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为了写这本书，2000 年我曾到西双版纳作了长时间的采访调查，当时普洱茶没有今天这么红火。

世道变了，普洱茶火了，到处都是满嘴普洱茶的人。11月初，曾俊先生的普洱茶庄开业，邀我去小酌，偶遇《都市时报》记者张炜，她是昆明媒体人中为普洱茶吆喝嗓门较大的那位，听说《普洱茶记》也将修订重印，伸出舌头，舞动着兰花指，告诉我：“这是今年有关普洱茶的第六本书。”我跟许多认为普洱茶被炒得有一些过火了的人想法不同，广东的一棵老树荔枝都可以拍卖5 万人民币，云南伟大的普洱茶一斤为什么不能卖16 万？为什么就不能让四海之内妇孺皆知，每人都喝？普洱茶目前的这点“火”算什么呀？有清朝时候火吗？那时候满朝廷的人都喝普洱茶，都以拥有来自云南的普洱茶为荣，现在这么一点小打小闹，竟然就有人站出来说，普洱茶热该降温了，真让人匪夷所思。以普洱茶独步天下，敢于与时间对抗并消化了时间，把时间变成口味的不朽品质，你的这么一点点抬举它的小伎俩，就能将它捧杀了？笑话！真想回到清朝去。

说起来还真让人汗颜。普洱茶之热，并非由云南人自己掀起，可当别人捧着一颗心来(不管是喜欢茶，还是喜欢钱)，为普洱茶不惜喊破嗓门的时候，我们却屡有不和谐音。这书应出版社之邀重新修订时，不止一人跟我讲，书中引用邓时海的文字好删掉。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普洱茶没风靡的时候，有几个人能像邓时海先生那样为普及普洱茶不辞千辛万苦？有人说，邓先生叫茶问茶，是为了卖茶。我认为，如果邓时海先生靠普洱茶挣了大钱，也是应该的；如果他的著作中有一些与事实不符之处，也是可以原谅的，可以更正的。普洱茶能有今日气象，邓时海居功至伟，云南应该给他发勋章。

云南没有比普洱茶更伟大的商品品牌了，让我们一起宣传它、珍惜它，让它与时间一块儿永存吧！

雷平阳

2014 年4 月28 日 昆明

岁月的茶香

一

清人阮福在《普洱茶记》中说：“普洱茶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邓时海先生据此言说：“普洱茶早在唐朝已经远销到西蕃，那时的西南丝绸之路，实际上应该改叫‘丝茶之路’才正确。”

在邓时海先生的眼中，唐代茶圣陆羽在其《茶经》中，介绍了13 个省份42 州的名茶，却漏了云南银生城的普洱茶，这实在是茶叶史上一次遗珠之憾。同为唐代品茗大师的卢仝，在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云：“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对这名诗，许多茶学家均认为卢仝抒写的就是像“月团”一样的普洱饼茶。卢仝当时是否写的就是普洱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或许谁也不敢下定论。银生城远在蛮乡天际，作为河北涿县人，卢仝既不仕进，也未远游，普洱茶真能像天上的月牙照亮他隐居的少室山? 但从唐代宋代多产团饼茶的事实来看，卢仝写没写普洱茶倒显得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普洱茶或许是天下承接了唐宋团茶衣钵的茶类了。

在明清普洱茶极盛时期，作为茶叶的集散地，普洱有 6条“茶马大道”通向内地、西藏和国外，这6 条“茶马大道”就是邓时海先生所言的“丝茶之路”的主干部分。它们依次是“普洱昆明官马大道”，茶叶据此由骡马运到昆明，然后再被客商贩运往四面八方；“普洱下关茶马大道”，茶叶据此运往滇西各地及西藏；“普洱莱州茶马道”，茶叶据此过江城，入越南莱州，然后再转往西藏和欧洲等地；“普洱澜沧茶马道”，茶叶据此过澜沧，入孟连，最终销往缅甸各地；“普洱勐腊茶马道”，茶叶据此过勐腊，然后倾销老挝北部各省；一条是“勐海景栋茶马道”，此道是6 道中没经普洱集散的一条“外线”，即普洱茶商们直接深入普洱茶主产区勐海，购得茶叶后，直接取道打洛，至缅甸景栋，然后再转运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地。

6 条茶马大道，均以普洱为圆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雄性地延伸。它们除了把茶叶带向四面八方以外，那成群结队的马帮和贩夫走卒，也在克服了涉大川、翻高山、与瘴气流疾对峙、与匪患周旋的种种艰辛之后，把异地的布匹、盐巴、铁器以及种种生活理念和农耕技艺，带到了这一片远方的秘境。

天下没有孤悬之地，一声鸟的呼吸，一次大象的奔走，一声声孟加拉虎的啸鸣，凤尾竹下傣族少女的每一首歌谣，布朗山的每一个黄昏.它们都是利奥波德所说的“土地伦理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都能在迢遥的万里之外，用心灵感应，用目光凝视，用耳朵聆听。

如果真把“南方丝绸之路”改为“南方丝茶之路”，我是非常赞赏的。在约定俗成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地图上，其起点是四川宜宾(旧称叙府)，经秦代李冰所开五尺道，过昭通、曲靖，达昆明，然后又分两条，或往滇西北的大理并一直延伸，或往普洱直达东南亚。在宜宾至昆明这一条线上，路途很少旁出，是线性的，但在普洱和滇西北则呈网状，四面勾连散射。之所以有此气象，除地理因素外，茶叶贸易在其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云南省茶业协会主办的杂志《云南茶叶》1999 年第3 期上公布的“1998 年云南省20 个产茶大县(市)排行榜”，还可以让我们看到茶叶贸易的另一种力量。其排行榜依次是：勐海(6 909 吨)、景洪(6 708 吨)、凤庆(6 508 吨)、昌宁(3 842吨)、澜沧 (3 540 吨)、思茅(2 911 吨)、潞西(2 880 吨)、云县(2 873吨)、永德(2 859 吨)、江城(2 754 吨)、腾冲(2 420 吨)、双江(2 259吨)、临沧(1 905 吨)、景东(1 789 吨)、沧源(1 763 吨)、耿马(1 754吨)、盐津(1 705 吨)、南涧(1 629 吨)、景谷(1 464 吨)和勐腊(1 371 吨)。在此排行榜中，勐海作为龙头老大不足为奇，旧时的老茶区景谷和勐腊位置末尾，也可理解为时光的变迁，可对云南茶业稍具常识的人，都会发现20 个县(市)中有一“另类”，它就是盐津。其他县 (市)产茶可谓都是名满天下，盐津产茶，且位居勐腊和景谷之前，这却有些不可思议。

盐津产茶，应该说是“南方丝茶之路”的一个佐证。盐津地处滇川交界，扼“丝绸之路”入滇咽喉，在该县豆沙乡石门关一带，至今还保存着一截完好的“五尺道”。青石板上的马蹄痕，深达数寸，弯下腰，还可掏出大把大把的腐叶和杂土，也可想象出昔日往来马帮行走的热闹景象。据民国时期陈一得先生编纂的《盐津县志》及《乌蒙纪年》一书记载，在明清时代，盐津只须设卡收税即可维持县治。李冰开五尺道，圆了秦国江山关中、四川和云南“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之梦，却也从此把云南与中原连在了一起。盐津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地，客观上就见证了云南与内地的经济往来。普洱茶作为贡品，必经盐津，方能入京师，一队队由昆明、曲靖、昭通辗转而来的马帮和挑夫，必经盐津，方能去四川或者中原。1940 年，中茶云南公司在四川宜宾设办事处“集散”云南沱茶即是好的佐证。云南茶，四川盐，在此向两个端极不停地流淌。昭通地区大多数县(市)不产茶，为何就盐津和其周边县份产茶，如果仅从地理和气候的角度去推断，是不确切的。众所周知，盐津的盐矿储量并不具备开采价值，可由于旧时盐巴所展示出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盐津也曾开盐井采盐。在清代学者檀萃所著《滇海虞衡志》一书中，曾把茶叶称为“大钱粮”；在《普洱府志》中则记录了清政府收取茶捐的具体数目，这些史料地体现出了当时茶叶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价值，盐津南接昆明涌动的茶市，北交四川茶区，又有中茶云南公司于宜宾作“策应”，岂有不受影响之理? 今《盐津县志》载文称，盐津之茶，先乃小叶种，后改为大叶茶，且由此品种之改，产量提高了20％。

大叶茶的故乡即今西双版纳和思茅等地，盐津引种，“南方丝茶之路”之说，也就有根有据了。我们由此也可以这么讲，在清代以前，或许正是因了欣欣向荣的茶叶交易，更大限度地把云南高原牢牢地维系在了“南方丝绸之路”这一经济黄金网络之中，并使之没有彻底的被世界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