线索繁杂却丝毫不乱。让人认识到，唐代艺术浪漫恢弘气质的养成，教坊制度的"顶层设计"功不可没。

该书文献功底扎实，考证严密，基于此而得出的若干结论，或可修正之前已有的看法，或可为以后探讨提供新的参考。该书的研究方法以及由此而推断出的若干结论，会对唐代文学艺术研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该书的作者王立女士，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对于文化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和她的爱人李永田先生，曾经有过若干学术合作。他们夫妇性格豪爽，为人厚道，是我能够畅快聊天的朋友。后来王立申请攻读硕士研究生，我有幸忝为指导教师。在众多同门中，王立聪明能干、乐于助人，受到大家拥戴，大家有事也乐于找她帮忙，是研究生中的"大姐大"。她选择了唐代乐伎这个题目进行硕士论文的写作，博览众书，刻苦努力，论文完成以后得到了评委的好评；经过修改，发表在《读库》，也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硕士毕业后，王立申请到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随潘碧华女士攻读博士研究生，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学研究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相当的影响，潘碧华女士也是具有很深造诣的学者，我很看好王立的学术前途。果然，现在她经过修订的硕士、博士论文《唐代教坊考》成书，书稿发来，我看到了王立的辛勤工作，也看到了她的巨大进步，并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王立现在定居加拿大，文化研究与教育一直是她感兴趣并从事的行业，如果可能，我希望她能够继续唐代教坊研究这个题目，对教坊等机构的活动产生于特定文学艺术现象和形式的影响，继续进行细化和深入研究，并进而将领域扩展到唐代其它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探讨上。

是为序。

2015年3月12日

后记

读硕士时，董老师手里的课题是关于宋词演唱，同门几人纷纷试图跟从。彼时尚未写过论文，初生牛犊，妄想先写歌伎，再写演出形式。和老师说题目，老师说，太大，你作不了。缩小到演唱的主体——歌伎。又和老师说题目，老师还是说，太大，你作不了。补了一句，先查文献再说。从宋代文献入手，看了没多久，就被纷繁的各种伎的名称冲昏头脑。溯本求源，看唐代文献。经过两个月密集查阅文献、作摘录、分类，逐渐有了头绪。再和老师说，作官伎。老师许。于是，原本想作宋代的我，留在了唐代。

这一停留，便是六年。写官伎时，顺带写了市井伎，但不敢碰教坊伎——各种教坊、还有梨园等等，太凌乱、复杂。申请博士时定研究课题，在董老师的鼓励下，选了教坊伎。重新翻阅文献。等到作完文献摘录分类后，头脑里已经不能再装任何其他事务，满脑子的拼图碎片。它们仿佛自行构建了一个小宇宙，在我的头脑中旋转不停，从我眼前转过，想抓又抓不住。急切地看各种相关研究著作，不放过任何一丝能启发思考的线索。真是食不知味，夜不能寐。相信任何一位写过博士论文的人都有同感。记得某夜梦中忽醒，对玄宗内教坊与左右教坊的关系赫然明了。就这样一点点地从文献中找到答案，将唐代宫廷、朝廷的各类乐艺机构梳理出来。大脑也仿佛被拎出来，重新摺叠后再放回去。

论文初稿二十万字。交给潘老师审阅，老师说，学校要求论文字数不能超过十万，改了样稿示我。近一年来建立起来的大厦瞬间轰然坍塌。好在地基在，砖石在，还可以重建。老师审过二稿后，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学校要交英文稿。英文及时稿还是被否定了。委托学英文的同学帮忙修改的第二稿亦未获老师首肯。老师督促一定要找英文是母语的编辑修改。恰好此时已搬家至温哥华，辗转找到编辑杰夫。杰夫和我坐在咖啡馆里一句句地改论文。他先看，如果能看明白，就直接对修辞、语法进行修改。可他往往不明白，就要解释给他听。杰夫很认真，遇到他认为逻辑性不强、不能说服他的，坚决不改，一定要我先改写。有时候一句话能讨论一个多小时。历时三个月的地毯式讨论之后，文稿又大改了几次。

外子支持我读书求学，虽然他认为这些纯属兴趣所致。他说：某一领域内全职工作五年以上便可算专门人士，您现在也算是乐伎专家了。我谨慎地指出，只能算唐代的。参加过一次宋代文学年会。组里前辈们讨论的问题我皆懵懵懂懂，等他们谈到唐代教坊时，才斗胆发言。前辈们赞扬我博学，我诚实地回答，陈述博士论文而已，其实也只懂这些。绝非谦辞。花了六年时间，仅对唐代从宫廷朝廷到地方民间的娱乐机构粗涉皮毛，得出的结论还不一定都正确。无论怎样，算是当代研究对唐代乐艺系统这个"无人地带"的微薄建设吧。

历史还原无止境，只能接近，却永难达到真相。一代代学人所做的都是盲人摸象，摸出来的结论多了，凑在一起，便离大象的本来面目近了。有时一闭眼睛，仿佛能看到唐长安的繁华热闹，歌舞不断。不免感喟，唐代真是欢娱的巅峰。那时候人们的生活与娱乐紧密相联，娱乐得又那么有艺术性，声色犬马皆不离声。惜其后乐艺一路消散，最终连秦楼楚馆也笙箫渐歇。当责编建议给书取个普及性的名字时，遂想到"欢娱的巅峰"。以此概括唐代的乐艺盛况，不为过。

2015年仲春，二酉书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