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挑战》

第3章 与病魔抗争

就在那一刻，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我感觉恐惧油然而生。是的，我的确得了癌症。

我在墨西哥的时候，及时次发现了腋窝下的肿块。当时，我正在浴缸里泡澡。

那天，我刚上完普拉提课程。任何做过平板支撑的人都知道，运动后，腋窝疼痛和胸痛是难免的。我躺坐在浴缸里泡热水浴，希望能让劳累24小时的自己放松下来。我按摩着身上疼痛的肌肉。这个肿块有1美分硬币那么大，就在腋窝中间。我的本能反应是往后靠了一下，心想可能就摸不到这个肿块了。可是，我还是摸到了。这个肿块已经长在那里了。我心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感觉一切正常啊！我刚照过乳房X射线，而且我现在还在度假呢！”

我转念一想，还是不要瞎猜了。两天后，还是在洗澡时，我发现肿块依然没有消失。我告诉弗兰克，我们回去后得去看医生。

我原本在两个星期后预约了常规的体检。不过，我比较担心自己的状况，就提前给医生打了电话。她认为没什么大碍，她知道我之前刚做过乳房X射线检查，但她还是建议我再去检查一下。在医院里，她体查了我身上的肿块，并告诉我：“我觉得，这不会是恶性的。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做一下活体检查比较好。”她一再向我保障。活体检查的时间很短，也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疼痛。我再次把这件事情抛在了脑后。

我是2009年2月20日去检查的，检查项目很多。按照约定，我需要在上午9~10点到达医生的办公室。检查完之后，我将前往三藩市中心的彭博电视台接受采访。之后，弗兰克、我的好友黛博拉 鲍克和我准备一同驾车前往加州萨克拉门托参加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我要在那里发表几场演说。到了医院之后，我还在满脑子想着当天的行程。我在想，看完医生后，我得回家和黛博拉、弗兰克稍微休息一下。当时，我的行李都收拾好了，正准备随时出发。

萨拉 沃森医生通常很准时，但那天她却没有准时来见我。我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病号服，在一间冰冷的检查室里等到了上午9点15分。她还是没有来。上午9点30分，9点40分，我开始有点儿担心起来。上午9点45分，沃森医生进入了房间。她脸色苍白，坐了下来。她连声说不好意思，说她之前一直在电话中确认不好的消息。“你得癌症了。”她告诉我，“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癌。不过，我们需要马上检查。”

听到这个消息，我虽然有些意外，但也觉得一切在意料之中。我的外婆在我妈妈10岁的时候就死于胃癌；我的姨妈一直在和乳腺癌做斗争。从小到大，我在潜意识里就一直有某种感觉，自己某24小时也可能会得癌症。也许，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恐惧。就在那一刻，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我感觉恐惧油然而生。是的，我的确得了癌症。

我觉得头晕恶心，甚至都站不稳了。但我想让自己尽可能地保持平静。每次碰到突发情况时，我总会做一件事情：冷静思考。由于沃森医生说她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癌症，所以我就算想要提出更多有关诊断的问题，也无从开口。我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以实际和辩证的角度看待一切。回想当时，我提出了一些看似非常明显的问题，其实我是想尽快明白到底该怎么去解决。“我需要化疗吗？”“是的。”“我需要手术吗？”“需要。”“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我不知道。”

沃森很快给我列出了我需要做的化验和要见的医生清单。一旁的我，感觉庆幸，毕竟她知识渊博，具有专业的素养和经验，知道我该去找谁。我的生存本能要求我努力地关注一点：接下来我必须要去做什么。当时，上午10点已过。

她写完这张清单后，我说：“我知道不该这样说，但是我必须得在15分钟内离开。我需要在离开前进行宫颈抹片检查。她听我说完后吓了一跳，但还是很快给我安排了检查。在她操作的过程中，她给我提出了一条非常中肯的建议。

“卡莉，目前你最重要的事情是决定是否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沃森说：“如果有人突然想要打听你的消息，或者想要告诉你他们的事情，你不要觉得意外。你要知道，你永远有权利说：‘够了，我自己能应付！’”

她还告诉我，可能会有很多人无法接受我已经患癌的事实。这些人中，有的会逐渐远离我的生活，有的则会带给我惊喜。他们会一路陪伴着我，直到战胜病魔。

时间将会告诉我她所说的是否正确。一旦你公开了病情，一切都会发生改变。人们都将把话题集中在你的身体状况上。曾经受过这种病症折磨的人，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家人，会觉得和你有同病相怜的感觉。这些陌生人会和你交流他们自己的病史和故事，并对你表示出真正的关切。

很多关切都是温暖人心的。但当你生病或者感到恐惧时，这些关切和担心就会成为你的负担。

离开医院之前，萨拉医生又给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她随手给我开了一瓶安眠药说：“它可以保障你有充足的睡眠。”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我曾经于198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见过黛博拉 鲍克。当时我在美国电讯电报公司工作，靠着自己的实力受到提拔，当上了经理。之后，公司送我去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黛博拉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于是，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但一直保持联络。2005年，我离开惠普公司后，黛博拉和我决定成为商业合作伙伴。我们的丈夫都认为，合伙做生意肯定会影响彼此的交情(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2007年，我们成立了“卡莉 菲奥莉娜公司”。那天早晨，我去看完医生后，按照约定，黛博拉要先陪我去彭博电视台录制节目，然后再和弗兰克两人轮流开车带我去萨克拉门托。我从医院出来时，就给黛博拉打了电话，告诉她，我生病了。

接电话的时候，黛博拉正坐在我家门前的车里，等着我回来。和往常一样，她比约定的时间提早到了。我问她：“我该怎么办？”我很担心自己的情况，但是我更担心的是弗兰克。我该怎么告诉他？我是否应该按照原先的安排去参加在萨克拉门托召开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我在医院里刻意保持镇定，但此刻，这些情绪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我再次问黛博拉，这次我的语气更加急切了，“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我和黛博拉之所以合得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性格很像。她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后，感到很震惊。她告诉我，她会尽一切所能帮助和支持我。然后，她说到了非常实际的问题：“卡莉，如果你不能去萨克拉门托的话，我觉得问题也不大。没有人会责怪你。”黛博拉接着说：“但是，你要想清楚。如果你不去，你和弗兰克两个人就会整天坐在家里，手握着手，不断地焦虑。那样的话，也不见得对你有帮助。”

很快就要到家了，我又想了想黛博拉的话。她是对的。所有的检查都要等到星期一才能去做。在这之前，我也没法做其他的事情。如果和弗兰克待在家里，整整48个小时，什么都不做，我只会胡思乱想，这样也不见得好。回到家后，我就和弗兰克在客厅里坐了下来。一年半以后，也是在这个客厅里，警察通知了我们洛丽的死讯。我告诉弗兰克，肿块是癌症。但是，医生们不知道是什么癌。我想着黛博拉还在外面的汽车里等着，就赶紧把话题转到了当天的重要问题上：我们还应该去萨克拉门托吗？

对此，弗兰克一开始表示了反对。他担心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立即否定了他的想法。对于我要去和已经有三届任职经验的芭芭拉 博克瑟竞选，人们本来就有诸多猜测。我当时已经在认真地考虑参选了，去参加萨克拉门托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就有机会碰到很多活动家和潜在的捐助者。我要去做几场演讲，包括在星期六的早餐会上做主题发言。对我而言，有事可做，就能让我不去想自己生病的事。我还告诉弗兰克，我们要出席这个大会的消息已经传开，如果我没到场，人们肯定会有更多的臆测。以后，再想要对公众说明我的病情，就很难解释了。

，弗兰克妥协了，我们一起出发去了萨克拉门托。弗兰克一直深爱着我，对我照顾有加。到达会场后，演讲就开始了。整个周末我们几乎都是连轴转，忙着和不同的人见面、互相介绍、在招待会上寒暄，在演讲中交流。那个时候能有事情做，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这样，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那个周末对弗兰克而言，则非常难熬。我在忙着工作的时候，他也在忙着到处打电话，告诉其他家人我生病的消息。最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对我的病况了解甚少。我感到很不舒服，在淋巴结上也查出了癌细胞，这可不是好的征兆。但我们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么一点儿有限的信息了。

我曾打算把出席这次大会当作一次和政界人士相识的聚会。我也曾预想过，当人们问我是否要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我也可以给出很肯定的回答。而如今，我的癌症诊断结果强迫我暂时无法给出坚定的答案。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去参加竞选。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复原，我连自己能不能活下去都不再肯定了。那个周末，我并没有向人们表现出我能打败芭芭拉 博克瑟的决心。我感谢大家，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告诉他们，我还在考虑中，没有最终决定是否参加竞选。

因此，当2009年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我的身体情况并没有改变我对加州的别样感觉，即便有宿命论者说加州注定是政治家的“滑铁卢”，即便加州的债券评级低，人均资本预算赤字位居美国较高。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加州人口外流严重，数目高达400万。这里的房价很高，学校质量一般，道路坑洼不平，就业前景黯淡，很多年轻的中产阶级家庭纷纷决定离开。高昂的税收和不堪的监管负担，也让企业不断付出。

可以说，加州的中产阶级已经纷纷远离这个地方了。只有穷人和富豪选择留在这里。几年以后，这种现象和贫富差距将会成为让自由派人士头疼的头等大事，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虽说如此，当时在的治理下，2009年的加州还算不错。2012年，当奥巴马总统和自由人士在讨论加州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中产阶级远走他乡的原因时，认定这就是因为保守的管理政策所致。面对这样的论调，我实在无法苟同。事实上，我认为，加州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恰恰是自由主义政策盛行的结果。

5年前，你要是对身为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我说，我将会参加2009年的美国参议员竞选，我肯定会觉得这是玩笑话。事实上，当年有人建议我弃商从政的时候，我的确笑过。掌管惠普这家全球财富前20名的跨国公司，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我也深刻地从中吸取了很多有关个人发展和前途的教训。我对于自己所做的决定非常满意。我也非常明白自己对惠普公司所做的巨大贡献，尽管人们曾经公开抨击过我。但是，当我们真正经历过被诋毁的感觉后，就会明白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其实并不能界定自己、左右自己。是我们的选择和行为，而不是外界的声音，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我曾经犯过错误，但我知道，我已经以正当的理由尽可能地做了我自认为正确的事情，我就心安理得了。当我从惠普公司离职的消息铺天盖地时，我因为明白我是如何用自尊和良心捍卫了自己的抉择，因此依然能骄傲地跟他人分享这段经历。当我在写回忆录《勇敢抉择》一章的结束语时，我写道：“我的灵魂是我自己的，如今的我心静如水。”

我也知道在政府过度干涉的时候，企业有多么脆弱。我的从业经历告诉我，员工和顾客都很重要。我知道我们需要对公司董事会和股东负责，我只是没明白究竟需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来和政府打交道，无论是地方政府、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在美国国会工作的某些人认为，当我还在惠普公司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征收互联网税。然而，如果开始征收名目繁多的互联网税，不断提升税收代码的复杂性，并在网络中加以推广，就会明显加大与互联网有关的一切运作成本。我知道，这对惠普公司而言，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惠普公司有上百号律师和会计师供我调遣，一同理顺政府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很多小企业来讲，这无异于灭顶之灾。

那个周末，我在萨克拉门托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从我个人的从商经历出发，分享了我的政治观点。对我而言，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就是责任和机会。按照我的看法，没有什么能比责任更好地区分商界和政界的运作方式。萨克拉门托公共雇员联盟多年来积攒的财政收入不足和政治争夺问题，让整个加州政治体制陷入瘫痪。尽管，华盛顿成功地掩盖了这一史无前例的赤字问题。美国国会为此还通过了一项篇幅长达1 000页、价值约为8 300亿美元的开支账单，其实这份账单没有人能看懂，也唯有如此，大家才不会追问这些钱的具体流向。

我告诉美国国会代表，你可以想象有一家公司，每年从政府索取和获得的拨款都比上一年更多，而这家公司内部却没有明确的赏罚机制，无论效益好坏，员工都是吃“大锅饭”。这家公司没有竞争者，他们的客户也没有其他的替代产品或者供应来源。，这家公司还无法向投资者交代他们投入的资金去向，钱怎么花的，花在了什么地方，这些问题全部无从知晓。对于纳税人而言，我们就是政府的投资者和顾客。除了面对政府，没有哪个投资者或者顾客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大家要求的是一个将责任落到实处，信息透明公开，绩效评估公正的政府。

我也从亲身经历中了解到机遇是多么的重要。当我在一家只有9名员工的小机构里担任秘书时，有两个人告诉我可以做点儿别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机会。但是，机遇不会从天而降，政府有权利创造机遇或者扼杀机遇。加利福尼亚曾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商业重地，这里欢迎每一位拥有良好商业理念、富有创业热情的企业家。但如今，这种优势已经不再。从创业的环境来看，加利福尼亚的商业环境是整个美国最不利于创新的。这是一种难以治愈的内伤。我们有义务为创新者、企业家和小型企业主提供更加便利的环境，帮助他们实现梦想，为人们创造就业机会，激发人们的潜能，从而让整个社会受益。我们需要的就是能够开启人们潜能的领导力。

我本以为这个周末将是我踏上政坛、准备领导加州的及时步。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人生处处充满变数。我一边向代表陈述我们所在的州和所在的国家在正确的领导下，能够做些什么，一边环视四周，我发现弗兰克已经不在那里了。

他在外面的公园里，来回踱步，他对我得知自己得了有可能丧命的癌症后，竟然还能泰然自若地向大家发表演说感到非常不解。

从萨克拉门托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平复了很多。对诊断结果的震惊也在慢慢消散。路上，弗兰克、我和黛博拉制订了下一阶段的计划。我最恐惧的就是癌细胞已经转移，这一点恐怕也是弗兰克最难以承受的。我们不知道癌症的性质，也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癌症的原发病灶。我在黑暗中想象着自己浑身长满肿瘤的样子。我们商定，回去后要做的及时件事情是和我的好朋友、斯坦福癌症研究所的肿瘤学家岚嘉娜 阿德瓦尼碰个面。我和岚嘉娜的丈夫曾在惠普公司共事，后来就成了好朋友。我得癌症了以后，岚嘉娜一直对我关怀备至。从萨克拉门托回来后的那个星期天，她就来看望过我。她对我进行了检查，并告诉我，她觉得癌症并没有扩散。“我觉得这是乳腺癌，我们能治好的。”她对我说，“不过，你得做了化验后才能确诊，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那天晚上安心地睡了一个好觉。

周一上午6点30分，弗兰克陪我在斯坦福医院接受检查。在我腋窝里发现的肿块，有可能是各种类型肿瘤转移的结果。所以，医生得用排除法确诊。他们要我做的及时项检查是全身的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摄影(PET)。我喝了好几加仑的药水，然后颤抖着躺着冰冷的仪器上，恍如隔世。

经过好几天的各种扫描检测，包括核磁共振和乳房X射线检查，我们最终有了比较确定的诊断结果：就是乳腺癌II期，因为在我左乳的肿瘤还比较小。不过是恶性的，已经转移到了淋巴结，而乳房X射线检查并没有捕捉到这些转移的癌细胞。显然，我很幸运。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之后，美国健康和社会服务部改变了乳腺癌的筛查程序。他们建议女性每隔一年做一次乳房X射线检查，告别了过去的自我检查模式。奥巴马政府认定，这一程序的改革能够较大程度地减少虚假病情警报和检查成本。美国健康和社会服务部声称，原先的旧程序给女性带来了太大的创伤，引起了不必要的关注，所以要施行新的政策，这让我觉得很愤怒。他们口口声声说，女性很坚强，可以应付这些。但要是我遵守了这些规定，可能现在已经小命不保了。

我的左乳有肿瘤，右乳有癌前病变细胞。虽然癌细胞已经转移至7个淋巴结，但预后情况良好。医生们建议我做双乳肿瘤切除手术，去除癌变组织，而不是做全乳切除手术。当时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让我后来很后悔。2008年3月2日，我接受了手术。之前，我已经决定要在手术时对外界公布我的癌症情况。考虑到外界对我要竞选参议员的种种揣测，我希望能明确地知道：当消息传播给大众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状况。因此，黛博拉已经提前拟好了当时我们准备要的第二份声明。

几天后，医生给了我更具打击性的消息。在手术中切除的癌细胞组织边缘，也发现了癌细胞。医生们对此很不放心。除非切口非常干净，否则他们无法肯定癌症是否会复发。这个消息意味着我不得不接受更多次的手术，同时推迟化疗的时间。

第二次进行手术的时候，我的心情比较低落。当时，我一个人躺在担架床上，等着进入手术室。眼泪无声地掉下来，一个我不认识的护士走进来，握着我的手，用关切的眼神看着我说：“我知道现在是你非常艰难的时刻，但一定会好起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眼神，却极大地鼓舞了我。在与病魔的抗争中，我受到了很多陌生人的恩惠和关怀，这个护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可以说是我人生黑暗时刻的一缕阳光。

得了癌症以后，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和医生们聚在一起商讨病情。他们个个表情严肃，不停地告诉你他们推荐的医疗措施存在风险和副作用。病人对他们的病症已经感到恐惧，你还要强迫他们坐下来仔细聆听治疗中可能出现的新状况，这简直就是折磨。医生们建议我，除了化疗，还要进行放射性治疗。他们告诉我说，虽然我的身体能够承受放疗，但放疗有可能会引发继发性肿瘤。如果我不幸得了继发性肿瘤，情况就会变得非常麻烦。

面对这些信息，弗兰克和我不知所措。我的预后状况良好，但我们获得的所有信息都是负面的。不过，有两件事情还是让我感到非常幸运。一件事是，岚嘉娜就像是我的守护神，她不仅是一个肿瘤学家，也是一位乳腺癌康复者。她有能力帮助我，让我知道即使这些信息很恐怖，让人感到困惑，我们依然要往乐观的方面去想。最重要的是，她一直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每次化疗都是她在陪伴着我。她陪着我在医院里度过了无数个艰难的夜晚，虽然她身为医生，工作非常繁忙。她给我的恩情，我无以回报。

另一个幸运是，我在面对问题时，已经养成了从容不迫的心态和进行正确判断的习惯。我意识到，医生往往关注于治疗的负面消息，因为他们觉得无论是从法律、职业操守，甚至是道义上都有义务把话说清楚。医生要求我做的事是了解风险的概率，从而更好地配合治疗。虽然这让我当时感到不堪重负，但我依然感谢医生们的坦诚。我很幸运能有世界上医术较高明、最尽职的医生给我治病。他们是我的主治医生罗伯特 卡尔森，我的外科手术医生弗雷德 德巴斯，以及我的乳房再造手术医生劳伦 格林伯格。他们充分了解我的情况，熟悉我的病情，他们能毫无顾忌地向我提出他们认为的治疗方案。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担心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有可能会威胁医患关系。当你在面对痛苦的消息时，比如可能攸关生命的诊断时，医患关系决定了一切。你的医生是你信任的人，是有资格给你提建议，也是最了解你的人。当官僚主义的做法和成本计算挡在了你和医生之间，整个治疗过程都将受到影响。面对这种情况时，人们很难心平气和地投入治疗。

治疗中，我最怕的一个项目就是化疗。我曾经听人说过化疗的痛苦，至少我以为我有思想准备。我担心自己的体力能否抵抗这种疲劳、恶心还有其他的副作用。医生们曾跟我说过，我的身体状况很好，足以应付化疗。他们给我开出了比较积极的化疗时间表，4个月内8轮化疗。第二次手术又一次拖延了化疗开始的时间。现在，让我最难过的是，医生告诉我，他们依然不能确定乳房肿瘤切除手术是否已经清理了癌症组织。我还得再进行一次手术，但是化疗的时间不能再拖了。因此，我得等化疗结束后，再进行一次手术。

化疗果然不同凡响。4个月内，我入院三次。及时次是接受大量的输液，与许多化疗病人一样，由于我无法承受化疗的副作用，我出现了脱水症状，一度进入危险期。第二次入院是因为我感染了肺炎。在化疗过程中住院三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我的第三次是为了输血。我的心脏在化疗期间，情况持续恶化，一度停跳。我们不得不停止化疗，赶紧接受心脏治疗。当时，真的是很难熬的时期。一直以来，我都是非常健康活跃的人，但是在化疗期间，我却常常在想，我还有没有可能康复。当我最终赢回健康时，那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我感觉，健康就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感受到了拥有健康的轻松自在。每当我不想去健身房健身的时候，我都会深呼吸一下，回想当时我虚弱到无法走完一条街时的状态。这就是我坚持健身的动力。如今能恢复健康，也是上帝的恩赐，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再把健康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7月底，我的手术结果没有达到医生期望的效果，但我感觉我已经受够了。 医生、弗兰克和我自己都尽了较大的努力。我实现了心中所想，也在精神上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我决定进行双乳切除手术。我不怀疑医生力主保留女性双乳的好意，也不质疑他们认定肿瘤切除术对我而言是最理想的选择，我也不会责怪那些想要力图保留乳房的乳腺癌病人。我只是不想继续接受这种治疗的方法了！我最终完成了8月的手术。

那年9月，我在圣迭戈参加由《财富》杂志主办的一场高端女性论坛，并和很多其他的癌症康复病人一起出镜。当时，我依然在接受日常的放疗，但还是出现在了镜头中。伊丽莎白 爱德华兹是一位乳腺癌复发病人，癌细胞已经转移，她也在镜头中露了面。我告诉人们，我很幸运，我是真的这样觉得。不仅是因为我战胜了癌症，而且从手术、化疗，再到放疗，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相信自己在被神灵保佑。当时，我住在斯坦福大学癌症研究中心附近，那里有最前沿的癌症研究成果和治疗条件。我有机会面对恐惧，战胜恐惧，重拾信心，重建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

最重要的是，我康复了。这真的是我的幸运。如今，我已经度过了术后5年危险期，这对于任何一个癌症病人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期限。乔治华盛顿大学医术的医生、医疗机构合伙人瑞秋 布雷姆、克里斯汀 蒂尔、南希 加巴和贝佑敏都一致认为，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

我在竞选美国参议员的时候，经常开玩笑说，我连化疗都经历过了，芭芭拉 博克瑟和政治似乎就不再那么难对付了。而今，我的放疗即将结束，我很清楚：在卸下世界财富20强公司首任女性首席执行官的这个头衔后，我已经做好准备开始新的征程。我要弃商从政，继续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中为争取自由坚持奋斗。这是一项值得我们去打拼的事业！我毫不畏惧，矢志不移。

得知母亲即将离世和从惠普公司离职成了全球各地新闻报纸的头条消息这两件事情，已经算得上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经历了。只是我没有想过，其实人生还有更多的挑战等着我。虽然我不希望任何人得癌症，但我很庆幸自己的人生有了这样一段特别的旅程。我体会到了亲人给予我的最深沉的爱，也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友谊的温暖、信念的救赎和陌生人的善意。

《向前一步》

第9章 “全能女人”是个神话

“拥有一切&rdquo